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四、三阶梯管理VS恩格尔系数
恩格斯有句名言叫“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恩格斯的话不只适用于技术的进步，而且也完全吻合于企业管理史的发展。当我们以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社会需要的标尺时，将会获得惊人的发现。
何为恩格尔系数？答：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100%
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1857年在对美国、法国、比利时许多工人家庭的收支预算的调查过程中，发现了关于工人家庭收入变化与各方面支出变化之间的比例关系的规律性，该规律表明：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就下降；用于住宅建筑和家务经营的开支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大体不变；用于其它方面的开支如服装、交通、娱乐、卫生保健、教育等的支出和储蓄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就会上升。因此，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透过恩格尔系数看三阶梯管理。我们先将恩格尔系数分成高、中、低三个等级，则相应的市场经济社会也有落后、中等、发达三个档次与之一一对应。
恩格尔系数处于高位，多数居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最大，其主流需要为生存的需要，它表明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其主要任务在于怎样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出去满足居民的衣食住行性需要。如此的现实需要反映在企业管理史上，势必将理论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以构建一个高效率的企业组织为已任的制度管理，也就是高位的恩格尔系数对应于落后的市场经济社会，对应于生存的主流居民需要，对应于制度管理。客观的企业管理史正是这样，其代表人物、代表作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法约尔的《工业和一般管理》。
恩格尔系数处于中位，多数居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其主流需要为相互关系的需要，它表明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居民丰衣足食，其主要任务在于怎样让居民过得温馨惬意，快乐开心，有情有调。如此的现实需要反映在企业管理史上，势必将理论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以培养员工对企业组织的情感为已任的情感管理，也就是中位的恩格尔系数对应于中等的市场经济社会，对应于相互关系的主流居民需要，对应于情感管理（我们常说的小资情调可以作为这种对应关系的佐证。为什么说小资情调，而不说蓝领情调或大资情调？小资不多不少的收入水平使之既不必像低收入的蓝领那样，整天为了一日三餐而累死累活，吃饭第一，活命第一，顾不上情调；也不能像财大气粗的大资那样，满脑子的事业，满嘴的成败得失，无暇他顾。小资论钱有点小钱，衣食无忧；论时间精力多的是，远大的志向谈不上，只好寄托于卿卿我我，缠缠绵绵。“竹林七贤”之一，西晋人王戎的一段话，则更是小资情调的最好说明，虽然那年月还无所谓小资。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子立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客观的企业管理史正是这样，其代表人物、代表作为梅奥的《工业文明史中人的问题》，麦克雷戈的“X理论----Y理论”。
恩格尔系数处于低位，多数居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降到最小，其主流需要为成长发展的需要，它表明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很发达，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宣告诞生，其主要任务在于怎样使居民张扬个性，尽现风采。如此的现实需要反映在企业管理史上，势必将理论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以提升企业的创新效率，超越自己为已任的创新管理，也就是低位的恩格尔系数对应于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或知识经济社会，对应于成长发展的主流居民需要，对应于创新管理。客观的企业管理史正是这样，创新管理方兴未艾，严格意义上的代表人物、代表作虽然没有，却可以暂用熊彼得的《经济发展理论》充当。
恩格尔系数由高到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由低到高，居民的主流需要由生存到成长发展，企业管理理论的研究由制度管理到创新管理，一步一个台阶，一共三个台阶，合在一起就是三阶梯管理。从中我们看到，创新管理日已成为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大势所趋和龙头。有鉴于此，我想就与创新管理研究息息相关的3个话题多说几句。
1、知识经济以创新为主。以我的理解知识经济就是脑力劳动者占多数的经济；农业经济与之相反，全社会除少数从事脑力劳动的国王、贵族、士大夫、僧侣外，其他人一概以艰苦的体力劳动为生；工业经济介于两者之间，脑力劳动者逐渐增多，体力劳动者逐渐减少。脑力劳动者的工作主要以知识的生产、加工、分配、传播、使用为主，以脑力劳动者占多数的经济，则等同于以知识的生产、加工、分配、传播、使用为主的经济，这样的经济无疑是标标准准的知识经济。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脑力劳动者占多数的经济，则等同于最有力量最能创造财富的人占多数。这样的社会必定是亘古未见，最为先进最为富足的社会。先进与富足不仅表现在占多数的脑力劳动者身上，而且表现在社会的基本面：高效率的物质生产和面向全体国民的坚实的衣食住行性保障。这样的基本面，使全社会的人都能够有条件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他们一般，整天大量将精力放到情感的追求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上：游园、游行、游戏、猜迷、幻想、动漫、联谊、集会、演讲、演奏、讲坛、论坛、社团、协会、兴趣小组、歌友会、朗诵会、故事会、赛诗会、读书会、校友会、旅游、体育、歌舞、休闲、刺激、竞赛、竞技、自误自乐、参与、体验、平等、民主、自我、个性、学习、创新。
因而，知识经济社会的主导产业必将是情感产业、开心产业、健康产业、美丽产业、旅游产业、游戏产业、体育产业、竞技产业、影视产业、文学产业、艺术产业、思想产业、科幻产业、设计产业、策划产业、环保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科研产业、学习产业、教育产业、创新产业等。知识经济社会的知识既有为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服务的自然社会知识，也有有助于人的情感身心健康的文学艺术诗歌戏剧漫画影视游戏享乐知识，甚至后一类知识更能引起世人的青睐。知识经济社会的英雄是知识创新的英雄、创造精神财富的英雄，是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影视明星、笑星、球星、设计大师，是一切让人们开心快乐的人，衣食住行性的生产虽然依旧是基础，但已退居于次要地位。知识经济社会的核心竞争力是学习的能力、创新的能力，只有善于学习的人，学习能力强的人才能创新；只有创新的知识，日新日精的知识才是有销路的知识，受到消费者追捧的知识。
2、创新以充分而公平的竞争机制为重。什么对创新的影响最大？批判的个性、智商、兴趣、好奇心、求知欲、自我实现的需要、有利于创新的人文环境或者其他？统统不是，我觉得对创新最大最重要的影响一定是充分而公平的竞争机制。自瓦特发明蒸汽机的二百多年间，无疑要算作人类历史上最具创新活力的时期，这一创新鼎盛期的出现决非偶然，它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充分而公平的竞争机制正常运行的必然产物。之前几千年，虽然人们在批判的个性、智商、兴趣、好奇心、求知欲、自我实现的需要上并无本质的差别，尤其是中国的春秋战国和古希腊的雅典，当时的人文环境十分有利于创新，而且也一度诞生了相当丰厚的哲学、军事创新硕果，但由于缺乏一个能有效地将创新成果与社会的用人机制、资源分配机制相挂钩的机制，因而创新始终只能局限于少数自我实现欲求知欲特别强的哲人、贤人中间，不能推广到会社会，不能转化为一场经久不衰的愈演愈烈的全民创新。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充分而公平的竞争机制对创新的促进之理，正在于它能将创新成果与社会的用人机制、资源分配机制，与凡夫俗子们所奋勇争先的功名利禄紧紧挂钩，从制度上确保善于创新的人才能够被用人单位争着拿高薪来聘请、被老百姓投票拥护爬上高位、有好房子住、有山珍海味吃、有美妙异性爱，还有鲜花掌声传媒宣扬传之后世。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奖之下，必有创新。诸葛亮说淡泊名利，宁静致远，其实是缺乏根据的想当然。试看我国古代那么多自认为或被认为淡泊宁静的圣人、高人、道长、老衲，到底有几人于沉思默想中找到了几条真正有益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定理规律？好像一个也没有！反倒是遭国人鄙视的名利心重的西方人远远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他们一而三、三而再地在名利心的驱使下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巅朴不破的真理，创新了一门又一门作用巨大的学科。他们虽然有名利之心，但不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时时刻刻怀名利之心；他们应该有名利之心时有，不该有名利之心时没有，他们因而能在名利心的激励之下走得很远很远。
名利之心对创新、对一切人类进步事业的的激励是毋庸置疑的。过去“文化大革命”中的热血青年不愿意读书和改革开放中的男女老少乐此不疲的读书，原因是同一的，都在于名利之心的激励。前者是因为不读书的交白卷的张铁生，竟成了主流社会万众瞩目的大英雄，不读书的目不识丁的陈永贵只要思想好，照样当上了万众敬仰的国务院副总理！既然不读书就能使白屋出公卿，又有谁肯吃力不讨好地读书呢？后者是因为一纸文凭成了什么都少不了的万能胶，找工作少不了它，提拔少不了它，加工资少不了它，甚至找对象也少不了它。既然所有功名利禄的好事都少不了它，芸芸众生们当然要拼着命去读书考试拿文凭了。读书学习如此，创新也是如此。名利之心不要紧，要紧的是遵循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凭自己的智慧才能，光明正大地去满足自己的名利之心。并且这主要靠一个充分而公平的竞争机制，只有严格实行的监察、透明、惩罚、信用、汰劣规则，才能将鼠目寸光的不正当得利者减少到最低，也只有公平而充分机制之中的道德宣教，才是坚实有力的。
充分而公平的竞争机制虽然对创新具有不可替代的首要性，但在我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像近日媒体上争得不可开交的一考定终身便是这一现实的生动写照。一考定终身至少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一考虽然存在着很多不公与无奈，但相对而言，还是最为公平的；一方面一考之外再无公平的竞争机会，穷苦人家的孩子、农村的孩子过了这个村，错过了这次人生惟一不二的机会，便没有那个店。到处是文凭的、户口的、地域的、性别的、行业的种种有形的无形的高不可攀的门槛，任你多大的本事，也无鲤鱼跳龙门的可能。不要说穷乡僻壤的农民，就是首善之区培养出来的堂堂博士生也会碍于机会的不均等而求职无门，而伤心失望，而跳楼自杀。以我的鄙见，那些为一考定终身争来争去的人们，不应简单地就事论事，而要跳出一考定终身之外在一个广阔的社会框架内寻求对策。如果我们也能果敢地冲破少数利益集团的阻挠，努力砸碎一切压制人才妨害公平的门槛，使全体国民享有在人生的任何阶段、在任何地方、任何行业都能真正凭一技之长吃饭，凭冒险创新发财，条条大路通罗马，任人唯贤，人尽其才，一考定终身的残局就会土崩瓦解，不攻自破。
如果说相对狭窄的外部竞争环境已对中国企业的创新构成了一重障碍，那么更为狭窄的内部竞争环境则对中国企业的创新构成了又一重更为高深的障碍。中国新兴企业往往应一次成功的创新而生，但一次创新成功后的新兴企业并不能剩势在内部确立起充分而公平的竞争机制以持续创新，将外部市场的创新动力、压力传输到企业内部的每个员工，创新的使命仅滞留于个别的创始人或少数的高层精英身上，企业创新的通道堵塞，创新的根基浮浅。他们总担心内部的竞争会导致不必要的内部矛盾，影响员工团结。于是在中国新兴企业内部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容易量化的销售部门、生产部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不容易量化的人事管理部门、技术部门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的部门有动力、有压力，实行计划经济的部门无动力、无压力，你急他不急，你快他不快，大量的不协调、不支持、不配合、不和谐如不尽长江滚滚来，越是担心的问题越是汹涌而至。反映到老板那儿就一个“火”字，反映到员工那儿就一个“怨”字，反映到消费者那儿就一个“气”字。“火”大了，“怨”深了，“气”急了，反映到公司那儿就一个“完”字。
知识经济社会高效率的物质生产和面向全体国民的坚实的衣食住行性保障，令我们禁不住想起马克思曾经美妙憧憬过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按需分配了，大家都是懂得谦让的谦谦君子式的脑力劳动者了，还有必要竞争吗？共产主义社会有没有竞争我拿不稳，大概是有的，因为物质的分配可以做到按需，精神的产品永远都不会，杰出的顶级的表演大师永远都是少数，不可能每个人想一睹风采就如愿以偿，而共产主义社会的主流需要恰恰是精神产品的需要。知识经济社会的竞争肯定有，不但有，而且更为合理、公平、透明、激烈，更具游戏性。我们现在也讲游戏规则，但真正能以游戏的心态去参与竞争的人凤毛麟角，竞争中的双方大多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而非生活的需要。只有到知识经济社会，在人们彻底摆脱了生存的压力后，才能从容不迫地优雅的心态去参与竞争。这时的竞争主要是自我实现的竞争、思想的竞争、艺术的竞争，全社会成了一个无始无终，无止无境的头脑风暴大会堂。
3、创新以智商为主以情商为辅。情商一词(EmotionalQuotient的简称)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戈尔曼撰写的《EQ》一书。戈尔曼认为人的成功20%靠智商，80%靠情商。情商大致可以概括为认识自我情绪的能力、自我控制情绪的能力、自我激励能力、认知他人的能力、人际交往的能力等。
戈尔曼曾做过一个“延迟享受”的实验：他找来一批4岁的孩子，给孩子每人一块糖，并告诉他们若能等主持人回来再吃这块糖，则还能吃到第二块糖。戈尔曼悄悄观察，发现有的孩子只等了一会儿便不耐烦，迫不急待地把糖塞进了嘴里；而有的孩子不但表现出足够的耐心，而且想方设法借助作游戏、讲故事去分散注意力，拖延时间，最终坚持到主持人返回，得到了第二块糖。戈尔曼后来又对这批孩子14岁时和进入工作岗位后的表现进行了长期的跟踪调查，发现晚吃糖的孩子数学和语文总成绩比早吃糖的平均高出120分，而且意志坚强，经得起困难和挫折，更容易取得成功。这个实验说明：能够抗拒欲望，延迟享受，掌控自己情绪的人更容易取得成功。
情商强调的是人们认知和掌控自己情绪的能力，在一个团队与协作的呼声日隆的当今社会，情商对成功无疑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虽然如此，我还是不能同意戈尔曼将情商的重要性作不切实际地夸大，尤其不能同意他那句广告式的论断：“人的成功是20%的智商加80%的情商”。
稍微有点社会科学常识的人都清楚，社会科学不比自然科学，可以就某一研究对象做严格而精确的实验，比如说物理学家为了研究苹果的自由落体运动，将苹果从周围的环境中分离出来，放到一个真空的玻璃管中。社会科学却无法将被研究的人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隔离开来，只能做较为粗略较为客观的观察。比如说戈尔曼的“延迟享受”实验，姑且不论延迟吃糖的孩子是否等于抗拒欲望的能力强，毕竟才四岁大的人，智商低的也许还没有正确领会主持人的意思，以为这糖压根就不能吃，吃了会肚子痛，被吓住了；或者虽然弄清了主持人的意思，但他的“延迟享受”不是因为抗拒欲望的能力强，而是不喜欢这糖的形状、包装、味道等。我们假设是等同的，也不能由此将他们后来14岁时的成绩好和进入工作岗位后的表现好归结为抗拒欲望的能力强。他们的成绩好、表现好与众多因素有关，智商、体能、家庭氛围、学校和老师的水平、个性、勤奋程度、工作环境、机遇等。戈尔曼要想让他的结论具有不容置疑的正确性，除非他能确保这些孩子不但年龄、性别、个性、智商、体能、家庭氛围完全相同，而且从4岁到14岁到24岁，他们的成长过程、读书的学校老师、工作环境、、机遇、勤奋程度都毫无二致，仅仅是由于抗拒欲望能力的强弱，才造成了成绩和表现的差异，这显然是无法办到的。所以，我虽然未曾完整地读过戈尔曼的一本书，不了解他的结论来源于何处，但依据自身的观察和思考能相信其中一定有不少主观想象的成份。
不少人喜欢拿老话“性格即命运”来作为戈尔曼的最好注释，对此我半信半疑。世上既有无数性格不同命运不同的例子，也不乏性格相同命运不同或不同性格命运相同的人物。例如在中共的十大元帅中，温文尔雅的、内向的、直率的、宁折不断的、含蓄的、豪爽的皆有其人，但不同性格的人，在不同的适宜自己的成长环境中，都成了能征善战的元帅，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如果戈尔曼“人的成功是20%的智商加80%的情商”真实可靠，那些被视为低情商的内向的宁折不断的人的成功又该作怎样的解释？
我接触过的老板不算少，他们都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成功人士，我在他们身上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聪明，悟性好，敢冒风险，意志力强。我对成功的看法比较倾向于胡适先生的“聪明人下死功夫”。聪明是智商，是成功的必要前提，没有聪明就没有成功；下死功夫是老老实实地坚持不懈地学该学的知识，练该练的功，不投机取巧，不半途而废，其中有情商也有其他。世上智商特别高的天才和特别低的蠢才都是极少数，“唯上智和下愚不移”。大多数人的智商都处于相差无几的中间状态，其聪明与笨均十分有限。“聪明人下死功夫”的道理既适用于少数高智商的天才，也适用于大多数中等左右的智商。
戈尔曼们之所以得出了情商优于智商的结论，是由于大多数中等左右智商的人只要肯下死功夫，“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若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也能走向成功。但戈尔曼们没有注意到这里的成功只是相对于大多数人的不成功而言的，原来不下死功夫的人，只能读到高中当一名普通工人，现在下了死功夫，可以上重点大学甚至留校任教。做一位留校任教的大学老师当然要比当一名普通工人看上去成功一点，仅此而已。成功分大小，同样称得上成功的大学老师，有的只能一辈子照本宣科，顶多通俗易懂旁征博引地为学生讲讲课；有的却能在教学之余站在前辈巨匠的肩膀上勇攀科学高峰，进行石破天惊的发明创造，成为普通的大学老师远远不能望其项背的大师。很显然，铸就这类可遇不可求的巨大的巅峰的大成功主要靠的是智商，而非情商。缺少关健时刻的灵光一闪，无论多高的情商，也只能功亏一篑。中等左右智商的人可以通过下死功夫，进行一些小改小革，小发明小创造，但不能有令人叹服的大发明大创造。
再说情商本身就是一个边界模糊的概念。戈尔曼“延迟享受”实验中想方设法借助作游戏、讲故事去分散注意力，拖延时间吃糖的小孩，你说他们是抗拒欲望的能力强，情商高可以；我说他们是聪明智商高也可以，试问小小年纪就懂得借助作游戏、讲故事去分散注意力不是聪明又是什么？
范进中举前，丈人胡屠夫在他面前动不动就大光其火，情绪控制能力差，情商低；范进中举后，丈人胡屠夫在他面前毕恭毕敬，请他打嘴巴，他就是不敢动手，生怕得罪了天上的文曲星，难道说突然间，胡屠夫控制自我情绪的能力变强了，情商变高了？不是，胡屠夫还是那个胡屠夫，只是范进的身份变了，胡屠夫感到害怕了。日常生活中的你我他，有几人不是在弱者面前自我控制的能力差，容易发怒，在强者面前自我控制的能力强，敢怒而不敢言？敢怒不敢言的背后难道没有智慧运用的影子？所以，情商很难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情商之中常常隐含着智商，隐含着明智和识相（早在弋尔曼之前，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沙洛维和新罕布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梅耶就提出了“情绪智能”一词，应该更贴切一些）。
伟大人物们为何能在平凡的人们觉得不可能成功的地方仍矢志不渝地朝前走，坚持、坚持、再坚持，直到最后的胜利？除了情商高，更多的是基于高智慧，基于高屋建瓴基础上的远见卓识，否则，就不能叫做坚持和情商高，而是固执已见与盲目！高智商的人学习速度快，计谋主意多，在名利场中更容易胜人一筹，更自信，更不会轻易地被他人、被一时的困难所左右，自我激励的能力强，情商更高，高智商促进了高情商。据此，我们应当以一颗平常心对待风行于企业的励志类培训。励志类培训对帮助员工树立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百折不挠，不轻言放弃固然是大有裨益，但做成功一件事，除要有满腔的热情外，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力从什么地方来？能力从先天的智商和后天的学习中来，特别是创新的能力，创新主要靠高智商，靠匪夷所思的思维能力。诸葛亮就是诸葛亮，不要说三个，就是三百万个臭皮匠纵使信心、情商比天高，也不及诸葛亮鹅毛扇一摇。要不，刘备如何肯放下堂堂皇叔的架子，降尊纡贵去三顾茅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