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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是解构主义，是对启蒙主义的批判，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基础主义”、“表象主义”和“普遍主义”
1．“基础主义”的要害是“霸权主义”。启蒙哲学独尊真理，贬抑其他知识。福柯揭示，真理同权力是不可分离的，没有真理，权力无法运行，真理为权力立言，权力以真理的名义行事。所以后现代主义强调“差别”，主张“多元化”，宣扬“异教主义”。
2．“表象主义”的要害是“认识论主义”，即以理性的、知识的和理论的态度看待一切问题，它不仅把“真理”和“科学”置于优先地位，而且主张只有掌握了“真理”和“科学”，才能实现普遍的人类解放。后现代主义借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对此进行批判，即认为不是意识、思想或真理决定一切，而是意识、思想或真理为人的社会存在所决定。
3．“普遍主义”的要害是“西方中心主义”，是西方推行其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工具，“普遍的人类历史观念”意味着全世界都沿着西方的道路前进，即“现代化就是西化”。以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为代表，包括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西方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局限性，觉察到了启蒙思想中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利奥塔、罗蒂、福柯等哲学家都对“普遍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详见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12月）
后现代管理模式的核心是消解、破坏和批判现代管理思想，尤其是科学主义模式的思想和方法，主要表现为对管理的理性主义和管理的普遍主义的否定，反对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和公式来阐释和衡量现实世界，在方法论上反对管理学研究的独断论和实证技术方法的霸权。（罗珉：“管理学发展模式的现代性、超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经济管理?新管理》，2006年4期）
但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使命只是批判和解构，通过后现代主义并不能完成“建构”的任务。因为，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之后，任何标准都没有了，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由此必然陷入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前者是关于知识（真理）的相对主义，后者是关于实践（解放）的相对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中，启蒙的两个伟大理想（真理和解放）随着主体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
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管理学家和流派相互之间有着不小的差异，有些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他们各自从不同方面对管理启蒙以来的管理理性主义传统提出了不同性质的问题，有些是建设性的，有些是挑战性的、解构性的和颠覆性的，但其中没有任何一位管理学家把自己的理论视为彻底瓦解这一传统的“思想武器”，也从未声称能够全面取代管理理性主义在组织及其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