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全球都在“过冬”。不过,从“危”中窥“机”这已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尽人皆做的事实了。可本人还是想说两句事关危机启示的“小话”。
其一,“言必称希腊”的时代不再了。曾经的迷信欧美或应破除了!这当然不是说,不要搞市场经济了。而《资本论》之在在西方某些地方热起来,以至某些西方人大热议起姓社姓资的问题,就从另一视角击打着我们某种不切实际的“洋迷信”。当然,我们对《资本论》的研究和实际运用也并不理想,不能认为我们就是正宗的名牌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承者。从管理上说,就是要重新认定对于欧美,特别是美国的商业模式:它们并不是唯一正确的类型。例如在汽车行业的美国“三大”不如丰田就极能说明问题。当然,也不能倒过来说人家一无是处,那也没那么简单。
第二,重新认识全球化。
什么叫做经济全球化,什么叫做金融全球化,什么叫做商业模式的全球化——生活方式的全球化?内容可说有万万千千,如何抓要领?《开放性成长》,那里边特别强调引发世界根本变化的三个最基本的原始性因素:一个是经济全球化;一个是放松管制;一个是互联网为基础的技术发展。此三者也许可作为我们分析新经济社会形势的基本指导线索。
第三,重新看待新兴经济现象——新兴市场经济。这包括大经济体——国家、小经济体——企业,甚至某一个企业价值、供应链的某一个片段,即研发、营销(消)等的某个环节。
说新兴经济体企业价值链可以被嵌入发达经济体全球价值链之中,亦可相反。不存在一个必然的普遍的宿命。海尔还不是主要凭品牌同英特尔、英迈联盟,并由此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芯片核心技术和全球销售网络了吗?
第四个启示,重新考虑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重新考虑什么叫做可持续发展战略,像美国人那样寅吃卯粮不行;A吃B(我吃你)粮更不行。但是,像我们那个储蓄那么高也不见得好,很值得我们三思。
第五个启示,要重新考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经营体同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经营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相互矛盾斗争的各种关系要重新研究,重新定位。
这其中尤其应探究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完全不要哪个“化”都将失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