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人们只要找到了能够相互沟通的语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矛盾和冲突！
据犹太人的《圣经·旧约》记载：洪水大劫之后，天下人都讲一样的语言，都有一样的口音。诺亚的子孙越来越多，遍布地面，于是向东迁移。在示拿地（古巴比伦附近），他们遇见一片平原，定居下来。由于平原上用作建筑的石料很不易得到，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于是他们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又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由于大家语言相通，同心协力，建成的巴比伦城繁华而美丽，高塔直插云霄，似乎要与天公一比高低。没想到此举惊动了上帝！上帝深为人类的虚荣和傲慢而震怒，不能容忍人类冒犯他的尊严，决定惩罚这些狂妄的人们，就像惩罚偷吃了禁果的亚当和夏娃一样。他看到人们这样齐心协力，统一强大，心想：如果人类真的修成宏伟的通天塔，那以后还有什么事干不成呢？一定得想办法阻止他们。于是他悄悄地离开天国来到人间，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使他们分散在各处，那座塔于是半途而废了。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前人创造“上帝”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一是抑制人类的欲望；二是给人类提供心灵的庇护所。因为人类祖先早就认识到人类最大的灾难都是来源于欲望的无限制膨胀，一旦真正控制了欲望也就得到了心灵的安宁，由于人们很难自我控制，于是创造了“上帝”来控制自我。实际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上帝”，只是名称或者形式不一样而已。
欧洲通过文艺复兴运动打倒了上帝，于是人们的欲望得到了极大的张扬，在创造了辉煌的经济成果的同时，也尝到了打开潘多拉盒子所带来的恶果，于是不得不进行全面的反思，具体的体现就是“后现代主义”的盛行，实际上后现代主义所起的作用类似于阻扰人类修建通天塔的上帝，因为其方法都是“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使人们互相之间难以沟通。
但实际上人类早已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并且一直在努力，那就是“上帝”竭力要阻止的事情——找到人类共同的语言！
主体的观点：人们只要找到了能够相互沟通的语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矛盾和冲突！但是人们要找到共同的语言又非常困难，因为正是人们自己在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因为他们需要通过自己的语言来为自己创造一个庇护所，使自己能够得到一个逃避激烈竞争的港湾。研究这个问题的理论和大师很多，主体不想引用任何大师的话来证明这个观点，只是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还解释一下：甲和乙两个人就某个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理不辨不透、话不说不明”，两人通过激烈的争论问题的结论逐渐付现出来，结果自然是一个人有理一个人没理，如果没理的人心胸坦荡的话就会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不是，但很多人做不到这点，尤其是没理者地位较高时更不会轻易降低自己的声调，于是各种各样的自我辩护就出笼了，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创造”出新的语言，或者找出对方不懂的语言，一旦对方被“新”的语言转晕，本来理亏者也就反败为胜，而这个新的语言就是他取胜的法宝，而语言本身背后的“意义”早已被抛弃了。
这里再顺便谈一下权力和责任的关系，此前含英曾提出谈权力必须与责任联系起来，这实际上正是解决人类问题的一个根本途径，可是那些“学院派”们却以现实情况是“权力脱离了责任”为由批驳这种观点，正是“学院派”们的这种态度主体决定不再和他们讨论任何问题。
谁都知道现实问题是权力与责任不对等，但是解决的途径正是需要用“责任”这个砝码来衡量权力。因为谁都知道权力是个好东西，谁都想拥有更多的权力，这根本不关说透还是不说透的事情，也就是问题不在于是否把潘多拉盒子打开，而在于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以后怎么找到解决的办法，一个办法是试图再次把潘多拉盒子关上，而另一条途径就是承认每个人都有一个潘多拉盒子，谁也没有权力去关上别人的盒子，而要做的就是让每个人都知道在打开自己的潘多拉盒子的时候迟早会触发别人的盒子也打开来。也就是说：约束人们的欲望不能指望自我约束，而必须通过外部约束，这就是法律和制度，法律和制度就是用来约束人们权力的，但法律和制度不是要取消人们的权力，而是让权力和责任对等，具体到我们自身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去争取权力，但权力的边界就在于承担的责任，当拥有的权力与承担的责任相当的时候，这个权力就是合理的，也是安全的，否则迟早就会出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当我们将权力授予某个人时，我们也必须让他承担相应的责任，用责任来衡量和约束权力，否则这个权力就迟早会带来祸害。
主体管理学的目的就在于寻找一个能够为更多人理解的“语言”，通过这套语言来与更多的人沟通，从而解决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但是主体也深知自己没有任何权力强迫别人接受这套语言，因此只能寻找那些认可这套语言的志同道合者，所以当主体尽了最大的努力别人仍然不能理解或接受的时候，主体也只能暂时放弃，或者选择其他的沟通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