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再举个例子。北京市有数十家出租车管理公司，每家公司都管着数千辆出租车。如果没有出租车的计价器，出租司机回到公司纷纷抱怨油价涨了，顾客少了，要求降低份子钱，公司将不得不同意司机们的要求。但是，有了计价器，只要把计价器里的数据一调出来，司机到底每天挣了多少钱，一清二楚，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也是技术替代了管理。
又如考勤机的使用。过去用人考勤，人有灵活性。规定8：00上班，8：01算不算迟到？8：02分算不算迟到？现在有了考勤机，过了8：00就是迟到，铁面无私。技术替代了管理。
用技术代替管理是西方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途径。卷烟机、面粉机、火柴机、邮件分拣机、输油管技术、连续反应的大型化学装置、连续反应的啤酒发酵装置、从矿石进厂到型钢出厂一体化钢铁厂、自动售货机、自动取款机、考勤机、门禁系统、电子保安系统、出租汽车计价器、银企一体化的工资发放系统、MIS、ERP、机器人、柔性制造系统、系统监测和控制中心，等等。无数机器替代了蓝领工人，无数传感器、计算机和步进电机替代了白领工人，使西方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这才是丰田汽车公司的管理现代化的实质：技术现代化。技术现代化的极致是出现无人工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七十年代曾经搞过一个汽车无人工厂，虽然失败了，但是，随着机器人技术的飞速发展，今后出现无人汽车生产线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不妨作一次科学幻想。
未来，我们到银行，银行里都是自动存取款机，24小时为你服务。他们既不要求资金，不会生病，不会怀孕生孩子请产假，更不会连手作弊卷走银行资金。
未来，本来拥有数万名编程人员的软件公司里只剩下十几个人，绝大部分编程工作是由编写程序的程序完成的。
未来，我们走进大学，大学里只有学生，没有教师。学生上课是看教师的三维立体讲课录相，跟真人讲课的感觉差不多。做作业都在计算机上，作业批改自动完成，错误之处由计算机自动指出。考试当然也是在计算机上完成，每个人的试卷都不一样，由计算机随机生成，无法作弊。全国近千所大学、上万所中学，数十万所小学，只有几百名教师，都是最优秀的。其他几千万教师呢？多数下岗了，少数做助教，主要任务是负责课堂纪律，特别是小学生的课堂纪律，组织课外活动。
未来，我们走进医院，医院里也没有医生。一排排计算机等待你去填空，有少数人会帮助你填空。你输入一串症状：发烧？感冒？头疼？……人机对话后，计算机开出来四张检验单，分别是A检查、B检查、D检查、C检查。你拿了检查单进入比例X光机检查室。检查室里也没人，都是计算机自动提示：向前走两步，向左转45度，好了，不许动，咔嚓就照完了。照片出来后，也不需要由医师看片子，而是计算机图像处理软件自动识别图像，病情直接进入个人的医疗数据库。检查结束后，计算机综合各项检查结果，建议你再作F检查，以便确诊。然后，就开出方子，吃什么药，动什么手术。进了手术室，也没见医生。先是自动麻醉机将你麻醉，麻醉后转入手术台，手术台是一个由多功能数控加工中心发展而来的自动手术机，先定位，再走刀，多刀联动，完全由程序结合个人体型而设定。
从逻辑上说，如果技术替代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的趋势持续下去，那么终有一天，这个世界将会只剩下数百万家巨大的无人工厂、无人矿山、无人港口、无人机场、无人商场、无人医院（各种检测设备和医疗专家系统）、无人大学（录音教学、计算机助教和阅卷）、全球电子商务网，当然还有卫星导航无人驾驶的飞机、汽车、列车、轮船。这些无人企业每天按照指令吞进大量能源原材料，按照指令输出不同规格、型号、性能的产品。
这正是1995年9月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大饭店一次世界精英的聚会给出的世界未来前景。与会的人士有：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前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CNN的总裁特德·特纳，太阳微系统计算机公司的约翰·盖奇，惠普公司的创始人戴维·帕卡德，美国前国务卿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劳动的终结》一书的作者杰里米·里夫金，未来学学者约翰·奈斯比特等500名从世界各大洲赶来的重要政治家、经济界领袖和科学家。他们得出的共同结论是，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20：80”的世界，20%有劳动能力的居民能积极地挣钱和消费，80%的人将失去劳动岗位。这80%的人怎么办？“靠喂奶生活”（布热津斯基语）。奈斯比特说：工业时代与它的大规模福利一起，作为经济史的短暂瞬间将不复存在。[3]
显然，这将是技术现代化的最高峰，也是技术替代管理的最高峰：管理的对象——人和组织——没有了！
然而，绝大多数人分不清楚管理和技术。走进此类无人工厂，正如走进丰田汽车公司的生产线，许多人会以为丰田汽车公司的管理现代化了！
三、管理还有用武之地吗？
既然未来是一个科学技术主宰的无人世界，那20%的人到哪里去工作？到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教学、销售、广告、采购、技术、质检、公关、金融、证券、保险、律师、审计师、会计师、记者、编辑、组织管理等岗位去了。现在这个世界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无人工厂，例如，核电站，核反应岛和电站岛都是没有一个人在现场。但整个核电站可能需要上千人。这些人负责监控、纪录核岛运行，处理微小的异常情况，维护保养核反应设施和电站，筹备建设更多的核电站，负责回收售电资金，培训更多的值守、维护和核电站建设人员，向外界做好公关工作，解释核电站的运行，寻找或帮助核原料的供应商改进技术，等等。未来银行的前端都是自动存取款机了，但是后端的维修、保养、培训、保安队伍将十分庞大。生产服装、食品的生产可能无人化了，但是销售工作变得更加重要了。广告业挖空心思琢磨消费者的心理，努力让消费者凭冲动购买他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律师、审计师、会计师工作变得更繁忙了，不停地购并，不停地诉讼，都需要他们中介行业的发达。这些岗位都是复杂的脑力工作，不但无法细分化、简单化，甚至日趋综合化、复杂化。当然，更庞大的80%的“靠喂奶生活”的人也不会闲着，他们也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组织。
也就是说，即使到了技术替代管理的最后阶段，管理也仍然有用武之地。最大的用武之地是对综合化、复杂化的脑力劳动者的管理。这些岗位的工作效率提高得怎么样？西方管理实践派的大师彼特·德鲁克认为：“本世纪（20世纪）管理学的最伟大贡献在于，它让体力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0倍。下个世纪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提高脑力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在过去70年里，一些脑力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实际上是下降的。”[4]在第一句话中，德鲁克将“技术替代管理”取得的成就，误当作了管理学的成就。但在第二句话中，德鲁克无意中指出了，对复杂组织的管理水平，多年来实际上停步不前，甚至是下降的。
这才是西方管理学的实际情况：将技术替代管理所取得的效率提高，误作管理的效率提高。更进一步，将管理的效率提高误作管理学的成就。许许多多踏出国门，怀着虔诚之心学习西方企业现代管理的中国经理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千千万万以为管理学可以帮助企业提高管理现代化水平的莘莘学子，无论是本科生还是MBA、EMBA，无论是哈佛商学院的学生，还是斯坦福商学院的学生，也都跟着犯了同样的错误。这个世界性的、长时间的误会的唯一受益者，就是管理学界、商学院界、管理咨询和培训业界。
四、管理能否现代化？
技术替代管理的趋势和效率掩盖了对复杂人形成的复杂组织的管理能力的下降。搞清楚这一点就会逐渐认识到，管理是无法现代化的。因为管理的对象，人是无法现代化的。两千年以前的人和现在的人有什么差别？东方人和西方人有什么差别？看上去也许有很大差别，吃的、穿的、住的、用的、行的，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已经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但是，仔细观察，现代人和古代人，东方人和西方人，大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小企业的基层工人，在追求功名利禄上，在贪生怕死上，在男欢女爱上，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呢？
人的基本需求其实并不多，站起三碗饭，躺倒一张床。但是，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却是无止境的。有的人起早贪黑、省吃俭用，一心一意买房子、还月供，每天回到家里，180平方米的房子，真正有效的只有2平方米。他到底在是追求物质舒适呢？还是社会地位？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这一口气其实就是和周围人比较，争长论短，争高论下。
单纯就物质生活而言，第一个1万块钱最有效，解决的是吃饭、穿衣问题，第一个10万块钱稍次之，可以解决住所问题。再后面的钱都越来越是面子钱，是数字游戏，是自我感觉良好。可是，钱挣得越多，越觉得社会地位低下。因为不甘心在低级社交圈子里充大头，想方设法要混进更高级的社交圈子。一进高级社交圈子，才知道自己的钱太少，事业太小，还得拼命。结果，钱多了，社会地位高了，身体却垮了。
正是这种追名逐利的动力，使得企业的高层组织内部充满了隐蔽而激烈的权力、利益的斗争，使企业成为各种利益小圈子滋生、繁衍、较量的战场，使垄断企业的丰厚毛利率转为化低净利率，使技术上已经现代化的大型企业陷于破产、倒闭的困境。
当我们参加丰田汽车公司的一个生产调度会或者经理办公会时，当我们听到各种技术术语，在争论设备、进度、运输、库存问题时，一个对丰田深怀敬意的人听到的是他们的认真敬业的态度，一个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人可能听到的是各部门在用技术术语为本部门、本人的利益讨价还价。前者很容易误以为丰田实现了现代化管理，后者则看到一群穿着现代衣服、用着现代语言的隐蔽地争权夺利的古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类型的成功企业：第一种是技术型成功，即用某种技术手段解决了本来需要管理来解决的问题，这是大部分企业“管理”成功的奥秘。第二种是企业制度健全，执行良好，员工士气高涨，中高层管理人员争权夺利程度很低，一心为企业发展，尽心尽责。这是很少见的成功。松下、沃顿、张瑞敏式的领导人才能实现这种成功。
读者不妨问一问自己，有没有能力实现第二种成功？如果有这种能力，那么在中国还是很有用武之地的。因为中国技术能力不强，技术昂贵，但人力资源却很丰富。西方企业的成功可以用技术替代管理，中国企业的成功完全可以用管理替代技术。
例如，比亚迪电池的老板王传福就懂得这一点。1993年，创业之初，王传福无钱购买动辄千万元的电池生产线。他就只引进关键设备，生产线的其他设备或者自己研制，或者分解成一个个可以人工完成的工序。在中国，这种半自动化半人工化的生产线成本低，能够生产多品种电池，性能价格比非常好。成立公司的当年，他成功卖出了3000万块镍镉电池。此后，他又按照这种方式生产镍氢电池、锂电池，于2000年成为摩托罗拉的第一个中国锂电池供应商，打败了包括东芝、松下、索尼等巨头在内的电池业“日本军团”。王传福的成功就是管理替代技术的成功，是管理型成功。
再如，生产思念饺子的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其董事长李伟也是个懂得用管理替代技术的人。该公司日产饺子800吨，员工20000多人，大部分生产线都是人工生产线，既可以包饺子，又可以包汤圆，柔性化程度最高，生产的产品口感和形状也比机制饺子好。
如果用机器生产线包饺子，李伟的管理水平就不算高。但是，用人工包饺子，20000多人的招聘、培训、考评、晋升、激励、离职、解聘等人事问题就够头疼的。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能够管理好这么多人的企业，令人惊叹。公司成立12年，年营业额达到12亿，公司上市后，李伟的个人资产市值居然高达41亿。这才是管理型成功。但是，这种管理型成功常常都需要靠一位优秀的领导，既懂得设计制度形成明契，又懂得领导形成默契。因此，可复制性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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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图尔特·克雷纳：《管理百年》，前言第2页，海南出版社，2003年9月。
[2] 波特和麦基宾：《管理教育》，第170页。转引自：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李柱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3] 汉斯·彼特·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
[4] 斯图尔特·克雷纳：《管理百年》，序言第3页，邱琼等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