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645年，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一个极端黑暗的日子。在这一天，被我们的传统史家标榜为大英雄的张献忠对四川的士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 张献忠进入四川后，一直遭到当地人的抵制和抗拒，他的恶棍谋士汪兆麟给他出主意说，当地的“士”是民众的首领，就连和尚、道士、医生及占卜的人也都是有智慧的，“可为民倡”。如果把这些人圈起来干掉，一般民众各顾自己，就不可能造反了。于是，张献忠以“特科”名义，将四川一万多“知识分子”召集到成都的大悲寺，等人集中得差不多之后，又以“遴选不及”、明年再考的名义，让士人分批撤离。张献忠亲率士兵在濯锦桥上举刀屠杀，被杀的人弃尸桥下顺流漂走。 史书上关于张献忠这次屠杀的时间、地点、人数等等的记载不很一致，但这件事作为张献忠“屠蜀”的铁证，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看了这样的史料之后我们依然会觉得奇怪，作为造反者的张献忠，为什么这样快就被别人造反了？既然有图谋天下的打算，为什么要这样疯狂地杀人？由此再想得远一点儿，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最后胜利的是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再进一步说到我们的主题——企业的成长最终是由什么样的因素来决定的？ 让我们也赶一把时髦，就这一话题，将历史上获得成功的刘邦、朱元璋与最终失败的张献忠、李自成做一个比较研究吧。需要做一点儿声明的是，我所说的前者的成功和后者的失败，只是从“事”上说而不是从“理”上说的。因为本人一直坚守一个观点，就是从社会正义角度说，中国历史上如癫痫般定期发作的疯狂杀戮和王朝更迭，无论胜败，对中国的社会建设、思想建设还是民生，都毫无进步意义可言。 一、“乡长”刘邦与和尚朱元璋 在与企业界朋友交流或者做培训时，我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自己关于企业家成长的一个观点，我认为，好的企业家要过四关，一是有胆量，二是有智慧，三是有胸怀，四是有境界。这四关随着企业的发展而逐渐显现出来，或者说，企业领军人物境界的高低，决定着企业最终走得多远。 公元前206年，前秦朝的“乡长”刘邦带领大军进入咸阳。从小县城里出来的这班兄弟进入咸阳后，被都城的繁华惹得眼花缭乱，忍不住争相奔向藏金玉财物的府库去抢分财物，连见过些许世面的刘邦也心痒难耐，看到秦朝的宫室、帷帐、畜养的狗马、贵重的珍宝、众多的妇女妃嫔，喜不自胜，待在宫殿里流连忘返。见到这种情形，素以忠直闻名的樊哙规劝说：“沛公你是想享有天下呢？还是要做富翁呢？凡是这些奢侈艳丽的东西，都是促使秦朝灭亡的啊！沛公你用它做什么!希望你赶快返回灞上，不要留居这宫中！”沛公不听从樊哙的规劝。张良又接着找到刘邦继续劝说：“秦王朝暴虐无道，沛公你讨伐它才能来到这里。为天下百姓消灭残暴的公贼，应该以洁白朴素为本。现在刚刚进入秦国，就安享秦国的逸乐，这就是助纣为虐。况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希望沛公你听从樊哙所说的话！”在众人的劝说下，刘邦幡然悔悟，带领军队返回驻扎到灞上。 之后，为了稳定民心，同时也给自己的军队做广告，刘邦召来全部的各县父老、豪杰对他们说：“你们诸位父老在秦苛酷的法令下痛苦地生活已很久了。我们是反秦的仁义之师，现在愿意和各位父老订定三条法令：杀人的人，判死刑，伤人和偷盗财物的人，随轻重判罪。其它的秦法全部废除，所有的官吏都按原来职位高低不更动。我所以领兵入关，是为了替地方父老们消除祸害，不是来侵占、暴虐老百姓的，你们不用害怕！”秦国的老百姓听了刘邦的演讲后非常高兴，争着拿牛、羊、酒食呈献给沛公的军士。对此，刘邦又谦让不接受，他说：“我军中仓库的粮食很多，并不缺乏，不要你们百姓破费。”百姓们更加高兴，只担心沛公不做秦王。 面对繁花似锦的都城和关中王的巨大诱惑，以前“乡长”之身的刘邦能够把持住自己、不贪图一时的享乐而保地安民，无论在做人还是在做事上，都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纵观中国历史，能够以布衣起家最后“得承大统”的人，除了刘邦，下一个就要算朱元璋了。这是我们将他们进行比较的原因，也或许就是我们的主题要说明的东西。 朱元璋在郭子兴手下时，郭军的纪律极坏，“诸将破和阳，暴横多杀掠，城中夫妇不相保。”有一次，朱元璋外出，看见一个小孩站在军营门外，问他在这里干什么，小孩回答说：父亲在官养马，母亲也在军营里，但彼此不敢相认，只能以兄妹相呼，我不敢进军营，所以在这里等候他们。朱元璋知道这一情况以后，立即召集将领们说：我们从滁州一路打过来，军队多虏人妻女，导致民间夫妇离散。这样的军队没有无纪律，怎么能不能按抚众人呢？从今天开始，“凡军中所得夫妇，当悉还之。”第二天，朱元璋把所掠的妇女集合到衙门里面，命男子列门外两旁，然后放妇女一个个出来，果然一对对夫妇相认而去，“家室得完”，人民大悦。 后来朱元璋自己独立作战时，其军纪也很严明。比如，攻下太平后，士兵们 进城后刚想放手抢掠，但朱元璋当采石出发时就叫李善长写好禁约，一进太平城就立即“榜之通衢”，士兵见了，“皆愕然不敢动”。有一个士兵违令进入民家，立即被斩首示众，城中纪律井然。1356年，朱元璋进入集庆城后即宣告说：元朝因为失德而失去民心，以致兵戈四起，生灵涂炭。你们处在这样的危局之下十分害怕而无法自报。我带领军队到这里来，是为民除乱除害的。请大家不要害怕，各自安心从事自己的职业。同时，你们中的贤人君子如果有愿意随我一起建功立业的，我也十分欢迎，并将以礼相待。当官的人不要再以暴政祸害人民了，如果大家觉得原来的政令中有不合适的地方请告诉我，我来帮助大家废除。朱元璋的一番话，安定了民众的情绪，他的军队也得到了民众的诚心拥护。 清人赵藩在品评诸葛亮一生的成败得失时说了两句话，“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可能也是对刘邦和朱元璋创业时的境界和作法最好的注释了。今人也有同样的例子：
上个世纪90年代，冯仑从理论界下海经商，联合王功权、易小迪、潘石屹等人创办了海南万通。从那时起，冯仑就特别注重企业价值观的倡导和实践，为万通立下了一系列作为“军规”的企业价值观，比如正派执着、有责任感、追求理想、倡导牺牲精神等等。对于这些价值理念，冯仑认为，主要是想通过对正确价值观的倡导提高大家做事的境界，一个人的境界高了，大家的境界也随之高了。境界高了，合作的空间才会大。 二、流寇李自成和张献忠：造反者如何被造反 看了上面的故事，您或许会不以为然：“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嘛！”不过，再看看明末的造反者李自成和张献忠，您或许就能品味出一点什么了。 史家说，李自成起义军自崇祯13年(1640年)底起开始重视严明军纪，这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李自成的军队是不大注重或者根本不重视军纪的。想想历史上的情形我们也可以理解，参加暴动的农民本来就是不想饿死和不想吃自己孩子的人，他们参加暴动的唯一理由就是想吃上饭，想多活几天。因此，他们参加起义的核心驱动力就是吃上饭和通过劫掠发财，暴动的头领能够有人跟从，关键也就是要和大家分享胜利成果。因此，历史上关于李自成军队破城之后“大掠三天”之类的记载很多。 1644年，李自成进入北京时，开始也比较注意强调纪律，比如有的士兵因为抢劫被斩杀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军纪渐不如前。慢慢地，不仅士兵“纵恣自若”地淫掠，连将领也加入进来了，而且一些领导人主张对违纪现象加以宽容，如大将刘宗敏对反对他劫掠的人说，这个时候主要怕军队发生变乱，不怕民变。军队是我们“恃以攻取”的根本，你不让他抢，他会很失望，“不为我用”。至于北京的市民我们倒不必害怕，我们已经制服了他们，即便有反抗的，不烦鸣金击鼓，“一时可尽”。刘宗敏接着强调，何况军费方面的支出很大，如果不强取怎么够用呢？1644年3月，李自成下令“巨室助饷”，就是要求在京各官都要给李自成军缴纳军饷，“内阁十万金，京卿、锦衣七万，或五三万，给事、御史、吏部、翰林五万至一万有差，部曹数千，”“勋戚之家无定数”。对于不按时上缴的，他们采取了严刑逼迫，为此，刘宗敏光用刑的夹棍就造了五千副。“助饷”运动加上士兵在北京城中的横行无忌，搞得民间鸡飞狗跳，百姓对李自成军恨得咬牙切齿。 助饷之外，李自成军队尤其是将领们也开始了享乐与贪腐的生活。《平寇志》记载，李自成打进皇宫后，和几个大将每人分了嫔妃各三十个，几个将领还为抢夺一个漂亮的嫔妃打架。刘宗敏、李过等人在家里召集优伶，环以歌舞，高兴了就赏赐大钱，不高兴了就将他们杀死。史载，当时的情况是，李自成等将领酣饮宫中不出，士兵则“尽入民居”。 李自成如此，张献忠则更甚。除了上面说到的杀知识分子之外，为了报复四川人的反抗，张献忠于1645年在成都搞了一次大屠杀，次年又大杀自己军队中的四川籍士兵，同时派军队在程度所属的30多个州县大肆屠杀。每杀一人，要剁双手、割双耳及一鼻验证，才准一功。到后来，张献忠杀人杀到丧心病狂的地步。撤离四川时，放火烧了成都，又嫌财货和妇女成为士兵的拖累，下令收缴士兵的财物，斩杀随军的家属。再到后来，张献忠居然认为自己的士兵太多，说老子当年有五百人就所向披靡了，现在的兵多了反而容易失败，于是发明了“过队法”：士兵列队走过，每三人中抽除一人，赶到一个地方集中，然后统统杀掉！ 李自成和张献忠取得局部胜利后，不思进取，或眈于享乐，或疯狂地劫掠与屠杀，完全忽略了对局势的正确判研和对民心的安抚，肆意地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使自己这个昔日的造反者在明军的威胁之外，又平添了民众的极度不满与反抗。李自成退出北京后，一些来不及撤退的士兵被市民团团围住杀掉几千人，其愤恨程度可见一斑。 当然，上述史料中可能有因为刘邦和朱元璋“成功”之后其劣迹因“为尊者讳”而湮没的成分，但是从历史的真实——前者的步步凯歌与后者的节节败退中我们又不难发现有雄心、有心怀天下的大志和鼠目寸光是多么的不同！ 三、萧何抢地图与李善长的对答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玛丽·帕克·芙丽特在谈到领导者的要素时说，在管理更加进步的企业中，命令不是专断的指令，而是环境的规律。管理者必须了解环境并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必须看到所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必须了解发展着的环境和变化着的环境，从整体环境包括各类因素、目标、目的以及人中，找到他们之间的联系。同时，领导的素质还有要有控制整个局势的能力。 前面我们对刘邦、朱元璋与李自成、张献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对环境变化和局势控制方面，而这种基于战略和境界而导致的驾驭环境和控制局限能力的差异，又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对比分析： 第一，是否有明确的和长远的战略目标？可以设想，同样起于草莽的刘朱李张四人，在起事的初期，恐怕难以有更多的宏图大志。虽然一些史书上对“奇貌”、 “异相”等多有记载，但大都较为虚妄。但是，对于刘、朱来说，随着其军事集团的发展壮大，其战略目标也越来越清晰和坚定，做事的境界也相对高起来。当然，这里面离不开其军事集团领导集体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作用。比如，刘邦攻进咸阳时，大部分将领纷抢金银财宝时，只有萧何走进丞相府收取秦国的地图、书籍及户籍本等资料收藏起来，有了这些资料，之后的作战中，刘邦才能够详细了解天下险要隘塞、户口多少、对手实力强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至于朱元璋，可以从他和李善长的谈话中找到相关的内容。有一次，朱元璋问李善长，“现在四方战乱，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李善长回答说：“秦朝末年，汉高祖起于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年成就了帝王之业。现在元朝纲纪紊乱，天下土崩瓦解。您是濠州人，距离沛县不远，山川王气，您可以接受啊。建议您效法刘邦所为，则天下可定！”李善长的这一席话，为朱元璋描绘了一幅“布衣天子”的图景，并为他提出了一个可以效法的榜样——汉高祖刘邦。朱元璋听了连声说好，对李善长甚为亲信。相比之下，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流寇”作风，让人有一点打到哪里算那里、能成什么样就成什么样的感觉。 第二，是否能够正确地分析把握局势，通过“民心可用”来优化生存环境。吴思先生在其《血酬定律》中谈到关于军事组织和环境的关系时举近代四川军阀的例子来说明。当时四川境内军阀混战，一家占领了另外一家地盘时先是大肆抢掠，但如果军阀发现能较长时间占领时，就会严厉制止部下的强盗行为，因为他会琢磨：备不住今后这个地盘就是自己的，可得认真地经营与保护了。另外的一个例子是说古代山上的土匪，一般来说，即便是再愚蠢的土匪也不会抢掠所有经过山寨的过路人，如果不这样，过路人避之唯恐不及，土匪就没得抢，只有变成农民种地了。 看了这个例子，再看看李自成和张献忠在自己地盘上的所在所为，由于对环境“利基”的无知和迷信武力的狂妄，导致大失民心，造反者马上被造反，可谓荒唐之极！而刘邦和朱元璋则明显不同，在进入重要的“原敌占区”时，不仅军级严明、不祸害百姓，还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尽最大努力争取民众的支持。一反一正两种做法的结果，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会一目了然。 第三，能否团结人合作创业以及这些人是否有境界。从个人性格上看，刘邦和朱元璋相对温和，比较能容人；而李自成和张献忠相对暴躁和刚愎自用，比较专断。从其跟从者来说，前面说到张献忠“屠蜀” 时，给他出这个馊主意的人叫汪兆麟，所以我们称他为“恶棍谋士”！李自成的谋士牛金星和宋献策比汪兆麟强一些，但境界也不高，比如牛金星就是挑拨李自成杀害其大将李岩的元凶。 在刘邦方面，除上述萧何的故事外，刘邦总结自己成功之道时提到萧何、张良和韩信，更是千古佳话。公元前前204年，汉王就派郦食其游说齐王说：“汉王收聚天下的士卒，为诸侯立下后嗣；如有人以城投降，汉王就封降将为侯；得到别人的馈赠，就分给士卒；和天下人共享福利，因此豪杰英雄，贤士才人都高兴地为他效劳。”齐王听了以后深以为然。这些话虽有伪饰的成分，但也说明了一定的问题。至于朱元璋，我们从他对李善长叮嘱中可以看出来。朱元璋告诉李善长：“现在天下群雄并争，需要有知识的人参与一起谋划。但是我发现，群雄中的许多谋士，往往会在主帅面前诋毁将士，使将士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因而导致失败。我希望你能够多协调我的将领之间的矛盾，使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打天下。此后，李善长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将领之间有摩擦的，李善长为他们调解。对新来归附的将士，李善长审察他们的才能，建议朱元璋因材使用，并向他们解释朱元璋对他们的诚意，使他们解除疑虑。 从现代人的视角看，隔着千百年的重重迷雾，历史的真相似乎很难完全得以重现。上面我们谈到的这些内容，尽管是通过“正史”得来的，但我们还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作为胜利者的刘邦和朱元璋，其劣迹有人帮助掩盖、其功德有人帮助颂扬；而作为失败者的李自成和张献忠来说，不仅尸骨无存，而且记载他们历史的多是自己的仇人，为他们说好话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运用这些史料进行的描述和判断，只是起到借古喻今的作用，并不想刻意地进行什么粉饰和批判。 但是，我们的确又会发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和关键地点，不同主人公的道路选择，又真实地决定了他们之后的命运。这是本文能够成立的关键，也是中国历史一再呈现给我们的无比真实的画卷！ 比如公元前206年站在咸阳父老面前的刘邦，比如1644年劫掠北京城的李自成······试想，如果李自成向刘邦或者朱元璋学习，大概就不会有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了吧？这样一来，李自成们的命运，又会发生怎样诡异的变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