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做大做强 中国企业为何还没有做大做强?



      中国目前在世界上经济地位与大国地位是不相称的,国际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反差,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缺少一大批驰骋国际经济舞台的大企业,从进入世界 

 

  

 

     财富全球五百家最大公司来看,这些公司大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都是国家投资的企业,依靠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最大限度地占有社会资源、市场资源。而不是市场充分竞争中成长起来的,这样的企业往往都缺乏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和海外扩张能力,而且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它们的地位势必要受到冲击和削弱。现在它们也只能保持我们国家在世界企业排名中的数量优势,因为缺乏市场经济中维持企业强大的内在机制,因而大未必强,现在大不代表将来的大。

  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企业,由于我们特殊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就现状而言,也仅仅是初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至今还没有一个企业能步入国际大企业的行列,就是在国内素有企业龙头老大的海尔集团,现在每年一千多万元人民币的营业收入,也就是一百二十多万美元,这在国际上尚属于中小企业,仅仅是国际市场经济中的一叶偏舟,而就是这样的企业在国内也是凤毛麟角。

  第一节、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中国的企业没有做大做强,究其原因有:

  一、沉重历史的包袱

  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史,几乎就一部重农抑商历史,尤其是明朝中叶以后的水泄不通的闭关自守,让中华文明走向了衰落。这也就导致了中国人普遍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意识的薄弱。每一个人中国人在面对市场经济的环境时,都会有一个惊惶失措、不知所措的过程。

  文化的缺位导致思想意识的缺位,思想意识的缺位最终导致行动和实践的落后,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几乎是荒漠上开始的一场革命,一场改革开放的革命。难在就难在每位中国人在灵魂深处对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恐惧和抵触,这就是我们的历史留给我们最苦涩的遗产。大的不说,就看深圳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每走一步都付出了艰辛的代价,深圳的前几任市长、书记无一不是以自己政治生命在拼死相搏,深圳的第一任市长吴南生甚至都已经作好了掉脑袋的准备,看起来他们是在僵化的体制作斗争,其实他们是在与孔子斗与孟子斗,与中国人数千年落后保守的思想斗,改革开放是中国人与自己历史进行的一场战斗和交量。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强大的政治保障,是一步都走不动的,想想在中国搞市场经济是有多么的艰难,又是多么的伟大壮举。

  二、苦涩的体制包袱

  中国近代经过一百多年动荡和苦难,中国人终于找到了一条实现自己千年梦想的社会主义道路,计划经济是现实中的中国人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耕者有其田”的大同社会的梦想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人仅仅是代表中国人民进行了选择,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了计划经济。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党的十届三中全面的召开,这一段历史时期所经历的一切,仅仅是中国人为了自己梦想所交纳的学费。没有对这一岁月的痛定思痛,也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暴发,因为历史毕竟是由凡人来写的,不是由圣人或神人来写的。相信这是对这一段历史最公正和客观的历史评价。

  “在同社会”中的人都不思进取,这也是始料未及的,“一大二公”变成了吃老本,国营企业成了福利院和养老院,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几乎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改革开放也就必然成为了中国人的选择。

  改革开往的艰难在于是同自己斗,是在同数千年的历史陈旧的观念斗,在同僵化的体制在斗,为此全中国人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由于国有企业从一开始承担的政治使命和责任,所以对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大的政治,不破不立,立新必破旧,但是改革毕竟不是捏面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

  从改革开放之初吸引外资,到国有企业改制,鼓励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但是国人企业的改革始终在制约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从政策、立法、行政、司法,财政、金融、税收等等,既要考虑到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顾及国有企业的承受能力,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在这二难中挣扎、权衡、选择。

  由于社会资源总是有限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要把国有企业占用的社会资源让一部分出来给其它的经济成份,不要忘了国有企业可是国家的企业、政府自己的企业,政府对自己的企业动刀子,难是可想而知的,国企改革经过十多年的陈痛和全社会的消化,已经初步取得全社会的共识,但争论依然存在,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如何为国有企业的改革中找到一条出路,依然是摆在全社会人面前的一个课题。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国企改革的进程,其它经济成份尤其是外资企业、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在迅速崛起,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资源,政策、法律、法规,政府职能、财政、金融、税收体制等等一系列与市场经济配套机制,都处于艰难的转型期。市场主体间交易自由、平等竞争的格局尚未完全形成,民营企业融资难是最典型的表现。

  改革开发二十多年来,私营企业、民营企业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但在政府职能、法制环境、财政、金融、税收体制等却仍处于艰难的调整过程中,尤其是至今还没有形成成熟的资本市场,民营企业做起来容易,要做大、做强就难了。总的来说我们现在还缺乏造就国际化大企业的氛围和环境。

   

三、国际竞争的压力

  看一下世界财富五百强企业就知道,打开国门我们面对是什么样的企业和国际竞争了,我们面对的是航空母舰式的巨无霸企业。而且人家已经有了四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在这四百多的历史中,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能力,市场竞争能力,企业无论从资金、规模、技术、人才,产品、服务等方面,无一不远远地把我们的抛在后面。他们能以最快的速度和

 

 

  

 

 

 

反应,占领市场空间。面对强大的国际竞争,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大刀、长予时代。

  面对国际竞争,我们不可能象西方的企业一样,有四百年的时间来磨练,但我们可以超越,可以在学习中推陈出新,把别人先进的经验变成我们的动力,用创新超越一切,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只要我们有能力把别人的资本,变成我们企业的投资,把别人的技术变成我们企业的技术,把别人的管理变成我们的管理,把别人的人才变成我们的人才,企业何愁不大,企业何愁不强?

  第二节、制约中国企业做大、做强的两大瓶颈

  我们的企业为什么不能做大、做强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良好外部的环境,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内部的机制。

  众所周知发达的市场经济是以自由交易和公平竞争为基础的,需要有与之相配的:

  1、完善的企业制度。

  2、有序的市场竞争。

  3、规范的政府职能。

  4、良好的社会信用。

  5、健全的法治基础。

  改革开往二十多年来,对企业制度我们一直在寻求突破,停留在对原有体制和机制束缚的突破上做文章,既符合市场经济需要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企业制度至今没有形成,由于外在运营环境和内部的运作机制不成熟、不完备,我们的企业尚不具备吸引国际、国内一流投资、一流的技术、一流的人才,一句话我们企业的管理体制与运营机制有问题,与国际化的大企业、大公司尚有很大的距离。表现在没有吸引投资的能力,完全依靠自身的积累在缓慢中艰难发展,吸引不到外部投资的能力是因没有被人信任和看好的内部运作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企业制度和立法都是围绕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核心的,而不是以培养和造就国际化大企业、大公司为目标的。

  因为国企,我们在现代企业制度的道路上不能走得太快;因为国企,我们的市场交易不能完全自由,因为国企我们的市场竞争不能完全平等;因为国企,我们的政府职能不能转的太快;因为国有企业的困境,导致市场信用的破坏(以割不断、理更乱企业三角债为标志,企业步入了欠债有理、赖债有利,逃债有功的怪圈);因为国企,我们的立法和司法也是步履艰难,一度盛行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业部门保护主义,让中国司法审判活动的威信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同时也使政府的信用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质疑。

  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有些里外不是人,支持的声音与叫骂的声音是一样的大。原因很简单是改制的效果不好,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家不是把在有的企业资产作为新企业的股份,而是把它卖了,这一卖就卖出了许多的问题,国有资产的流失、失职、腐败、交易等一切弊病都在改制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最终还是出在,我们国家目前没有很好的投资体制,能凝聚起国有资本、民营资本、民间资本、外国资本的企业制度,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内部运作机制,让投资者信任和放心的企业机制。

  投资机制与企业自治机制不完善是制约中国市场经济和企业发展的两大瓶颈。下面笔者就从这两方面来分别阐述。

没有强大的投资就没有强大的企业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的经济仍处于经济总量、国民生产总值的突破阶段,以全面开花来实现经济总量达标,而非以重点培养、重点发展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群来完成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使命和目标,改革开放初期的招商引资,仅仅是满足于以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来吸引外资,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也是以此为基础不断发展起来的,资源密集

 

 

  

 

 

 

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是我国企业主要的特征。

  世界产品中国造,如此能造就一个经济在国,但未必就造就一个经济强国。我们总是在被动中发展,被动地等待别人建厂设点,而不是主动地根据国际国内市场的发展需要,创造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企业、大公司。要创造企业就必须有投资,没有强大的投资就没有强大的企业。

  哪投资从哪里来?国际化的大公司,似乎没有一家是完全由一个人投资或一个企业投资,发达国家的企业既承担起创造社会财富的责任,同时又承担着还富于民,藏富于民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他们能聚富于民,能吸引最广大的民间的投资,来参与企业公司的发展中来。当然人家有发达而成熟的资本市场,并有与之相适应健全的法制。

  我们没有,但如果我要等到资本市场的完善后再来思考这个问题,人家等了三、四百年,我们能等多少年?“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又已经开进我们的国门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等了,中国与外国的较量已经从战场转移到了市场,从军队转移了企业,从枪炮转移到了资本。资本的力量已经成为无所不在的力量,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你有没有能力去驾驭和利用它。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大的优势就是能充分利用国家的力量,来进行资本的组合和融合,并有效的参与国际竞争。但是实践证明原有体制和机制是不这种需要,所以我们需要创新,创造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化投资体制或机制来保证,笔者经过多年的思考和探索,以为“投资的三三制”原则,能保障我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国有企业的改制或再造,并打造出一大批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一、为什么要实行“投资的三三制”

  没有投资就没有企业,没有强大的投资也就没有强大的企业,投资是企业得发存在和发展现实基础。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强大的企业,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有发达而完备的资本市场,对企业的投资已经成为了全社会乃至每一个人自觉的行动,在这种环境条件下,企业有多大的能力就能吸引到多大的投资。

  而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起步较晚,资本市场欠发达且很不规范,投资的不足已经成为严重制约中国企业做大、做强的瓶颈,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只能取求于信贷资本,信贷成本的又严重制约了企业发展。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发达,国内大多数企业把目标投向银行信用资本,但是由于金融市场本身就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陈痛中,同时自身也面临着投资不足的困境中。

  据统计,到2005年9月底,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20.3万亿元,同比增长13.5%,但非公有制企业短期贷款较上年同期少增216亿元;在短期贷款构成中,非公有制企业仅占14.4%,其中个体私营企业为1.1%;三资企业为4%。在资本市场上,由于直接融资门槛较高,使绝大部分民营企业望而却步,中小板块也只是杯水车薪,只能在短期内解决少数高新科技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虽然上海等几个省市建立了担保机构,意图缓解民营企业贷款难,但是这些担保机构也要依靠金融机构资金,运行中仍然僧多粥少。据浙江省调查,全省获担保的个体私营企业仅占全部企业总数的0.045%,平均每笔业务仅100万元左右。

  在走投无门的情况下,企业只好寻求高利贷或者其他融资手段。最近,国家统计局对2434家民营企业融资情况的一项调查表明,民营企业的部分流动资金来自高利贷,高利贷利息一般为年息18%-25%,是银行正常利息的3到5倍。

  如此重负之下,企业如何能够做大、做强?从现状来看,历史的包袱依然在紧紧制约着中国企业的发展。有限的国家计划资本投资,有限民营企业无序投资,毫无章法的民间投资,加上外国资本有选择的投资,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基本现状和特点。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投资匮乏的现状,我们的企业所有做大、做强的目标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要彻底改变资本市场的现状,唯有创新,在创新中杀开一条血路,为中国企业的强大创造强大的资本。

  1、首先国家要把培育资本市场、强化对企业的投资,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立足国家百年发展大计,在投资机制的创新上做好文章。

  2、充分认识到在原有的体制和资本市场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国家放弃对企业的投资责任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有现在将来一段时期内国家对企业的直接投资仍是企业投资最有力的保障。在资本市场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国家把对企业投资的责任放归社会,等于是把企业推向看不见的资本市场,等于把企业推向了绝路。在投资没有保障的前提下,让国内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等于是把没有子弹的士兵推向了战场。中国的企业走向世界,一方面需要国家在政治保障、法律保障的前提下,依然需要提供足够的投资保障。

  3、当然在国家现有的财力下,要对全国数千家的企业进行投资,显然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国家要从有计划地培养和造就一批国际化的大企业为战略目标出发,对企业进行重点的投资和培植。中国是个大国,对所有的企业进行投资是不现实的,但把有限的财力集中起来投资于部分自我创新能力强,市场前景好的企业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4、在投资的方法上以企业或投资机构的投资为先导,以吸收民间资本为基础,以国家投资为保障的“投资三三制”,并以此为基础造就和完善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通过企业的上市再还富于民、藏富于民机制,同时又可随时聚资于民的投资机制。

二、什么是“投资的三三制”原则

  1、“三三制”的由来

  “三三制”不是笔者的发明创造,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

 

 

  

 

 

 

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克服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制定的十大政策之一。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发明,194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为了保证各党各国派及无党派人士都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的活动和边区的行政管理,明确规定实行“三三制”,即由共产党员占被选举的三分之一,党外人士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历史证明“三三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保障了“团结、抗战、救中国”的方针实现,使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三三制”政权的成功实践,不仅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进行了初步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经验。“三三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也是1949年9月29日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前身,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宪政史上光辉的篇章;“三三制”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智慧结晶。

  三三制政权所蕴涵的民主精神仍通过解放区内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延续下来,并继续指导或影响到后来统一的全国性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为标志,三三制终于突破抗日根据地特有的时空局限,以其精神的强大生命力实现了历史性的全面跨越。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面对国际上强大的竞争对手,各项事业的发展也已到了打攻坚战的地步,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中国革命实践中成功的经验。“三三制”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典范。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企业强大也更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必然凝聚起国际国内资本的力量,投资到企业的发展中去,只有这样中国的企业才能完成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飞跃。

  2、什么是“投资的三三制”

  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十多年的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以来,国有企业已经初步适应了市场经济的环境,私营或民营企业也完成了原始的积累,外国资本和外资企业也在中国得到了实惠和发展,并都成为了中国市场经济的不可或缺的主体。在现有的条件下实行“投资的三三制”,将有力地推进各种成份的投资和企业的壮大和发展。

  “投资的三三制”就是,不管那一种资本,不管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只要能拿出一份投资,并还吸引到一份投资,哪国家就在此基础上再追加一份投资。这就意味着一位投资者只要在中国投资一个亿,就能得到三个亿的资本,当然能获得如此投资的企业必然是:

  a、具有一流的创造财富的能力,有相当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品牌和文化。

  b、具有相应的经营、管理能力。

  c、能得到中国普通百姓的认可和支持,并取得他们的投资。

  d、无条件地认同中国的政治,并愿意遵守中国的法律。

  就是“投资三三制”全部的内涵。

  3、实行“投资三三制”的条件

  a、国家要有长远的企业投资战略和规划,中短期企业投资计划。

  b、国家投资的市场化,根据公开、公正、公平原则,以及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需要投资的产业、行业、地域等确定具体企业投资的目标和投资总额,然后以公开的形式进行招标,只要能完成三分之一的投资,才有资格以企业发起人的身份,公开向社会募集资本,当完成三分之一资本的募集后,国家追加三分之一投资。

  当然为了保障投资的安全和效率,国家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在下一节中予以陈述。

  三、反思和展望

  我国进入世界财富500强的14家企业分布情况来看,几乎清一色的是垄断经营或以国家投资为主的大型国有企业,其中电力(1家)、电信(2家)、石化(2家)、银行(4家)、保险(1家)钢铁(1家)、粮食(1家)、化工企业(1家)以及上海汽车(合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进入五百强的企业基本都是由国家投资和创造的,投资主体与资本组成比较单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民营企业资本与实力明显不足,老百姓个人参与企业投资的程度不够。而发达的国家企业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强大的企业首先来自强大的投资,来自全社会对企业共同的投资,而非国家单一的投资、专业资本市场的投资或民间的投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投资主体的单一化,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国营还是民营资本在自身的发展的同时遇到了种种的困境,在做大、做强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单一资本及主体的局限性让中国的企业进入小而散、大就乱的怪圈中。

  从计划经济时代走来的国有资本,企业从一开始就是以企业承担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为出发点,体制与体制的僵化、组织的官僚化、臃肿的机构,在市场经济激烈的大潮中,就显得软弱无力,不堪一击。国有资本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国家使命,与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力严重的低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民营资本从降生的第一天起就充满着原始性、野蛮性和破坏性,为了一棵树而毁灭森林,为滴水之利而不惜毁灭大海。在国有企业的改制中,支持者不断,叫骂声不绝,现在各地方国企改革走的是资产贱卖之路,而不是以资产吸引投资或管理模式,显然其中受损失的是国家和百姓的利益。

  既然纯粹由国家投资的企业没有能承担起富民的责任,纯粹由个人投资的企业也不能承担起强国的责任,纯粹的外国资本更不能承担起富民强国的责任,显然在投资的机制上要有所创新,而不是顺其自然,更不能照搬外国的发展模式,走别人走过的路,永远只能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走。

  中国是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发展事关国家的百年发展大计,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备的情况下,必然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重视,有投资体制上予以创新。以国家的力量带动企业和民间的投资,最后以民间的投资促进企业的投资和发展,企业“投资三三制”不失为有效的投资模式,也是资本市场尚不完备的情况下的过渡形式。

  这也是笔者多年来处心积虑进行的探索和思考结果,也是抛砖引玉之作。

没有强大的管理就没有强大的企业

  谈到管理,对中国的企业来说似乎又是一杯苦羞的酒,中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伴随着国家的立法越多越混乱,企业随着规模的扩大,也是越大越困惑。表现在国家对企业管理的失控和企业自我管理能力先天不足。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象潮水般涌了进来,但是我们的企业是越学越糊涂,越学越不得要领,各种所谓成功的管理

 

 

  

 

 

 

思想模式都是昙花一现,无法经受起市场和时间的考验。表现在:

  一、企业法律制度的形式化

  改革开放,我国有关市场经济的立法与日俱增,多得连我们这些专业的法律工作者都目不暇接了,从民法、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等有关市场主体的立法(十二类),知识产权法、不正当竞争法、破产法、银行法、票据法等等,但由于参与立法的法学家阶层大都缺乏社会实践,缺乏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了解,炮制出来的法律往往与现实相脱离,法律规范中“皇帝的新衣”现象与没有生命力“法律木乃伊”现象比较严重。

  因为立法工作处于对国外法律制度的照搬照抄、东拼西凑盲目引进上,形式的完备与现实中缺乏可操作性,是我国目前立法的基本特点。以公司法为例,虽经修改依然是旧瓶子装新酒,对企业很难起到规范和指导作用,导致假公司、假股东、假董事长、假经理、假投资、假交易、假帐册、假财务报告、假盈利、假负债、假资产等等,比比皆是,一个公司除了工商局发的营业执照真的,其它都可以是假的,公司注册和上市的过程,往往就是造假的过程。与此公司对企业的自治机制设置不合理,国家对企业缺乏应有的监管手段,所以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处于一种放任自流和随心所欲的状态。国家对企业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管,导致国家的利益、投资者的利益、交易者的利益得不到最有力的保障。小而散,大而乱,是中国目前企业的基本特点,让这样的企业去承担起富民强国的责任,不能不令人担忧和深思。

  近20多年来,国内不少自由派专家学者和“理论权威”,极力推崇西方“三权分立”的那一套东西,可以说已达到顶礼膜拜,五体投地,如醉如痴的颠狂程度。他们在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以及大学讲台,喋喋不休、不厌其烦地向思想单纯、心地善良、涉世不深的青年人鼓吹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竭力灌输“三权分立”是最完美、最和谐的政治体制或模式的理念,力图使人们相信,只要中国实行了“三权分立”,无论专制问题,还是腐败问题,都会统统被荡涤干净。一句话,一切中国现存的不合理现象和丑恶现象都可以被一扫而光。由于中国法学界对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的痴迷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西方伟大的三权分立思想在中国已经陷于沦为思想的海洛因境地。

  以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制度,在中国既没有思想基础,也没有文化基础,更没有实践基础;而公司法制定者,却将以三权分立制度为基础的公司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分立和制约模式,暗渡陈仓照搬到了我国的公司法中,而这种公司权利的分配和分割模式对中国人是不起作用,相反成为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独裁和专制的保护伞。

  现行的公司法立法的宗旨是:规定经营者和监督者之间透过公司权力机关(股东大会),经营决策与执行机关(董事会、经理),监督机关(监事会)而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协调运转和科学决策的联系,并依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予以制度化的统一机制;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机关,分别行使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形成的权力分配,使各行为人权责明确,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关系,保证公司交易安全,运行平稳、健康,使股东利益及利益相关者(董事、经理、监事、员工、债权人等)共同利益得到平衡与合法保护。

  但实际上的效果是: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制度和以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形成的权力分配模式,在中国用到哪里乱到哪里,公司在设立经营管理以及上市中的混乱局面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实践中假公司、假股东、假董事长、假经理、假投资、假交易、假帐册、假财务报告、假盈利、假负债、假资产等等,比比皆是,一个公司除了工商局发的营业执照真的,其它都可以是假的,公司注册和上市的过程,往往就是造假的过程。如果一个法律制度能让任何一个公司无所不用其假,显然这是法律制度引用上的失败。

  现行的公司法,一不能实现国家对公司有效的管理职能,二不能使公司形成科学、合理、有效的自治机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经营管理的职业化,财务管理的和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化,如此的公司法,等于是一艘没有帆和浆的小船。这样的法律无论是把比喻为“皇帝的新衣”还是“法律木乃伊”都不过分。

  二、落后的企业自治机制

  不管法律上如何规定的,中国企业的自治机制依然是我行我素,谁投资谁说了算,谁是老大谁说了算。“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使我国的企业仍处于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原始发展阶段。由于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机制和强有力的政府监管,使得传统文化中的权利本位思想丑恶现象在企业的自治中表现得如江河湖海一样淋漓尽致。

  中国人历来追求的是“我说了算”,为了保证自己能说了算就必须把决策权、财政权、人事权牢牢地抓在手上,在这种权利欲望的驱使下,经营管理者、监督者在人权与财权上的被动与从属地位,使企业所有的活动都必须归于企业主的专制与独裁的大旗下。这也就使得法律上对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权利分配模式成为形式,相反地却成了专制与独裁的遮羞布,任何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制度、管理工具都成为专制和独裁的工具,企业的生命力因权利斗争的内耗而陷于虚无。如果有企业的自治机制上不能有所创新,中国的企业势必要永远在小而散、大而乱的怪圈中永远地徘徊下去。

  以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权模式和公司法中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分权模式,仅仅是无限可能中的一种方法和模式,为什么我们总是执着于一种方法或模式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分权是必然的,但对中国人来说要从“我说了算”的那部分着手进行分割与分配,否则分权就失去了针对性。形象的比喻是:对中国人来说,如果把一根木头在形式上分成三截每人各管一段,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某个人独占一根木头,中国人最愿意的就是把一根木头锯成三截,每人手上各执一段,在“三国演义”式的分分合合,合作、制约、斗争和较量中才可能形成一种平衡的权利制衡模式和自治机制。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腐败和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决策权、财权、人权三权集中归于一人,而反对者和监督者往往要冒着丢饭碗、丢位置的风险,如此所有的分权、制约、监督都形同虚设,相反成为了独裁者和专制者合法的遮羞布。

  所以在中国权利分配要从决策权、财务权、人事权着手,三权独立于股东大会之下,实行股东大会领导下的职业经理人、财务经理人、人力资源经理人制度,同时国家通过对财务经理人的职业管理、行业管理、法律监督来行使对财务经理人及企业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

  从现实的意义上讲,国家管住了财务经理人,就管住了企业。财务经理、人力资源经理的一票否决制,保证经营决策过程中的合法性、可行性,勉强盲目性。

三、探寻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

  资金与人才,是现代企业的两大主题,任何的决策和经营活动都必须要有相应的财力和人力作保障,中国企业失败根本原因就是不顾自身的财力与人力,盲目进行决策与投资、项目与经营,结果往往是企业壮志未酬身先卒。

 

 

  

 

 

 

  当然我们反对西方的三权分立,并不是否定权利分立思想的科学性,而是反对的是对西方三权分立的模式不问青红皂白的生搬硬套,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分权模式。

  由于中西方对权利认识的差异,中国公司中的权利分立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以决策权、财务权、人事权为基础进行分权模式,三者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三权分立”。事实上公司任何的投资和开发活动,如果没有相应的财力作后盾,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源作保障,再正确的决策都会成为无木之林、无水之源。由于公司的权利分立模式的错误,法定的公司自治模式就成了一种摆设,也是中国公司短寿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十多年来,中国的企业是前赴后继,多少公司因为决策者的随心所欲和为所欲为,把公司推向了末路。而财务系统的不独立公司的万恶之源,尤其是对真正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同时人力资源的不足,导致管理能力不足,也是导致投资失败的原因之一。因为公司没有独立于公司决策者的财务系统和经理人制度,国家对公司缺乏有效监管。规范不到位、自治无方寸,是我国公司的基本现状和特点,而公司财务体系的无序和混乱,是一切所有公司的通病。公司从设立、经营、管理乃至上市过程都可以进行造假,由于缺乏独立而规范的财务体系,国家无法监管、投资人(股东)无法监管、社会无法监管。因而完善公司的内部管理与外总监管,财务是关键,公司的财务系统是公司的牛鼻子和七寸。无论是国家、投资人、公司关系人、债权人通过对企业财务经理人管理抓住了这个牛鼻子,打中了这个七寸就能触动其最敏感的神经,同时也实现了国家对企业的监管职能。

  与此同时在中国进行市场经济,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也没有现成的人才,公司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创造人才,否则有了投资、有了技术、有了产品服务,没有合适的人力资源和人才也是枉然。为此公司必须重视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培养,培养和造就市场经济生经管理中需要的人才。人才是一切公司投资的根本,没有人才,任何投资都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效益,如果公司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源而盲目决策、强行投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对此全社会都缺乏应有的认识,并严重阻碍了公司的正常和健康的发展,从而也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就意味着就失去了未来,因为市场上根本就没有适合某一个企业所需要的现成的人才,这也是我国进行市场经济一大特色。

  决策权、财务权、人事权为基础进行分权模式必然建立和完善以下法律制度:

  1、国家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完善公司内部自治机制,加化对公司监管,建立和完善公司信托制度,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职业经理人、独立的财务管理人、独立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制度。

  2、对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采取公司自治与国家强制监管相结合。

  3、完善公司信托制度,对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强制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4、确立独立的财务经理人制度,实行财务管理的专业化、职业化,国家通过对国有独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人员的监管来行使对公司的监管职能,公司的财会人员由股东大会从职业的中介机构聘任或委派,直接对股东大会负责,并对公司的经营决策有一票否决权。

  5、确立独立的人力资源经理人制度,实行人力资源经理管理的专业化、职业化。国家授予国有独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独立的权利,对公司的经营决策有一票否决权。

  6、严肃法纪,对公司经理人、财务人员、人力资源经理的失职和违法、违纪活动给予严厉的制裁。

  在中国式管理的探索实践中,很多公司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公司重大中采用了人力资源经理、财务经理的一票否决制,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万科公司的王石也正是得益于这种制度,而可以放下公司去游山玩水,逍遥于崇山峻岭之间。

第五节、创新,也只有创新才是中国企业走向强大的唯一出路

  强大的企业造就强大的中国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而强大的企业必须有强大的制度和机制来保证,所以集企业投资体制与自治机制二位于一体的企业法律制度,必须在原来有基础进行创新,创新,也只有创新才是中国企业走向强大的唯一出路。

 

 

  

 

 

 

  一、创新造就强大

  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聪明才智不容置疑,中国人的创造力也是堪称世界一绝,但是由于我们的民族过于听老祖宗的话,墨守成规,伟大的创造力用错了地方,在商品经济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比人家慢了几拍,导致了近代的落后挨打。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只要我们继续以发展民族经济为主导,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大旗下,充分利用我们民族的创造力,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再次雄立于世界强林,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创造新型的社会关系、创造新型的社会制度、创造全新的文化和文明,一切从创造财富出发。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企业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创造人,通过投资吸引的创造人才,并以此为基础创造财富和新型的社会关系。

  只要我们充分发挥我们民族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我们民族发明力、创造力,我们就一定打造出支撑起强大的中华民族的企业,总之要培养和造就强大的企业是创新的根本。

  二、使命决定创新

  纵观国际大企业,在自我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承担起了富民强国的使命和责任,这样的企业一方面具备强大的自我创新和发展能力,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支撑起强大国家的同时又自觉地履行了聚富于国、藏富于民的责任,同时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创造人,通过投资吸引的创造人才,并以此为基础创造财富和新型的社会关系。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

  1、有着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社会财富创造能力。

  2、有着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支撑起强大国家的同时又自觉地履行了聚富于国、藏富于民的责任。

  二者缺一不可,因为有了如此的品质,它们才具备了如下能力:

  1、首先是它的自我创新和发展能力能得到国家和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取得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2、取得民众及全社会的支持和认可,从而可以获得源源不断投资,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中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3、得到国际资本和外国企业的认可和信任,吸引到国际上先进的资金、技术、人才来共同发展。

  4、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大大地促进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并同时创造新型的生产关系,并进尔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如果用公式来表示的话:一流的创造能力+一流的品质=一流的企业。

  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感,是不可能成为国际上一流的企业,也就无所谓其强大。强大的企业来自富民强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创新,中国的企业要走向世界、走向强大,必须走出追求权力、财富、名誉满足个人欲望的狭窄的小胡同,从为国家的民族创造财富和新型的社会高度出发,完成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升级换代。

  第六节、一流的创造能力+一流的品质=一流的企业

  据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12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4万亿元,达到141050.99亿元,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

  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2004年我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假如这些钱全部用于投资,能创造出多少个世界五百强,假如其中有三分之一用于投资企业,能打造几个世界五百强企业?

  这样投资又能解决多少个内资企业发展的资本饥渴,以此投资又能吸引多少外国资本的输入,这笔帐可不是下子能算明白。

  但有一点可以很清楚,现在中国民间资本相当雄厚,只是没有投资的渠道和可以信任的机制。国际经济一体的结果,资本无国界、企业无国界、市场无国界,所以我们的企业在天天高喊“渴死了”的同时,有没有反思过这样的问题,你的企业值得别人投资吗,你的企业能让人放心投资吗,你的企业值得投资者信任吗,你是否具有一流的创造能力和一流的品质了吗?

  问完这些问题后,就知道什么是市场了,什么是市场经济了。市场永远是最公平的,资本的眼睛永远是最亮的,资本永远只往最安全、最有效益的地方流,就象海水不会往山上倒流一样。最后作一些小结:

 企业做大做强 中国企业为何还没有做大做强?

  一、没有强大的企业就没有强大的国家,强大的企业造就强大的中国。

  二、没有强大的投资就没有强大的企业,没有强大的管理也就没有强大的企业。

  三、造就强大的企业,外部环境、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是保障、内部自治机制是根本。

  四、使命决定创新,创新成就强大。

  总之一句话,中国企业要强大,就必须有能力把别人的资源变成自己的资源,把别人的技术变成自己的技术、把别人的人才变成自己的人才、把别人的市场变成自己的市场,靠的是强大的吸引投资和吸引人才的能力,归根到底在于企业创造财富和社会关系的能力。

没有强大的企业就没有强大的国家

  最近我把2004年财富全球五百家最大公司的营业收入统计了一下,总计是:148703.46亿美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200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36515亿元(约1.65万亿美元),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82321亿元,2003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16694亿元,200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跃上10万亿元的台阶,达到102398亿元。

 

 

  

 

 

 

  我又统计了一下前50强一年的营业收入:45207.38亿美元,也即4.52万亿美元。下面再看一组数字,世界银行公布的2003年全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全球总的GDP已经达到36万亿美元。其中有7个国家的GDP超过了1万亿美元:美国居首位,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0.9万亿美元;日本,4.3万亿美元;德国,2.4万亿美元;英国,1.8万亿美元;法国,1.7万亿美元;意大利,1.5万亿美元;中国,1.4万亿美元。

  而2004年财富全球五百家最大公司美国公司190家左右,日本公司有近90家左右,而中国公司(包括台湾、香港)有16家,其中电力(1家)、电信(2家)、石化(2家)、银行(4家)、保险(1家)钢铁(1家)、粮食(1家)、化工企业(1家)以及上海汽车(合资)。总营业收入是:3230.81亿美元,占500强总营业收入的2.173%。

  通过简要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如果按汇率再折算一下,2004年财富全球五百家最大公司的一年的营业收入相当于中国2004年的同内生总值的9倍有余,也就是说要十三亿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忙九年。

  二、按世界五百强的平均值为:297.4亿美元,2004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65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500强55家企业的营业收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国家有55家企业的营业收入达到世界500强的平均值,全国十三亿人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三、世界前50强的收入是我国国民收入的2.74倍。

  四、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的全年同民生产总值(2005年预计为12.5万亿美元)。

  五、假如我们有50家企业进入前五百强会如何,有100家企业进入前五百强又如何,有200家又将如何?

  ……

  对上述数字作些简要的分析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经济主要是由这些强大的企业在支撑着,强大的国家是由强大的企业的支撑着的,没有强大的企业就不会有强大的国家。

  自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大国间政治关系逐步由战场转向了商场,由军事转向经济,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走向一体化,经济牌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关系中的王牌。

  看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从外向内看,一是看是否有强大的政府、是否有强大的军队、再看就是否有强大的企业群,而且强大的政府和军队都必须由强大的企业来支撑,以强大的企业为基础。

  从内向外看,一个国家的国民,是依靠什么样的力量和组织,完成生产、生活,实现人与人之间交往。不争的事实是,现代国家的民众已经越来越少地依附于土地,转而归顺于企业的大旗下,直接去从企业中获得衣食住行所必需的一切,企业是他们最主要的生产场所,也是生活来源的保障。

  现代社会无论是从国家的强大,还是百姓个人生存、发展,都全系于企业,企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已经越来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把个人作为国家的细胞,则企业则已经成为社会的器官,是集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于一体的社会器官。等于先进的科学技术需要通过企业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文明的思想和文化,企业是最愿意以最快地速度吸收、传播、运用于改善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均得益于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又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改变,进而促进全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与改进。

  历史发展到今天,企业已经社会的基础器官,没有强大的企业就没有老百姓的安居乐业;没有强大的企业就不会有强大的政府;没有强大的企业就不会有强大的军队,归根到底一句话没有强大的企业也就没有国家。

(供稿:中国管理传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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