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有多少增长的利益流到了国外？巨额外资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安全的隐患？取消外资优惠政策？
中国“外资崇拜”迷思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东南亚国家对全球跨国公司的吸引力降低，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新生市场国家出现金融危机，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它成为大量外资迁徙的热土。从2002年开始，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持续超过500亿美元，在全球FDI大幅降低的形势下一支独秀，成为我国GDP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有力支撑。
另一种力量正在暗流涌动，它来自暧昧的自由港，一个没有税收的自由世界。那里聚集了大量来自欧美的跨国公司，还有中国的民间力量，后者经过自由港“镀金”之后，已经成为中国引进FDI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伪面孔，因为造成他们不能以正身示人的原因在于内外资待遇的巨大差异，很多人将这种差异的拉大归咎于GDP导向、外资导向。
就在此时，关于外资真正作用的质疑正在变得更加强烈。两周前，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对中国引进外资战略组织了一场精彩的讨论，外资优惠政策的前提和结果都得到充分的反思。
会上提出，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资金短缺的状况就已经得到了根本改变，而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也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在大量的利润汇出的同时，巨额的外资很可能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的安全隐患。即便肯定了外资在产业积聚、在制度变革方面的巨大促动作用，也不能否认，在内外资企业的天平上，政策的优惠已经成为不平等的重要砝码。
谁将主导未来的中国经济？如果是外资，则“拉美化之忧”已经种下祸根；如果是内资，那么，对不平等的根源就要有足够的重视。关键在于，我们对问题本质的判断。
影响民营力量崛起的核心力量是外资挟政策优势的“挤出效应”么？中国的自发力量从来不曾被外资真正挤出，我们在改革初期预言中国的工业将全军覆没，话音未落，民间的大军已经虎虎生威。
在民营经济已经和跨国公司短兵相接之时，后方的支持却是捉襟见肘，相比跨国公司背后强大的金融和法律体系，我们的民营企业颇有小米加步枪的味道。在他们的力量已经接近全社会总体投资五分之一的时候，金融的支持比例不及3%。
配套政策的不完备是民营企业的真正瓶颈，这种瓶颈使得以制造业为主的外资产业链条无法延伸，外资对产业积聚的拉动作用不能充分显现。如何调节内外资的平衡，又怎样形成制造业到服务业的完美的产业链条？
3月6日，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副部长赵晋平、北大教授路风共聚21世纪圆桌论坛第五期，深入透析内外资发展的宏观政策取向。
·对话·外资的收益构成与资本来源
《21世纪》去年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达到9.1%，与GNP(国民生产总值)相比有一定差距，这两个指标在实际经济中到底意味着什么？
赵晋平：GN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国民在一定时期内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GNP是按国民原则核算的，只要是本国或地区居民，无论是否在本国境内或地区内居住，其生产和经营活动新创造的增加值都应该计算在内。比方说，我国的居民通过劳务输出在境外所获得的收入就应该计算在GNP中。
GDP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全部最终成果。GDP是按国土原则核算的生产经营的最终成果。比方说，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创造的增加值就应该计算在GDP中。
GNP与GDP之间的差额叫做海外净收益，就是本国投在国外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减去外国投在本国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以2001年为例，当年我国GDP为95933亿元，GNP为94346亿元，两者差额为1587亿元，也就是说2001年，我国的海外净收益为负1587亿元。
发达国家比较普遍的是GNP高于GDP，但是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是GNP要略小于GDP。海外净收益所得中的大头是投资收益，从投资收益来讲，确实因为我们走出去的企业还不多，更多的是外资进入到我们国内。外资企业盈利以投资收益的形式汇出境外，这就会产生海外净要素所得成为负值的问题。
当然，严格意义上讲，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所得利润很容易通过价格转移的方式转移出去，回避纳税。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方式主要是以加工贸易为主，需要大量的进口原材料、零部件，甚至进口一些成套设备，这些产品很可能是从它的母公司，或者是整个集团的其他子公司来进口，通过价格的方式，把它该盈利的部分转移出去。
《21世纪》中国这两年吸引外资形势很好，在全球FDI(外商直接投资)下降的情况下，我国依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向中国投资的主要结构是什么？
赵晋平：中国这两年吸收外资的趋势，和世界整个FDI趋势有一个很强烈的反差，2000年，世界FDI达到13000亿美元的高峰，我们则维持了一个非常低的增长。但是从2000年以后，世界的FDI大幅度的下降，第一年下降了将近一半，2002年继续下降了大概30%左右，2003年世界的FDI也有所下降，不过下降的幅度明显的缩小。而恰恰这两年，我们吸收外资是在上升的。
而且，我们吸收外资主要是以绿地投资投资建厂为主，占了90%-95%左右的水平，世界恰恰相反是并购投资占主导，高的时候是86%，低的时候也有70%左右。另一个特点就是，制造业投资的比重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中的FDI投资，平均占到60%-70%左右。
石小敏：外来投资的大幅度增加以及比例构成，有中国的特殊原因，除了入世的影响，“假洋鬼子”的比重好像也不小。
赵晋平：中国的外商投资，1990年代初与以前出口导向截然不同的特点就在于，以中国国内市场为导向的投资所占的比重在明显上升。目前由于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外商投资更多是以独资的方式，其中可能存在中国企业迂回投资的现象。
我们可以从投资来源的结构分析中得出结论。在我国吸引外资来源上，来自维京群岛等地的自由港投资占的比重在急剧上升，已经占到13%-14%，超过来自美国、欧盟、日本的投资。而以前来自这一块儿的投资，充其量只占第五位、第六位的水平，但是在2002年它占到了第二位，这也是最说不清的一块儿。
自由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它往往通过零税收等非常优惠的条件吸收大量的跨国公司在当地注册。按照我们的分析，在那里注册的企业，可能有一部分是从国内出去的，然后再进入国内来投资，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外商的身份，所有制结构、享受的政策都不一样了，但是，对于国内而言，在税收、就业和金融服务方面，都是一种损失，部分国有资本也通过这种形式流失掉了。当然从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通过在合适的地区进行布局增加收益，是一种正常行为，这也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关键在于如何防止其中存在的部分国有资产流失现象。
外资优惠政策是与非
《21世纪》：国内企业的迂回战术一定程度上源于内外资企业的国内政策待遇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起源在哪里呢？
赵晋平：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实行的是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为什么这样做呢？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毕竟已经落后于世界几十年，我们打开大门以后，是希望能有一个比较快的增长，不单纯是提高我们本身的国民福利水平，提高我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时还希望能够“赶超”其他国家。从当时国内的一些生产要素看，无论是技术还是资本实力，都不能满足这样的需要。这就是希望通过有效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发展，采取了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当时尚处于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经济的主体是公有制的单一结构，国外投资者所希望得到的更适合于国际规范的投资环境是不具备的，我们有必要提供一些优惠政策，使他们能够形成一个较好的投资预期。
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特别是一个多元化的市场主体结构逐步形成，客观上要求建立一个各种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因此，1990年代以来，中国也在不断按照国民待遇原则调整外资的优惠政策，内外资企业统一的政策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21世纪》：大量引进外资一个基本前提，是所谓“双缺口理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技术和资金方面严重短缺。但是，现在回首整个过程，对吸引外资业绩也存在很多质疑，比如他对技术进步的促进。
路风：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上，引进外资确实对技术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外资企业技术“溢出”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中国汽车合资二十年，一款车也开发不出来，反而是最近这些年兴起的体制外的民营企业自主开发了一些车，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企业不仅得不到支持，反而备受打击。
《21世纪》：资金短缺情况从1994年以后已经发生转变，到2003年底银行存款大于贷款49059亿元人民币，是前10年的7.29倍，外资优惠政策的这一个理由也应改变。
赵晋平：但是，并不能因此说我们就解决了资金缺口的问题。因为持有资金的主体不同，它的机制就不同，它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和运作方式就不一样。比如将资金交给民营经济掌握，产生的效率远比国有经济主体产生的效率高得多。
石小敏：我们每年用数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购买美国债券，也只有靠这样的循环，才能保证总的效益高一点，如果我们自己投资，反而不一定达到这样的收益，这说明我国的投融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赵晋平：我国吸收外资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了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整体经济的基础和实力，而不是为了吸引外资而吸引外资。作为外商投资企业，也希望能够在国内的环境下，有更多的相关企业能够为他进行配套，这是它降低经营成本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外商投资企业经历过十几年的发展过程，对于国内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还是在逐步地提高，只不过它提高的幅度还不够大。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1990年代初，进料加工方面，每出口一美元就需要进口0.87美元的零部件，在国内实现的价值仅仅有0.13美元。但最近几年的进料加工情况就有很大的变化，根据2002年的进料加工来计算，每出口一美元的产品，进口是0.64美元，有了一个0.36美元的空间。客观上讲，华南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因为外资进入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然后当地产业的发展又带动大量的外资进来，产业聚集效应已经显现。
打造完整的产业链条
石小敏：问题就在于，我们在发展民营经济，或者是在发展中小企业方面，我们的政策不到位，有多种多样的限制，导致延长产业链条的这样一些外部环境没有形成。
路风：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头，技术进步形式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技术进步的主体变成了竞争性的主体。在平等的市场竞争条件下，最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创造出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
石小敏：像海尔张瑞敏说“与狼共舞”，舞上十年，谁是狼不知道了。但是我们整体上，现在尤其是竞争开始进入到重要的服务业的领域，我们仍然对国内的民营企业采取非常不合理的抑制态势。相比对外开放，对内开放显得更加急迫。
我们过去是一方面有各种优惠的政策来面对外资，另一方面，又用更多的成本，更多的代价去保护国有。国内土生土长的民营经济越来越成长壮大以后，实际上还受着相当严重的歧视。
赵晋平：我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民营经济在全社会的投资已经占到了18%左右，接近1／5。但是，流向这一块儿的资金流量占的比重充其量不会超过3%，这就说明我们在资源和要素的配置方面，最具有市场活力的经济体得不到足够的要素投入，恰恰是由于体制的障碍所造成的。
石小敏：没有在足够多的环节里面向内资开放，一个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条就难以形成，造成就业岗位有限，收入也很有限，一个制造业可以有三个服务业这样的格局在国内很多地方形不成。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好的民营企业往往需要借助国外的资本渠道、销售渠道和信用渠道来发展自己，依托国内的渠道就会出问题。这跟对内资的开放程度还不够充分有很大关系。
我们真正的优秀的企业家已经开始跟跨国公司贴身搏斗了，可是企业背后的国内法律、服务支撑体系太差，这种体系与跨国公司后方的金融、法律体系不可同日而语。
赵晋平：在目前多元化的体制下，有必要重新考虑我们给外商投资企业所提供的优惠政策，是否能够保证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政策和环境，使他更多的体现企业的公平竞争。
到目前为止，客观地来讲，外商投资企业所要支付的制度性的成本，客观上来讲还是存在的。我们国内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当地都有一定的人脉优势，某种程度上，保留一定的优惠政策，对吸收外资，增加新的资本要素这一点上，还是必要的。
鼓励民营经济，除了要求与外资企业的同等待遇，更重要的是放开更多的准入限制领域，尤其是放开配套环境的发展，包括对服务业的大量需求。能够通过我们自身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形成起来的话，这种产业聚集的效果，或者是产业链条延长的效果，将会更加的明显。
我们的政策目标是比较明确的，要延长产业链，扩大产业聚集效应，但是恰恰我们在局部的一些政策方面是和这一目标相背的。比如说关于加工贸易管理和出口退税等政策，为了达到出口的目的，进口原材料完全可以保税进行的，没有增值税增加成本，但是如果在国内采购再出口的话，恰恰不能做到完全退税，反而加大了出口成本。本来上下游两家企业，有产销供应关系，就为了得到这种政策上的优惠，上游企业就不得不把他的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到国外转一圈再回来，交给下游企业。香港有大量的“一日游贸易”，实际上是深圳加工出的产品，必须拉到香港去转一天，再回来交给下游企业，这个过程无形中加大了成本，但讽刺的是，企业却由于这个过程，减少了更多的政策成本。
政策如何转向
《21世纪》：对内外资的待遇问题上，政策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关键是如何进行调整。
赵晋平：如果对1990年代的情况做一个回顾的话，你就会发现，由于这样一些政策调整过快，或者是力度过大，导致吸收外资的增长速度出现了一个急剧的变化，最后甚至影响到国内投资，包括经济增长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再重新去对这些政策进行调整，这里面成本和损失是相当巨大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去避免这些方面的问题。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外资和内资的政策应该一致起来，但是他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提的，不是说把外资的优惠政策拉下来，而是应该把内资的政策拉上去。
石小敏：类似的情况曾经发生过，大概1994年到1995年有一场讨论，就是“特区要不要特”的问题。当时国内的一个倾向，就是要把特区的政策跟内地拉平，最后的实际结果又是怎么样的呢？内地向沿海看齐！
《21世纪》：温家宝总理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预期为7%，突出反映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赵晋平：现在工业在整个GDP里面占的比重逐渐在上升，如今已经远远超过了印度、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达到52%左右。
我国的经济发展以第二产业为主，大量的高耗能的产业又是其中的支柱性产业，长此以往，对资源性的能源、基础原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现在应该有一种观念，更多的去促进一些对资源的消耗相对比较小的行业，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在行业结构调整方面一个方向。
《21世纪》：有数据显示，1985年至2000年的15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长率为8.7%。但如果扣除损失成本和生态赤字，即自然部分的虚数和人文部分的虚数后，这期间中国的“真实国民财富”仅为名义财富的78.2%。这意味着，过去15年中国GDP的实际年均增长率只有6.5%。
赵晋平：由于我们长期以来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在公共安全、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国民的健康，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欠了很多帐。即使GDP达到了一个比较高增长水平，如果其他方面问题不解决的话，也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给你带来非常巨大的危险。SARS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所以我们考核GDP的时候，是不是把它的一些负面因素放进去，把GDP的减项因素也计算在内。比如说环境污染方面的成本，公众安全方面的损失等等，那样的话，整个GDP的增长水平会明显的下降。但是GDP反映的经济发展的内涵将会更为符合“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即使无法直接将这些因素计算在GDP内，我们也应当建立起一套真正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质量”水平的指标体系和监督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