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意义 论知识的“检验与评价”关系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知识的检验与评价关系问题凸现为当代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有其深刻的理论背景和缘由的。它体现了人类对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非合理化实践及其造成的反主体性效应的自觉反思和检讨。”[1](P254)近代自然科学理论的成就为人类揭示了自然界的规律,这些规律经过人类的利用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价值,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自然科学理论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它自身无法克服的危害,特别是到了当代,这种危害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就像恩格斯指出的:“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2](P311)这些危害迫使人类不得不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检讨。“检验”与“评价”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与实践的方法论问题正是由此而显得格外紧迫和突出。

  一、对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意义

  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在实现人类向外增长、控制自然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眩目的巨大成就。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3](P277)但是另一方面,物质财富的巨量增加与环境的恶化以及人在当代社会中的贬值、失落成为西方社会最为触目惊心的事实。研究检验与评价的关系问题意味着对自然科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反省和重建,意味着自然科学研究中对价值和意义问题的特殊关注。

  从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的角度考察当前的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涉及到相互关联的三个“双重”问题。

  首先,人们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就是如此,通过对自然的研究,发现自然的规律,造福人类。然而,是不是每一个自然科学的发现应用于实践,都产生了对人类有益的后果呢?当代社会中将自然科学知识应用于实践中所呈现的“正负效应”同步增长的事实对此作了否定性的回答。正是这种“双重效应”,使得人们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实践中的检验与评价问题不得不重新关注和思考。

  其次,“双重效应”的产生,根源于人在实践中未能正确处理好人的活动所面临的双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就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它对自然界的依赖是永恒的,但这种依赖又是以人对自然乃至社会的掌握为前提的。当前我们面临的大量的全球性问题,正是人们掠夺自然享受自然而很少顾忌、规范社会和人自身的行为以及协调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所酿下的苦酒。

  第三,自然科学发展寻求的主旨是“合规律性”,而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寻求的主旨是“合目的性”。然而,当代人类的不合理的科学实践所造成的技术异化、人的异化等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负面影响迫使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自然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从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的关系角度来看,判定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是否合理,标准在于“合目的”与“合规律”的双重标准的统一。任何割裂二者,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的做法都会最终导致不合理的自然科学理论与实践。

  二、对人文科学理论研究的意义

  “人文科学方法论之所以成为当代世界哲学普遍关注的一个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根源在于当代人类生活对人文科学的需求与人文科学的实际发展状况之间极不相称。”[4](P304)一方面,当代人类生活特别是当代人类的精神处境使人们对人文科学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当代社会中的宗教淡化、战争威胁、技术异化、人与人的疏离使得当代人陷入普遍的精神困惑和迷惘之中。因此,特别需要一种人文关怀、人文精神,从而也就赋予了人文科学的特殊重要地位,促使人文科学上升为当代人类科学体系中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的一大主导学科群。

  另一方面,虽然当代社会生活特别是当代人的精神处境已成为一些人文科学学科思考和探讨的共同课题,但人文科学作为一个主导学科群在当代的实际发展状况远远不能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匹敌。目前,人文科学不仅远未形成统一的规范与共同的纲领,远未建立起与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相适应的方法论基础,甚至其科学性也不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怀疑与否定。人文科学的存在已经是历史的事实,因而不能根据充满争议的科学划界标准来裁决人文科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5](P116)。因此,研究知识的检验与评价关系无疑对人文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三、对科学决策的意义

  知识的检验与评价关系的方法论研究,就其与人的生活、实践特别是认识关系而言,我们认为,对科学决策活动的意义尤为突出。研究知识的检验与评价关系无疑对科学的决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

  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的关系要求科学决策必须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决策的合目的性,指的是决策与人及其实践的现实需要相符合。决策合规律性,则是指决策与实践及其对象符合、一致的性质。从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的关系角度看,判定一个决策是否合目的性,就是要看它能否在实践中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判定一个决策是否合规律性,则是看决策与实践及其对象符合一致。科学决策要达到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要求决策者不仅要了解对象方面的状况,也取决于决策者决策的能力以及决策的客观环境。

  检验与评价关系对科学决策所做出的另一个要求就是决策必须是合乎理性与合乎人情的统一。科学决策是主体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理性能力的行为活动过程。因此,没有主体的理性,就没有科学的决策可言。但是,在决策的过程中,主体的理性又常常会受到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从知识的检验与评价关系的角度来看,如果决策忽视人的情感因素,那么这个决策只能是形式上的合理的。科学的决策必须克服形式合理性的弊端,必须尊重人的各方面的需要,从而做到“合情合理”。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5]两种,工具合理性着重考虑的是手段对达成特定目的的能力或可能性,而价值合理性关注的却是行动本身是否符合绝对价值。由于工具合理性仅考虑达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而不考虑目的本身是否合理,易于导致张扬工具和手段而遮蔽目的和意义的“工具主义”。而价值忽视了对达到目的的工具、手段的关注,仅注重对目的本身的合理性反思,因而,易于产生脱离实际的“乌托邦”式价值理想主义。从检验与评价的关系来看,科学的决策必须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促进决策合价值性与合工具性的统一。

  总体来说,研究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的关系,有利于促进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 “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双重标准的统一;有利于在理性意义上沟通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促进人文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相统一;而科学决策则必须从人的自由解放的要求出发,在决策活动的目的与手段、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过程与结果、理论与实践等诸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对决策进行理性规范,实现科学决策的合目的与和规律、合情与合理的统一。

  参考书目:

 方法论意义 论知识的“检验与评价”关系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1]欧阳康:《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C),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美)L·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4]汪信砚:《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C),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5]胡朝:《论实践的合理性》(J),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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