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管理》连载十五:实干的世界观



第一节   实干的世界观

同一个过程,投机的世界观看到的是投机,实干的世界观看到的是实干。

例如,一条生产线停产了,每天损失百万元。厂里的技术人员忙得团团转,却解决不了问题,干着急。一位专家化了5分钟时间找到了原因,用了10分钟时间解决问题。这位专家在干什么?投机者认为他在投机,实干者认为他在实干。该付多少钱?投机者认为他无非是懂得机巧,不值多少钱。实干者认为自己花三天三夜解决不了的问题,专家解决了,就值很多钱。投机者认为,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十年功是在掌握机巧,十分钟是在运用机巧。我只要付运用机巧的十分钟的钱就够了。实干者认为,掌握机巧的过程就是实干,十分钟应该取得十年功的报酬,所以,怎么付酬都不高。

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到底怎么定价?如果要把掌握机巧的十年也考虑进去,那么企业中的绝大多数活都有一个熟练过程,都有一些机巧,都需要将长期的培训、学习、掌握机巧、熟悉关系的功夫算进去,都可以用这种原则去和企业讨价还价,这样,企业成本将无限上升。如果不算掌握机巧的十年,只算运用机巧的实干时间,那么这位专家又不干。

这进一步意味着,当世界有无数机巧、机关、机会组成时,按劳分配都很困难。最困难的是劳动量的计算:按过程算,还是按结果算?按过程算,工作量容易计算,但是,不掌握机巧,多少天都可能干不出来。按结果算,很可能几分钟就解决的事情,但报酬却是天价。

再进一步,可以出现两种定价原则:

A、    结果原则。以实干的世界观对运用机巧进行定价,前述生产线专家例,定高价;以实干的世界观对实干定价,以为农民种田是纯实干,定低价;

B、    过程原则。以投机的世界观对运用机巧进行定价,前述生产线专家例,定低价;以投机的世界观对实干定价,看到农民种田也有机巧,定高价;

 《整体管理》连载十五:实干的世界观

这就麻烦了。在大多数人的眼中,一分钱一分货,一分活一分工资,这叫经济规律。但是,如果出现两种定价原则的话,这一分活到底值多少钱就看怎么解释了。擅于讨价还价的人能够灵活运用两种原则为自己辩护:在给专家付费时,用过程原则。在自己当专家时,用结果原则。

结果原则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原则。如果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简单的、自食其力的、自给自足的社会,这个原则就没多大问题。如果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相互联系的、充满机巧的社会,这个原则就可能使绝大部分财富流向少数掌握机会和机巧的人手里。

当然,到实际经济生活中,单凭结果原则还不够。如果这位专家能够绝对垄断了该条生产线的技术解决方案,那么,10分钟时间就可以定价百万元——总比每天损失百万元好吧。如果这位专家只是相对垄断,企业就可以威胁寻找其他专家,定价就可能下降到10万元甚至1万元、1千元,依搜寻和等待其他专家的费用多少而定。这进一步意味着,这位专家的收费既不是按照本身的工作量收费,也不是按照工作机巧收费,而是按照他在社会中的垄断程度收费。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位专家真正的收费原则是垄断定价原则。但是,垄断是一个不好意思说出口的真实理由,是一件“只能做、不能说”的事情。结果原则只是为垄断定价找到了一种貌似合理的辩护说法。

问题出来了。按照通常的理解,投机不好,实干好。一个社会如果提倡投机,奖励投机,那么大部分重复性强的、机会含量少的工作谁干?

可是,客观上加速两极分化的结果原则,导致辛勤劳动者财富流失,而掌握机会者盘满钵满的,恰恰是实干的世界观的产物。客观上可以减缓两极分化的过程原则,恰恰是投机的世界观的产物。

在投机的世界观看来,科学家刻苦钻研是在搞清大自然的机理,工程师是在设计利用大自然能量的机会之器,政府机关是机会的开关。在实干的世界观看来,明星的巨额出场费是实干的应得收入;大律师的千万元级的律师费也是实干收入,而且是比歌星更实干,舌巧如簧、颠倒黑白需要实力啊;证券经纪人的所得也是实干收入,因为掌握信息、处理信息需要实干。

实干的世界观使投机者如鱼得水,聚集社会的财富。投机的世界观使实干者的机巧得到承认,却将投机者的能量归功于社会。持实干的世界观的人反而可能伤害实干者,这是一个悖论。联合国大学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近日发表报告称,目前全球财富分配很不平均。2%的成年人拥有世界上50%的财富,此外,还有50%的“地球村”居民只拥有世界上1%的财富。其中,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部分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拥有了世界上近90%的财富。美国的财富不平均程度最高,10%的富人占据社会财富的70%,法国、英国的这一比例也都超过50%。[1]

马克思在主观上是站在普通体力劳动者一边的,但他认为脑力劳动是多倍的体力劳动,有资格领取多倍的工资。其实,即使在马克思的时代,社会也已经高度复杂、迅速变化、充满机巧了,相应地,这个时代的脑力劳动也主要是掌握机会、运用机巧的过程。既然如此,站在体力劳动者的立场上,怎么可能承认脑力劳动是多倍的体力劳动呢?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会这么看?因为马克思的世界观其实是实干的世界观,是简单世界的世界观,以为个人的工作实效取决这个人的脑力或体力劳动,而不是取决于这项工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马克思也许不承认自己的世界观其实是简单世界的世界观,他甚至反复强调世界的相互联系和运动变化,但是,一旦落实到现实经济生活的分析,他就走回到孤立的、静止的、简单世界中去了。

这就启发我们进一步得出结论:投机的世界观其实就是运动的、联系的、整体论的、结构性的世界观,而实干的世界观则是静止的、孤立的、原子论的、实体性的世界观。在投机的世界观中,个人的自由、平等和独立将显得荒诞。在实干的世界观中,个人的自由、平等和独立才有可能。

实干的世界观强调个人奋斗。但是,在一个高度复杂、迅速变化、充满机巧的世界中,个人奋斗的最好方式是把握机会、掌握机巧。

投机的世界观强调相互依赖。如果我们是在一个简单的、老死不相往来的石器时代,即使有人强调相互依赖、相互帮助,客观上也只有个人奋斗者才能获得生存资格。

这是一个更加重大的悖论。

为什么我们客观上已经处在一个高度复杂、迅速变化、充满机巧的社会,但主观上我们却不愿意面对呢?

因为这样一个高度复杂、迅速变化、充满机巧的社会将使每个人感到无力和渺小,感到生命的短暂和易碎,感到财富的虚幻,权力的狂妄,从而使人困惑,使人迷茫,使人失去个人奋斗的物质动力。更进一步,甚至产生一切皆是过眼烟云、人生四大皆空的看法。释迦牟尼、老子、耶稣、默罕穆德等等这些思想家和宗教家,都有类似的看法。一般来说,越是阅历丰富,思考深刻,越容易持复杂世界观。

相反,一个简单的、静止的、实干的世界可以使人感到尊严和有力,可以使人享受生活的快乐,财富的荣耀,权力的强大,充满个人奋斗的物质动力。更进一步,甚至可以让人将片刻想象成永恒,沉浸在光荣和梦想中。亨利·福特,山姆·沃顿,杰克·韦尔奇,托马斯·沃森,等等,都是这种简单世界观的典型代表。这就是所谓美国文化。一般来说,越是年轻气盛,才华横溢,越容易持简单世界观。

在政治上,如果社会的高度复杂、迅速变化、充满机巧,绝大多数人身在社会中,不识社会真面目,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则民主的可能性就很小;如果社会简单、静止、实干,谁都可以很容易了解这个社会,就像了解自己家的菜地一样,则民主的可能性很大。民主的可能性很小,作为个人,我们会觉得自身的政治权力若有若无,可有可无。民主的可能性很大,我们会充满信心地去投票,去参与政治。换成政治自由主义的语言,复杂的社会意味着更复杂的政治,而复杂的政治意味着权力不容易受制约,意味着权力有可能用复杂而神秘的名义实施专制独裁。

也就是说,西方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和人生信念:自由、平等、独立、民主,全部建立在一个简单的、静止的、实干的世界观上。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这种世界观,使人对物质生活充满热情,对物质成就无限迷恋,对创造物质生活的科学技术百般推崇,使人充满了赚钱的动力、技术研发的动力、征服外国的动力。也是这种世界观,使西方社会的程序民主充满了吸引力。

这种世界观的核心,就是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我们向西方学习,从根本上就是学习这种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连同自由主义信念背后的简单的、静止的、实干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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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海峡都市报》,2006-1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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