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泛泛争论中国管理学或者中国管理问题，确实没有多大意思！说实在的，我们生在中国这块国土上，吸吮着中华文明的血液长大。尽管我们是在学习西方管理的过程中研究中国管理、实践中国管理，也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中国管理”确实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是无法推翻的事实。但是，仅仅因此就可以贴个“中国式管理”的标签吗？有必要这样做吗？
正如一位“博友”说到的，现在对“中国式管理”问题的争论显得很浮躁。说实在的，本人确实有同感。所以，我不打算再与各位在理论层面上讨论这个问题，只想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谈些个人的感悟，目的不是告诉诸位“有没有中国式管理？”或者“什么是中国式管理”，而是要告诉各位，中国目前的管理研究和管理实务迫切需要做些什么事情？尽量避免这种浮躁讨论所可能带来的误导作用。
我曾经在一家省级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工作。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从事经济和社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的调查和研究。由于工作关系，我先后主持或者参与了多项重大的发展战略研究课题。从全省的、地市的还有社区的、企业的调研项目都有做过。后来，研究业务逐步扩展到省外，包括新疆、天津、贵州的一些市、县政府课题和企业战略课题等等。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外的一些咨询公司陆续进来，也有一些大企业开始请“洋顾问”做咨询。当时，我心想，我们在社科院，天天都在为政府、为企业在“做咨询”嘛。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也像“洋顾问”一样提供咨询呢？就这样，我们几位年龄相仿的同事，瞒着单位悄悄向外拓展起咨询业务来了。
我们承接的第一个“咨询业务”：是广州某大型国有企业的改制咨询。咨询内容是如何通过改制让一些非主营的事业部门脱钩、转制。与我们竞标的是一家国外著名的战略咨询公司，经过激烈的竞标之后，发包单位认为，“洋顾问”与“社科院专家”各有优势。譬如“洋顾问”的突出优势是咨询经验丰富；“社科院专家”对政策比较熟悉。后来，发包单位经过仔细权衡决定把项目拆分为二，各自负责一半。下来的故事有很多，但是，跟我们“中国式管理”讨论主题相关的有这样几点。
首先，规范的分工与协作管理。管理这个词汇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如果没有第一也有第二啦。尤其是我们的不少官员，开口闭口就是大言不惭地谈“管理”。大家也许对这样一个情景不会生疏。记者采访某官员，问：您认为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何在呢？官员回答：管理问题！记者再问：您打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官员理直气壮地说：加强管理！天哪，管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就是如此的贫贱，如此这般地任由摆弄的？后来，在与“洋顾问”的合作中彻底改变了我对管理的基本理念。在咨询中，“洋顾问”不论项目大小，工作巨细，具有规范的文本可循；工作时间、下班时间有条不紊；项目的团队分工、协作、沟通、协调等等，无不是在一种程序化的流程中完成。只要你不是天生的弱智，不是一个懒虫，你就可以循着这些程序完成工作。这样，业务人员完全可以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最关键的创意和理念的构思上面。
其次，合理的过程管理。参与“洋顾问”的合作活动，反过来考察我们在社科院项目活动中的一些情景，真是叫人大开眼界呀。虽然我们现在也有不少人开始注意到管理细节问题，但是，我们不少人还是很难一下子做到身体力行做细节工作的。譬如，在社科院的项目研究中，我们就很不注重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文件，包括每次项目研讨必须有记录，课题沟通书面化，项目工作量的考核要定量化，项目工作要有明确的目标描述，记录项目进展要有清晰的“项目进展图（甘特图）”等等。所有这些工作，应该说都是早期科学管理已经解决的问题，在企业中实施也不难。但是，我们不少人确实非常看不起这些工作。习惯于项目人员围着领导团团转，好像不这样就不显得领导威严。甚至还有一些领导有意思留下一些模糊，让项目人员发生矛盾，从而体现领导价值，否则领导就会失业。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现状，都是我们时下的文化。诸如此类，我们怎么能够像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那样，大喊“科学管理已经过时，”“中国管理时代将要来临，”“中国式管理是人类管理文明的救世主？”
说到这里，我真是觉得需要讲的东西太多了。我不敢妄言主张“中国式管理”的人如何如何，我更不想讲西方管理就如何如何。我只想告诉我们的管理同道们，如果要研究管理学的理论问题，就应该按照学科研究规范，老老实实奔着国际研究发展的前沿课题好好研究；如果要研究中国管理的实践问题，就多些深入的调查研究，按照应用研究的规范，解决现实的问题。譬如，设计一些可供传播的管理工具，最好是能够让“洋鬼子”瞠目结舌的管理工具。无论是应用研究还是学术研究，都要遵循各自的研究规范。这就是我常常倡导的：学术研究就要钻象牙塔，应用研究就要甘当下里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