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和索罗斯的投资 巴菲特与索罗斯投资差异中的方法主义



  但是,对于自由使用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活动却不能规定细则,即不能规定固定的守则,因为细则是不能自由运用的.与此相反,方法则是执行任务的一般办法〈如前所述,这种办法是根据概然性制定的〉,它可以把原则和规则的精神贯彻到实际运用中去,只要它不失去本来面目,不成为一套绝对的和死板的行动规定〈即体系〉,而是代替个人决断的一种捷径,是一般办法中可供选择的最好方法,它就可以列入博弈理论。

  在博弈中常常按方法办事看来也是非常重要和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想一想,在投资活动中有多少行动是根据纯粹的假定和在完全弄不清情况的条件下决定的,我们就会相信这一点了。纯抽象的形而上的我已经论述过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知是绝对有限的和非理性的,就是在现实世界里:博弈也会阻挠我们去了解那些对我们的部署有影响的情况,时间也不允许我们充分了解这些情况,而且即使我们知道了这些情况,也由于范围太广,过于复杂,不可能根据它们来调整一切部署,所以我们常常不得不根据某些可能的情况进行部署。我们还知道,在每一事件中需要同时考虑的具体情况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我们除了进行大致的估计,根据一般的和可能的情况进行部署以外,就没有其他办法。最后我们还知道,越到下级,投资活动的具体执行者者的人数越多,就越不能指望他们具有独立的见解和熟练的判断力。既然除了从总务几实施细则和经验中得到的见解以外,就不应该要求他们有其他的见解,我们就不得不教给他们一套类似细则的方法,作为他们进行判断的依据,防止他们越出常轨地乱想,因为在经验特别有用的领域里,乱想是特别危险的。

  我们还必须承认,方法主义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还有很大的优点,那就是反复运用同一种方法在经营上可以达到熟练、精确和可靠的程度,从而减少投资活动中的阻力,使投资利益团体这台机器便于运转。(这就是加里.哈默尔的核心力观点的哲学讨论吧)因此,职位越低,方法就用得越多,就越是不可缺少的;职位越高,方法用得越少,到最高职位,方法就完全用不上了。因而,方法在战术中比在战略中有更大的作用。

  投资行为,从它的最高角度来看,不是由大同小异的、处理得好坏取决于方法好坏的无数细小事件构成的,而是由需要分别处理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各个重大事件构成的。投资活动不象实验室里的化学分子,而是现实世界里的物理知识。发电工厂的工人不需要知道水是氧原子和氢原子构成,他们需要知道的是水的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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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投资活动中,方法使用得多少,本来不取决于职位的高低,而取决于事情的大小。投资家或投资团体的最高经营者处理的是全面而重大的事情,所以他较少使用方法。投资家或投资团体的最高经营者如果在办公环境的布置和营销人员的结构方面,采取老一套的方法,不仅会束缚他的部下,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束缚他自己。固然,这些方法可能是他自己创造的,也可能是他根据情况采用的,但是只要它们是以资源的一般特性为根据的,它们也可以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然而,象用流水线制造东西那样,总是按照同一方法来决定投资利益团体的投资计划和博弈计划,却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但是,只要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理论,对博弈的研究还不够完善,职位较高的人有时也不得不破例地使用方法主义,因为有些职位较高的人没有可能通过专门的研究和上层社会的生活来提高自己。他们在那些不切实际而又充满矛盾的理论和描判面前无所适从,他们的常识接受不了这些东西,于是除了依靠经验以外,他们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因此,在必须和可以单独地自由处理问题的场合,他们也喜欢运用从经验中得来的方法,也就是仿效曾经的成功者所特有的行动方式,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方法主义。从基金公司的作业行为你就可以判断哪家公司跟巴非特有渊源哪家又同量子基金有关系,在投资中我敢保证巴非特就是死了,他的投资习惯还将存在。从这些办法的反复运用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一套袭用的方法,由此可见,高级投资经营者也可能仿效别人的方法。如果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理论,有助于研究博弈方法,有助于提高那些力图上进的人们的智力和判断力,那么仿效方法的范围就不至于这样大,而那些看作是不可缺少的方法,至于会是理论本身的产物,而不是单纯仿效的结果。一个伟大的投资家或投资团体的最高经营者无论把事情办得多么高明,他办事的方法中总有某些主观的东西,如果他有一种特定的作风,那么这种作风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个性,但仿效他的那些人们在个性上不会常常同他是一样的。

  然而,在博弈方法中要完全摒弃这种主观的方法主义或作风,也是既不可能又不正确的。相反地,应该把主观的方法主义看作是投资博弈的总的特性对许多个别现象所起的影响的一种表现。当理论还没有预见和研究这种影响时,就只能依靠方法主义。中国市场就像美国市场一样有它特殊的投资法,这不是很自然吗?但哪一种理论能预先把它的特点包括进去呢?可惜的是,一定情况下产生的方法很容易过时,因为情况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而方法本身却没有改变。理论应该通过明确而合理的批判去防止使用这种过时的方法。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投资中为什么要警惕滥用巴菲特主义。

  在这里我们应该知道:这不仅因为这种方法已经过时,而且还因为在那时方法主义已使智力极为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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