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电视连续局《天下第一楼》中，有一个出场次数不多的人物，适宜居的老东家——瑞泽，他是皇宫里包哈局的大总管，主要掌管宫里皇上的吃喝拉杂等事宜，此人心黑手辣，经常利用外买的机会贪污宫里的银子。比如，给皇上置办一次宴席，外买的烤鸭全都到他自己开的适宜居去买，而且价钱也是出奇的高，在别的地方买只需要十两银子，他却报帐一百多两。弄来的银子广置田宅，成为京城少有的富裕户，富裕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事例可以说明一切，儿子瑞英想买一把洋枪，当时的洋枪除了军人佩戴以外，就是富家公子哥的装饰物品，有点像几年前的手机，是当官的和大款的象征。一把洋枪的价格是1500两银子，这个数字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后来他们的适宜聚只也卖了480两，可他们夫妻二人眼都没有咋一下，就同意给儿子买，足见其富足程度。
瑞泽既是皇宫里包哈局的大总管，吃着、用着、拿着皇上的俸禄，又在外面当老板，经营着一家餐馆，利用手中的权势为自己赚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红顶商人”。
所谓“红顶商人”，就是坐拥政企两道资源，甚至以官促商的商人。就目前社会现实而言，凭借着政界的经验和关系网，红顶商人往往在商场上有较大的腾挪空间。
从政必看“《曾国藩》，经商必看《胡雪岩》”。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此话津津乐道。曾国藩的从政手腕与胡雪岩的头戴花翎、身披马甲、官商一身、通吃两头的做派，成了许多人心目中成功的偶像。
笔者听到不少怪论，即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利用政治，抓住当官的为私人牟利，发展经济；经济发达以后，收买权利，买官谋职。
受中国几千年封建价值观念的影响，官则贵，贵则富，在封建社会称得上是正常现象的话，那么，在走向现代文明、与国际接轨的情况下，人们为何仍然热衷于红顶商人？
一句话，经济利益驱动。
中国的红顶商人形形色色，有家族红顶、体制红顶、加冕红顶、出身红顶等。荣智健—中信泰富董事长，持有中信泰富18%的股份，全国政协委员，是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子；柳传志——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改革风云人物，带领联想成为中国IT龙头企业；张瑞敏，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是十六大当选的唯一的集体企业的中央侯补委员；陈东升，康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长期在对外贸易合作部、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熊明建，深圳方大集团董事长，创业前是深圳蛇口区管理局市政办主人；徐冠臣，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2003年1月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有报道，在安徽，重要职务由政府官员来兼任的“红顶企业”随处可见。在全国许多地方，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企业上交的利润达到一定的规模时，企业的老总就可以在县委、政府挂一个职务，有的甚至一天也没有在机关工作过的企业厂长、经理竟也担任了副书记。
有人说，红顶商人的确给当地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好处，甚至创造了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也有人说，红顶商人现象也有一定的积极因素，比如说，身为商人的政客更能从经济的角度来制定经济政策、执行法律，可以有效降低政府与企业交流的成本。但就中国现实而言，红顶商人现象的存在确实是“鄙大于利”。
其一、红顶商人混淆了商人与政治的界限。红顶商人试图打通经济与政治的界限，政府超过限度去干预经济，经济超过限度去干预政治。
其二、红顶商人违反了法制原则和自然正义原则。政府官员在企业兼职，集权利和才力于一身，在国外被看作是垄断、搞不正当竞争。另外，自然正义原则，要求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的法官，而红顶商人身兼政企两职，不利于公正。
三、红顶商人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凡有兼职，必有好处。捞取好处，必然产生腐败。
四、红顶商人对市场破坏极大。红顶商人意味着权利直接介入经济，而其他企业无论是在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尤其是政策资源上，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五、红顶商人破坏政府形象，红顶商人使得政企不分、官商不分，使得群众失去对政府的信任。
中组部、中纪委出台二号文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些地方领导在企业兼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国经济也好、政治也好一贯都有清理—反弹—再清理—再反弹的怪圈。清理“四乱”，每年一个文件，仍然是屡禁不止；制止乱吃喝，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个嘴……
政府本身并没有自身利益和私人利益，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公民，因此，政府只有公共利益。政府作为全体公民的代表，应该为全体公民服务。而红顶商人必然会促使政府为私人服务，从而使政府变成私人政府。
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公民的支持和认同，来源于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如果政府为民众挣利，如果政府只为自身利益着想，政府的合法性将会受到影响，这样的政府不是公共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