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写完第一卷是2008年10月9日的凌晨一点，脑子依然兴奋着。妻早已睡下，她正怀着我们即将出世的孩子。一时间，完成这第一卷20多万文字的喜悦，竟无人分享。原本想开车出去，在凌晨的杭州飞驰，却又忽然感到满是疲惫。从创意到写完这第一卷，3年半过去了。
在2004年年底的时候，我给上海的的《东方早报》写过一篇《年终特稿：营销2004，充满变数的一年》，这虽然是篇急就章，却也回顾了在这过去一年中国商业的变化，写了整整两大版面一万余字，是我有史以来给报纸写得最多的一次。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是稍有些成就感的，毕竟在我笔下，一年的商业和营销变化的轮廓算是有了。
但这个“成就感”不久就变成了一种困扰，而且愈来愈强烈。中国的商业是怎么来的？中国的营销是怎么来的？我们经历了何种变迁才有今天商业社会的模样？这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困扰促使我思考，也促使我在2005年的上半年终于下定决心，要写一本有关中国商业和营销历史的书籍。
这个最早的计划受到史景迁先生《追寻现代中国》的影响，我打算从晚清一直写到2008年。但问题在于晚清和民国部分的历史资料相当不足，再加上我并非专业作家或是媒体人士，最终只得放弃。但为了这个未竟的计划，我还是阅读了大量晚清和民国的史料，甚至也读完了史景迁先生所有中文版的书籍（这些也包括了史景迁著作的所有繁体字译本）。直到2006年上半年，我决定把时间聚焦在1978—2008这30年里，这是中国商业发展最快的30年。
这30年自然也是我所经历的人生岁月。1978年，我读小学一年级，住在杭州的长征路上，在杭州市长征一小读书。不久，这条路改名叫了武林路，日后更是成为了杭州著名的女装一条街，我读的小学，在我三年级的时候成了武林路小学。
从读小学一直到成人，实际上我并不觉得我们正在经历着多么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仿佛都是那么自然。然而仔细思索这30年，虽然儿时天文学家的梦想并没有实现，生活与工作也尽管还有着诸多的压力，但这30年，我们的的确确是改变了。昔日破旧的城市已经越来越现代化，昔日连杂货店都没有几家的武林路现在也成了商业中心，昔日骑的破旧的自行车已经换成了私家汽车。大多数中国人在这30年里，也变得更为富有，能接触到更多的资讯，有更多的机会，除了为政府与官办企业工作，也可以自己创业，或者为外资企业、自由企业工作，在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工作、经商或是旅行、定居也不再像30年前有那么多的限制。如果说是什么促进了中国的这种改变，我认为是商业，尤其是自由商业，它的精神，以及它所创造的财富和对人的改变。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30年的变化是一种必然，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全球工业化演进的一个片段。而对于中国而言，意义更为重大。自晚清“同治中兴”始，中国人民一直在追求着国家富强、现代化、自由、民主与独立。在这百多年对现代化追寻的历史中，中国历经艰难坎坷，终于迎来了民族的复兴与国家的崛起。
在2006年上半年定下写作这30年之后，我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思考写作框架，最终的思考结果便是这本书的写法。写作这本书所用的资料用海量来形容是毫不为过的，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周林英和蔡雪飞两位同学在她们的研究生期间先后担任了这本书的写作助理工作，负责替我拍摄1978-2008年各种纸质媒体有关商业报道的资料，为此我们查阅了历年来的报纸和杂志，拍摄的照片有好几万幅。一些传记和商业史类书籍也作为了我的参考资料。但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社会的背景，我们的资料查阅并不局限于商业，重要的政治、社会新闻的报道也在我们的查阅范围之内。我们采用了浙江图书馆和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数十种报刊杂志的资料，这些有全国性的报纸和商业类期刊，也有地方性的。非常感谢这两位研究生的工作，正是她们对资料认真和细致的搜集，才使我得以集中精力研究内容。
对于传记的资料使用，我采取的是比较审慎的态度。除非这些历史当时没有记录，非得从传记中去查找，否则，我尽量不采用传记所记载的内容。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胜利者们为自己的过去涂抹上一些漂亮的色彩也在所难免，但这并不是我所需要的。而且，众所周知，名人传记大多并非自己所写，即使万不得已要采用这些内容，我也尽可能地用其它的第三方资料加以考证。另外，对当时中国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描写，我也参阅了大量外版文献，这些文献也让我看到了事物的另外一面以及来自第三方的声音。即使是当年当时的报道，对同一事件我也很少采用单一文献。在我查阅的资料中，对同一事件的报道相互矛盾的也颇多，对此考证的工作也花去了我大量的时间。我不能保证每次都能站在历史最真实的一面，但我的确推敲过这些事情的逻辑是否准确，我相信，历史，“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遗憾的是，受制于一些环境限制，我无法查阅对当代中国研究颇多的日本文献，对日文我一窍不通，所有的日本文献我只能来自翻译资料。
在对资料的搜集整理中，我们之所以采取这种海量搜索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事先对历史或是事件作出判断，我希望我的写作尽量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08年春节，我和傅国涌先生、吴晓波先生一起吃饭，席间傅国涌先生谈起他写作历史题材书籍的方法，也是先不预设结论，而是在对历史资料的搜集过程中自然得出。傅国涌先生的这个说法大大激励了我，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做法。事实上，历史是自有其规律的，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不断看到一个又一个人物的大起又大落，也看到一个个公司的荣辱兴衰，这些都构成了《追寻商业中国》书中的一个又一个故事。
第一卷《觉醒的时代》中出现的第一个人物是张秉贵。07年我去北京出差，专门走访了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这是昔日张秉贵工作的地方。那天我碰到了张秉贵的儿子张朝和。张朝和先生很热情，我也向他求证了张秉贵的一些事情。但在张朝和的身上，我却分明看到了一种计划经济年代过去的影子。张秉贵的糖果柜台现在是在王府井百货的地下一层，面积不大，事实上我感觉这个柜台如果仅从商店定位的角度来看，完全应该撤掉。坦白讲张朝和先生在见我们之前，精神状态仿佛也并不好，弯着身在趴在糖果柜台上，这和之后我们说起他的父亲时完全是两种状态。
我的同事也注意到这个现象，他们疑问这个糖果柜台如今在这里是不是只是摆摆样子？关于这点我也有着同样的疑惑。我另外一个疑惑是，张秉贵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那种高水准的服务，是什么样的精神在支撑着他？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内心究竟在想什么，或者为了什么？但张秉贵业已作古，我只能肯定的一点是，张秉贵的服务态度和服务水准，绝不是他那个年代的主流，尽管，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张秉贵的尊敬。
在北京我也寻找过1980年秋天在翠花胡同开张的“悦宾饭馆”，却没能找到。虽然有些遗憾，但这家店的老板，北京的第一位个体户刘桂仙日后对媒体所说的话“就图把几个孩子拉扯大，让他们吃上饭”却反映出了那个时代个体户的心声。一个伟大变革年代的背后，正是这样普通民众为了生活地更好而作出的努力。
第一卷中写步鑫生的篇幅颇多，作为第一个改革的“典型”，我认为这样的篇幅是合适的。在对步鑫生的资料搜集中，我注意到步鑫生的“下台”事件本身就是一件饶有意味的事情，但在大多数书籍中笔墨很少，第一卷上特别把这段历史交待了清楚。步鑫生作为一位历史人物是承前启后的，虽然，严格说来他并不是一位自由企业家，但他的局限不在于他缺乏改革精神或创业精神，他的局限正是那个时代的局限。
但书中大多数人物的名气都不如步鑫生那么大，或者可以说即使是在他们的时代也都是个小人物。但我深信，正是这些小人物代表了那个破茧而出，使得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转折时代。我的写作大多数时间是在深夜，在我合上电脑沉沉睡去的时候，经常在半梦半醒之间出现这些人物的影子，这些影子仿佛让我又回到了那个改革初期百废待兴的年代。
无论如何，第一卷就这样完成了。第二卷《漫长的九十年代》和第三卷《躁动的新世纪》也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陆续和大家见面。我总觉得，或许再过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也许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看清这三十年的中国的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历史，是需要保持敬畏的距离的。在第一卷的最后，我摘录了食指的诗《相信未来》，食指似乎就有一双看透历史的眼睛，不过，在九十年代之后，他就一直呆在了北京的精神病福利院。
值得高兴的是，这本书出版之时，我的孩子就将出世了。我还不知道我的孩子是男是女，对于他/她的到来，我和太太都充满着初为人父初为人母的紧张和喜悦。我们想把这个和《追寻商业中国》一起诞生的孩子叫作“俞简”，“简”这个字出自《论语》“居敬而行简”，男女通用。我们希望俞简能简单快乐地生活，至于成为什么，我想俞简有自己的选择，只要对社会作出自己一定的贡献，为人父母的已经满足了。
我希望俞简日后能读一下爸爸写的这本书，这是爸爸前半生最重要的一本书。我仿似看到了这样的画面：俞简正拉着爸爸的手，用稚气的语言和爸爸讨论书中的内容，还不时地加以批评，从不迷信什么权威或是书上所说。正如年少时的我。
写于2008年10月17日凌晨杭州莲花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