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有282个城市相继出台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有关法规。但是，执行起来很不如人意，多数地方违反禁放法规已极为普遍。每到春节期间，各大城市鞭炮声此起彼伏，禁放令形同虚设。2008年春节后，很多地方对原有的禁放政策进行调整，改为有条件的限放。这是行政力量与传统习俗之间的一次较量，最终是传统习俗战胜了行政力量。 当然，我们的政策部门在当初禁放政策的制定上存在不足。对于事关千家万户的公共决策必须十分谨慎，尤其是涉及文化、习俗的事项。制定政策必须让公众真正广泛参与，让各种意见得以充分表达，得到公众广泛认同后再颁布施行。应该说，当初各地推出禁放政策的准备工作做的不够。但是，如今禁放政策进行了调整，是不是每个人都满意了呢。当然不是，这个政策满足了那些需要在过节时燃放烟花爆竹居民的要求，但却损害了那些不喜欢燃放烟花爆竹居民的利益。当然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的空气污染，需要全体居民共同承担。但那些不燃放烟花爆竹的居民因为其他人燃放烟花爆竹造成无法休息、学习甚至引发疾病，承担的成本就更大了。在这里，其实政策面临两难的选择。允许燃放，会损害一部人的利益，不允许燃放，又损害了另一部人的利益。 类似的政策问题还有很多。比如一部分居民养宠物造成的环境污染、扰民等问题，就是对那些不养宠物居民的利益损害。但如果统一规定，不允许养宠物，无疑又损害了那些需要养宠物居民的利益。再比如，鼓励私家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有车族，维护了这部人的利益，但对那些没有车的居民在出行、环境污染等方面又造成了损害。那些无车族承担了自己本不应该也不愿意承担的政策成本。
当然，对这种两难的问题，需要政府把工作做细，尽可能将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其实无论政府怎样做，这种一方受益、另一方利益受损的现象在社会上也是无法杜绝的。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问题，即作为社会人，每个人得到作为社会人的好处，必然为群体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承担相应的成本。而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需要做的是在考虑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上，尽可能将每个人需要承担的政策成本降到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