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实施,由于特殊国情及多种因素影响,在国有企业转型与改革中,出现诸多问题及滞后反应。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国有企业问题及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对国有企业外部效应进行粗浅分析,以期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有所裨益。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快速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形成了门类齐全、比较完整的国有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与推进,国有企业领域有所调整,仍在经济总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目前,国有企业在资产总额、销售收入、实现增加值和利税以及国家财政收入方面,均占国家总量的一半左右,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国有经济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对巩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引导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随着市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等诸多矛盾和问题日渐显现,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样作为企业,我们更应从企业本质及企业治理角度进行分析,矛盾与问题则集中在国有企业运作的外部性上。那么,什么是外部性?外部性就是指社会成员(包括组织和个人)从事经济活动时,其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该行为人承担,也即行为举动与行为后果的不一致性。我们在其他成员受益时,称为外部经济;其他成员受损时,称为外部不经济。国有企业外部性主要表现为:
1、经营者主导国有企业行为的外部性。由于经营者主导国有企业,使经营者行为也同时体现为企业行为。主要有:
——作为国有产权的一级代表政府选出的二级代表,企业经营者应拥有相应的权利。而事实上,经营者并不拥有充分的资源使用与最终分配权,导致经营者自身以及经营者对内激励不足,经营者在追求职务消费等私利的同时,因监测成本高昂而疏于监测,企业行为更多地处于被动应付状态。
——由于现存的投资体制与企业运作本质上不相一致,经营者追求职务享受及个人升迁等私利,努力使坐拥的企业资源充足,表现为企业对投资的竭力争取。在对投资效率考核监督不足的情况下,企业低效率规模扩张加剧了未来经营的难度,而经营者却可获得私利和其他方面考核评价。
2、集体领导下企业成员行为的外部性。在国有企业运作管理不完全企业化的情况下,我们的干部考核办法也与企业本质要求不相一致。无论管理人员还是普通职工,都存在显性与隐性的外部性。——当某一成员的经济活动会使其他成员受益,而他自己却又不能由此得到补偿,那么这种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外部经济”。例如,某个管理人员由于其才干和努力,使企业资产成倍甚至成十倍地增加,国家和企业其他成员的收益有了明显增长,而该管理人员在经济上却得不到与其劳动成果相应的补偿或激励不足。
——当某一成员的经济活动使其他成员的利益受损,而又并不为此进行相应的赔偿,那么这种活动所导致的影响就是“外部不经济”。例如,某职工工作不认真负责,给企业带来实际经济损失。但是,该职工为此只付出很小的代价或并不付出任何代价。
——形式上的工效挂钩导致实际激励不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企业普遍推行各种挂钩考核办法,但往往存在先天性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不足,加之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管理人员和普通职工在同是主人的自豪感中,却在研究着“个人小算盘”,普遍地存在“搭便车”心理。
3、政府支配国有企业行为的外部性。我们常常以为国有企业外部性就是上述两个方面,实际上政府支配国有企业行为而形成的外部性,是前述两方面诱因之一和加深。无论结果是外部经济与不经济,在国有企业外部性中占有很大比重。
——由于国有企业始终处于政府安排的框架下,取得了一定的扶持政策。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国有企业往往以维持生存和局面为目标。对国有企业而言,争取扶持政策的收益近乎是净收益,不利于公平和规范经济环境的建立,是外部不经济而成为社会抨击的焦点。但这只是其一。
——由于国有企业与生俱来就定位为“全民”企业,也由于政府将其视为实现目标的手段,使国有企业受到产权上惯性思维和政府政治目标的干扰。在解决就业、兴办社会服务、建设地方公共设施等方面承担了大量义务的同时,负担摊派性收费以及“政府请客,企业买单”的额外费用,对当地和社会而言,创造了显著的外部经济效应。与其他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承担就业和稳定、大量社会公益及在税费上贡献,却是隐性的。
因此,我们一方面研究国有企业存在着大量外部不经济引发的效率低下等难题;另一方面,也不应忽视其承担的义务和做出的贡献,特别是为其他企业发展而承担的国家和全社会性的义务和负担。从分析中可以发现,国有企业外部效应的根源在于:固化且物化的国有资本制度、职工身份的员工制度、超资本性的非规范管理办法、以及基于国有产权上的扶持政策与社会义务和负担等。可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已成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最关键的环节和最急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