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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性视角讲述巴以冲突，专访东京电影节大奖电影《他人之子》导演： “民族的概念是被生造的，你们的争斗没有意义。”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施罗默?桑德在其2012年著作《虚构的犹太民族》中如此解构犹太人的民族记忆。他认为，犹太民族的形成只可能在一种新编纂的历史下发生。这本“年度最勇敢著作”的作者，试图以自己特立独行的观点，为解决巴以冲突寻找新的突破口。 而不久前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法国电影《他人之子》也做出了这样的尝试。电影中，法国女性导演罗兰娜?利维将镜头瞄准了因抱错孩子而陷入困境、互相纠缠的两个家庭，一个家庭来自巴勒斯坦，一个家庭来自以色列。影片曾一并收获第25届东京电影节金麒麟大奖、樱花大奖和最佳导演奖三座大奖。 “《他人之子》的故事并不仅仅关于‘交换孩子，错位人生’。”罗兰娜?利维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说，“这个特殊语境下的故事，交织了民族冲突、身份解构，以及信仰坍塌与重建，诠释着人性的挣扎与融合。我想要在影片里说的是：在成为‘什么人’之前首先成为一个‘人’。” 拍摄团队也遇文化冲突 两个同一天出生的男孩，一个来自以色列，一个来自巴勒斯坦。18岁成人之际，巴勒斯坦青年亚辛从巴黎学医归来，而以色列的音乐少年约瑟夫积极准备参军。但体检验血让约瑟夫发现了一个无法接受的真相—自己不是父母的亲生儿子。出生时，他与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巴勒斯坦家庭的亚辛换错了。因这一发现，两个家庭的生活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迫使他们重新思考各自的身份、价值和信念。 “交换小孩的故事在法国电影里早已经有人拍过了，但我想把这个故事放到一个大的历史政治背景当中处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主题是永恒的。虽然我讨论的是巴以冲突，他们很长时间都处于战争状态，但是这个范本也可以适用于其他战火中的国家、其他被分隔开的土地。” 罗兰娜?利维向时代周报记者讲述她的创作理念。 “这个故事有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根据的是我自己的愿望。现实生活中已经有太多令人失望的东西了，电影有权利送给大家一个梦想，我也有权利把自己关于和平的梦想放在电影当中分享给其他人。没错，悲伤的结尾总是更严肃，但我不是一个严肃的人。”导演对结局的这种处理，意料之中的被部分观众认为“过于轻松”。 18岁时就和以色列结缘的罗兰娜，深深为这个国家的历史着迷。“以色列是人类文明的摇篮。那边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信仰，共生共处。我非常喜欢，想去了解这个国家。18岁那年，我在以色列待了大概两三个月，之后又去那里度假。那边的风景很漂亮，有海滩，有大海。而为了这个片子，从准备到拍摄一直到后期制作，我和我的团队花了3年的时间。” 罗兰娜笑着说。 也在情理之中，这部探讨“巴以冲突”的影片，拍摄期间同样遭遇了文化冲突带来的困难。影片在以色列拍摄期间，演员及工作人员总共使用4种语言，这也让来自法国的罗兰娜难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但就像影片最终的结局充满希望一样，罗兰娜的剧组最终走向了和谐。 “一方面，拍这部片子不简单，但另一方面又充满了热忱，当你做一个你喜欢的职业的时候，所有的困难都是为了让你去超越它们。我们在当地遇到猜疑，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我们。但我们尊重他人的礼仪和传统。慢慢的，就会达到相互尊重的状态。” 罗兰娜说。 故意弱化政治意识 近百年来，巴以冲突似乎已经成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生活的一部分。这无休止的冲突已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和艺术活动提供了永恒题材。包括罗兰娜的《他人之子》在内，以“巴以冲突”为时代语境的电影，已经成为电影界无法忽视的类型片。 2006年，曾说出“没有任何一部电影能够解决今天中东的僵局。这一地区最大的敌人是不妥协”的好莱坞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以一部反映巴以冲突的作品《慕尼黑》入围奥斯卡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等五项提名。影片以1972年的慕尼黑恐怖事件为叙事背景，以色列人的“复仇”作为主要线索，通过暗杀小组一名成员的视角，讲述了“摩萨德”暗杀11名涉嫌惨案的巴勒斯坦人的全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以不少的篇幅展现了以色列暗杀成员复仇时那种怀疑、挣扎和无奈的心态。” “我在影片中没有妖魔化任何人，包括被暗杀的目标。”或许是因为斯皮尔伯格犹太人的身份，他对影片的客观性一再强调，而美国《评论》月刊也因此评论斯皮尔伯格“急于避免对凶手表现出偏见和狭隘”。2006年1月底，他对《明镜》周刊说:“恐怖分子罪不可恕，但了解一个杀人者的背景，探求他们的动机，揭示他们也是有家庭有故事的人，并不是为他们开脱，不表明你接受和原谅他，更不是软弱。” 与《他人之子》一样以小人物的命运来折射巴以冲突的影片《天堂此时》，是历史上首部描写巴勒斯坦自杀性恐怖袭击的影片。影片讲述的是两个从小就是好朋友的巴勒斯坦年轻人，自从被选中做人体炸弹后所面临的一系列事件和心路历程。这部荷、德、法合拍片曾获第55届柏林电影节蓝天使最佳欧洲片奖、第63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 《天堂此时》的导演哈尼?阿布阿萨德是出生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现在已被普遍视为巴勒斯坦导演。他认为，巴勒斯坦人有责任在电影中刻画中东的社会和政治冲突，通过艺术和媒体来叙述本民族的故事，从而呼唤和平。“好莱坞根本不了解巴勒斯坦问题”是这部影片在故事之外希望诉说的一点。 但无论是《慕尼黑》，还是《天堂此时》，以“巴以冲突”为时代语境的电影往往与政治有太多牵扯。与此相反，弱化政治意识是《他人之子》最强调的一点。 “犹太人的身份对我来说很重要。现在好像没有存在感了，觉得自己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阿拉伯人，我还可以是谁呢？”发现身份真相的青年，开始思考这个似乎无解的问题。当一个人成为了“他者”甚至“最痛恨的敌人”，自己被解构的身份如何找到认同？过往的生活是一场根深蒂固的错位，意味着生命必须连根拔起。这一纠缠的死结似乎只有一个破口—在成为“什么人”之前首先成为一个“人”。 “首先我自己不是想要拍摄一个政治片，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关心政治的女导演，我最关心的是情感，我想讲述关于人性的故事，我希望每个观众在看的时候能够设想：如果我在剧中人的位置上，我会怎么做。我希望电影和观众有一个互动的过程。”罗兰娜说。 中立客观的立场是罗兰娜认为该片区别于以往同类题材影片的一点。“我觉得我和其他导演不一样的就是，我不做评判。我并没有把影片政治化，并不是要说谁错谁对，也不是要站在以色列的立场，说加强安全是有必要的；也不是站在巴勒斯坦的立场，说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造反。我只是想从一个人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 希望与中国电影人合作 第25届东京电影节上，评委会主席认为，本届电影节旨在寻求超越民族超越立场的 “人性” ，而以巴以矛盾为背景的《他人之子》正中主题，最终获得金麒麟大奖、樱花大奖和最佳导演奖三座大奖。这一惊喜让罗兰娜不禁在台上惊呼：“你们没开玩笑吧？”此前，很多人猜测评委会不会连续两年把金麒麟发给同一个国家（第24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得主是法国电影《不可碰触》）。 《西雅图时报》对《他人之子》有很高的评价：“这是一部弥补国家文化鸿沟的深思熟虑的电影。”而《芝加哥太阳报》则更关心电影的现实影响：“我很好奇，如果这个故事就这么被讲述出来了，那么那两个年轻人还要怎么生活在冲突不断的巴以地区。” 如今，成功拍摄《他人之子》的罗兰娜最大的愿望是与中国电影人合作，“希望用电影见证中国社会变迁”。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2005年，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电影《我第一次20岁》做宣传。那时候我已经深深地迷上了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建筑。作为一个欧洲人，我觉得这里的建筑特别有未来感，但同时又很优雅。法国的电影爱好者现在非常喜欢中国电影，我也非常喜欢中国第六代导演。中国电影非常棒的一点是时间视角，和欧洲人很不一样，非常精确但又充满诗意。我觉得用这种诗意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时代，非常重要。” 她继续大胆强调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表明以电影艺术来关注社会发展和变迁的重要性。“虽然这样说在法国会被批评，但我还是想说，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21世纪就应该是中国的世纪，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在冉冉上升的时期，所以关注这样的民族、关注这样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电影也将成为这种变迁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