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三、秩序价值取向主流社会的现代管理：
如图：组织管理，一是运用权力控制，一是利用利益调节，管理模式的设计，就是在其间定位基础上进行。
都说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与众不同，就是特色，人权与秩序贯穿于整个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之中，中国特色，说到底就是以秩序为主流价值取向，并且是家本位的秩序价值取向为主流特征的社会存在，我们知道，没有最好的，适合才是好的，尤其是带有强烈主观能动性的管理，更只有与客观需要和客观存在，客观运行和发展规律相适应，才可能是好的管理，有效的管理，才可能产生管理的经济性--价值效果。
当然，现代的中国，已经不再是纯碎的家本位秩序社会存在，人权意识的现代理念已有了广泛的认可，但基础还是根深蒂固的，家本位的秩序价值取向仍是社会存在的主流，它根本地决定着社会和人们的价值行为。要构筑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系，简单地导入现代管理理念，科学技术是不移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有效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符合客观的管理，符合客观的管理植根于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存在，并补充新鲜的营养。或者说，符合客观的管理源于架接--传统文明与开拓创新的碰撞和重组。
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应具有下列特征属性和导向。
其一是在理念意识上，应明确强化组织系统的层级存在，层次的存在和作用是社会组织权力的形式存在，客观肯定不同层级的权责秩序关系，并通过机制导向，强化人们对强势群体（层级上位者）的尊崇，和以能步入其间为追求，为荣，这是承继秩序价值理念；需要区别于传统之处的是，机制中适度强化利益而部分弱化权力的作用和配置。具体设计和操作可以通过强化目标管理以弱化权力而强化利益，从而驱策组织成员在对“强势”追求主流于利益而推动其向广泛利益的意识发展。
强化权力仅为手段的意识，强化利益才是目的的观点，同时保留权力的差异存在，即以利益配置为主体机制，配合权力机制作用，弱化人们对权力追逐和治权表达需要的热情，强化人们对利益的需要，构成中国特色现代管理的精神理念。
其二是在角色定位上，“先定”不能一概否定，持续的稳定是忠诚形成的前提，适度稳定的角色对角色忠诚和角色技能提升具有广泛积极的意义。先定虽然饱含人治因素，与公正、公平、公开和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相违悖，但其可以避免角色形成（尤其是重要角色形成）过程中容易产生的混乱和碰撞（很多时候这类混乱和碰撞是恶性的，乃至于是致命的），而社会组织的生命初期，秩序的存在与否，往往会决定社会组织的成败兴衰，生死存亡。一个新生的社会组织，“先定”角色，意味着初级群体对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秩序价值取向主流的中国，二者往往溶于一体，组织管理往往就成了人际关系的协调，而组织的章程，制度乃至角色都会沦为为人际协调的工具，人际关系处理不好，轻则导致角色者失去舞台而不能作为，重则，完全可能从根本上动摇组织内部环境，乃至导致组织混乱，崩溃。当然，角色的先定是有违公正、公平竞争的基本法则的，它的存在，可能导致先定角色者的唯上，唯权，而不重视角色技能的修炼和角色作用的贡献，同时可能导致角色竞争者丧失诚实劳动，公平竞争的热情，一方面可能将注意力转向寻租，另一方面又可能对已有角色演出的懈怠。这种双向消极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秩序价值取向的传统社会组织呈稳定有余而效率严重不足的重要原因。“先定”与人治成强关联性，而现代管理诉求的“自致”，则是在法治基础上，通过机制而形成。在以秩序价值取向为主流的中国，一方面稳定的需要，需要一定的“先定”，另一方面，对效率需求日益强烈的环境和趋势又切实需要“自致”的合作与竞争，这组矛盾的有效解决--特质和资格的先定，角色组合，尤其是持续的重组的自致，可能是解决中国特色的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
其三是在社会组织结构方面，一元化和多元化的辩证统一，也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体系的关键环节。一元化主张的是权威和统一意志，是权力机制作用效率最高的形态；决策、指导、控制集权一体，权力的作用和表达一致、充分；多元化主张的是制衡和环境的动态稳定，是利益（财富）机制作用的前提条件，一元化只能在相对封闭，独立和稳定的组织，结构中产生大的作用，并使社会组织运行和发展成高度秩序化。封闭，独立和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很难形成互动，且在这种治理结构中，大多数组织成员成了零部件或工具，不再具有主观能动作用，只能令行禁止，是难以适应变化和变化（创新）的需要的，从广义上讲，这种治理结构必然导致资源的闲置，浪费和丧失（人力资源最重要的是其主观能动的创造能力，而不是身体的机械能力），多元治理结构虽然能创造公平、竞争机制而促进人的主观能动的创造力，使人力资源得到极大的运用和发挥，但在权力意识（包括权力施行与权力接受）浓厚的社会，人们已经习惯于好坏，是非，行止……思维和判断（标准是权威的评价、分类），如果一旦出现对一个人，一件事，一样东西的多个不同权威的评价和分类，必然会导致无所适从的局面出现。盲目的多元化显然不适应以秩序价值取向为主流的中国（东亚）社会。我认为，符合当今中国社会实际需要的社会组织结构应该决策，行政的一元化主体结构，配合参政、议政的多元化辅助结构，这种组合结构宛如在刚性而封闭的建构上，开上两扇窗户，在维持有效的组织结构的同时，能够让清凉的新鲜空气流入，并使社会组织因此而具有了一定的弹性，这种组织结构主张在稳定的基础上适度的变化，从而实现效率和变化。这种组合结构在强调充分运用和发挥其成员的身体机械能力的同时，适度刺激人的主观能动的作用，而同时将人的主观能动中的破坏力进行限制，“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可以说是这种组合结构的目标。
其四是社会组织的权力作用。权大于法（秩序社会的本质结构），还是法大于权（人权社会的本质结构）的争议其实是社会治理结构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写照。在秩序价值取向主流的社会组织，权力是其运行的核心机制，它规定着资源的配置，决定着运行发展的方向，规范着人的行为。因此，权力是积极的，主观能动的（权力者的理解和运用。作用于社会组织的）。权力只有在排他的，纯碎的条件下，才能充分作用，而保证社会组织运行发展的有序高效，很难想象，当权力（包括权力者本身）处在广泛置疑，受到广泛限制时，其核心机制作用还能正常发挥，社会组织结构还能稳定，运行和发展还会有效率。人权社会以利益为机制，社会组织及其成员追逐利益的需求本身就构成运行和发展的动力，在这种环境条件下，权力不需要有积极，主观能动的作用，它不用去过多参与资源配置，没有必要决定运行和发展方向，也不必要主动地规范人的行为，它的存在和作用，就是极限限制--以不破坏环境，以不失去秩序，以不伤害他人利益为原则，即以保证机制存在和作用为限。这种消极的、被动而不具主观能动性的权力就是法。所谓法治，就是通过法为每一个社会存在（组织或个人）提供一个区隔空间，在这个特定的空间里，你具有自由行动，主观能动的权力，只要你不越界侵权，没有谁来管你，法治是利益机制存在和作用的前提和保障。很难想象，在权力机制的作用下，社会组织或个人能够有平等追逐利益的环境和机会。同理，在法治环境中，很难想象权力能够再起到核心机制的作用。因此，在秩序价值取向主流的中国，建立现代的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系，不是在权大法大之间作文章，而是应该在权力机制的条件下，导入法治概念，以法来规范权力和权力者本身的作用和行为，即变本身以规范社会实体行为的法为规范支配社会实体行为的权力的法。从而使权力机制规范有效。从本质上说法与权不存在对立，其真正的关系应该是：法是权的基础，权是法的作用，法是权的界限，权是法的具体表现。两种机制的差别仅在于一是被动作用，一是主动发挥。
没有最好的，只有适合的，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不是什么人予以确定的，而是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积累产生的，以家本位的秩序价值取向为主流的中国，由于其上层建筑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从而得到了近二千年的繁荣昌盛；以国本位秩序价值取向为主流的日本，在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经济（政治）角逐的时代，也获得了百余年的繁荣昌盛；以人权价值取向为主流的欧洲，由于其与庄园经济不相适应，而千余年陷于混乱和欠发达，直至以个人价值取向为基础的资本经济产生，才获得了近代五六百年的繁荣昌盛。所以说适合的才是最好。真正有生命力的是存在的差异--个性特色，而个性特色只能产生于在本质主流条件下的架接，而绝不会产生于被同化，同化只能意味着生命力的衰退，在全球化的时代，个性特色更是存在的价值所在，不论是国家，还是企业，丧失本质，就意味着失去生命。
中国的企业，植根于中国的沃土，只有在充分吸收中国文化精髓，坚持中国特色（符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实际）的前提条件下，导入西方文明的有效成份，重塑结构，构筑有中国特色的系统，才能长足发展，如果简单照搬西方理念，全盘西化，必然丧失自我。
人权与秩序是客观的存在，不论简单说谁好谁差，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它们都是人的社会化，社会的现代化的两个方面：现代科技、现代文明一方面在不断拓展人与社会的生存空间，自由的人权势必日益充沛，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与社会活动空间的拓展，又必然需要更为有效的秩序。因此可以说，人权与秩序是一体两面，不能或缺的，差异之处仅在于以何为原点，以何为主流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