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社会当中,最能够影响社会文明进程的,大致有三类人:
第一类是政治家
作为政治家,对于社会变革,他们负有天然的使命和责任。社会也已经给予他们权力、资源和条件承担这个责任。但是,这些人通常是社会的精英,有其发迹的背景,他们往往要受自身利益,以及所代表的利益集团限制,即使有变革的勇气,也未必能够有真正或者显著的成效。甚至可能反而成为社会变革的阻力。
第二类是思想家
除了一部分附庸权贵者之外,毫无疑问,他们拥有最先进、最前卫的思想观念,成为社会精神力量的代表。对于社会变革,这样的人呼声也最高。问题是,他们的处境、条件和能力,常常不容许他们发挥多少实质性的作用,大多停留在口诛笔伐的阶段内。你不见,互联网上天天有数不尽的精彩网文,其思想见地之绝妙令人叹为观止。假若能有百分之一付诸实施,我们国家恐怕早就成为世界列强之一,问题在于缺乏实际操作。
第三类是企业家
本来,企业家既不是社会最杰出、最有权力、最有威信的人物,好像也不承担社会变革的任何责任和道义,在公众眼里,他们往往并不突出。仅仅只是因为存在市场竞争压力,以及他们所从事的经营所特有的要求,令他们不自觉地发挥变革社会、促进文明的推行作用。
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基于之前提到的,经营赚取的利润,来自于市场价格差。也就是说,要想获得经营利润的话,企业家必须跑在市场的前面。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过人之处,毕竟,他们不是运动员。可以依靠的就只能是竭尽全力从社会上发现、吸取和运用能够让他们超越其他竞争对手,提供具有市场价值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常常就是最新出现,最符合市场潮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技术、新观念、手段等等的玩意,创新永远是企业家必须要做的功课。所以,企业家不一定的新技术、新观念的发现者和拥有者,但他们一定要成为这些技术、观念使用者和推行者,他们需要以此来创造经营优势和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现代经营通常就是建立在企业化的组织状态下运行,并且,经营一定要透过市场直接面对顾客,经营的组织结构和外向的服务性,在如何对群集体活动进行有效组织的技术和观念等方面,远胜于其他人。
因此,他们往往不能只是纯粹从个人利益的角度考虑经营问题,也不是以个人的身份出现在社会上,这就决定了他们具有更强的集体性和社会性。从而把新的观念转化为组织观念和社会观念,是一个必然的行为结果,他们对于社会文明的推行作用也就是从这里体现出来。
经营的服务性和互利性,经营本身又是以市场交易为基础,以及他们长期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这就迫使他们从事经营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和照顾客户的需要、要求和利益,包括他们对于交易的愿望,独特的消费者个性要求,从交易中获得的利益,赖以维持彼此商业关系的信任。所有的经营行为都围绕着市场要求为中心发挥作用,以最大的诚信、尊重、服务等等的心态完成、提供自身的服务,包括对供应商、政府管理部门、社会群体、消费者、股东、合作者等等的经济服务,基于这个原因,他们的意识和行为更富有尊重个性的务实态度。
这也不只是企业家一个人的行为要求和约束,透过他们对员工、合作者的推动和施行,对整个企业内部组织行为和外部活动产生类似的作用。因为,市场交易过程,往往反映企业的整体行为,而企业行为又是所有经营参与者的协同行为。
由经营对个性化的重视,基于平等的交易,以及对服务对象的尊重,并且,在经营已经社会化,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主流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衍化成为社会普遍的民主诉求和要求。我们曾经最大的争论点在于,是否因为这种普及的方式和具有切身的利益与感受,才成为激发人们对民主、平等、互助等等行为意识最有力的手段,纯粹依靠教育和宣传,能够产生这样强大和迅速的作用吗?
当然,也不排除在经营者中有落后者和固执者,正是因为没有特权和任何特别的理由,容许他们可以继续存在下去,市场的竞争与选择力量,轻易便把他们淘汰出局。去芜存精,是市场的自发功能,可能因此而应验了一个真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对于民主的发展,可能存在另外一种解释,对此,我没有太大的把握,姑且提出来听听读者你们的意见。事情是我一次经历的体会,为免引来争议,我将它稍作改编。
有一次,我一位朋友所在地举行乡镇政府官员换届选举,我这位朋友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在当地那个小环境里面,也算是有一定的知名度,在当地担任着一个代表的闲职。最近接到一位相熟的现任官员来电,通知他回乡参加选举,最后特别地提醒的朋友一定要如期到达,否则,万一差一票令他不能连任,非要找我朋友算帐。
来电目的不言而喻,官员在为自己拉票。应朋友邀请,我陪同他一道前往观选。路上,朋友同我谈起自己同地方官员的关系,不时流露出对他们某些所作所为的不满。但对来电为自己拉票的那位官员则颇有好感,当年创业发家时,曾经受其特别关照。
我们是在选举日的前二天回到朋友家乡,此后接连两天的晚餐,都由不同的候选人请吃。事后,我朋友得意地对我说,以前从来都是我请他们吃,他们最多也只是偶然出于工作原因,例如开会而用公款请客,拿自己的钱请我吃饭,还是破天荒第一次,真是世道开始变了。
我对朋友说:
“想不到,现在的地方已经这么民主进步了,竟然当官也实行选举,还懂得拉票。”
朋友不以为然,说道:
“那还不是假民主!其实,任职的官员早已经由上级内定,选举不过是一种形式,样子上好看。另外,也确实有了解民情的意思,假如那位已经内定的官员民意太差,也会有落选的可能。所以,他们都力争保证有基本的票数。
“现在,各个地方都以搞好经济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当官的人能否把地方经济搞好,关键是要看他有没有本事抓住那些当老板的人在本地发展。而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看他们在以老板们居多的选择代表中的得票率。”
我问:“那岂不是容易导致现在贿赂,将来买权?”
他这样解释:“现在这个时势,恐怕这也是在所难免的事。但至少已经也是一种进步,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总是自由的,总要向最有利和最安全的地方流动,再大的官也阻止不了,这就迫使他们要听取民间意见,否则,他们就等着投资终将走光的一天到来,以前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所以才有今天的民主。
“另一个原因是,任何一个地方的经济都不可能只靠少数家企业来支撑,而这些企业之间往往存在着对政府资源的竞争,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借此保护自己的利益,一旦发现出现对自己不利的迹象,他们就会考虑离开,当年我也是因为同一名官员有芥蒂而转移出去的。现在的情况好了很多。这些都会促使他们即便有心买权谋利,也要考虑到利益平衡。”
看来,经营对于社会民主化,可能也有它功不可抹的地方:
第一,经营来自于民间,它既依赖于外界的市场、资源和条件这些经营要素的供应,也必定要依靠外界力量如政府、法治作为自身利益保证的条件,因此,他们具有像自己的企业依靠制度管理那样,期望社会也要实施制度化管理的倾向。
第二,经营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力,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当地的经营数量,也就是说企业的数量和规模,而经营的数量则来自于当地对于经营的吸引力,既包括是否存在获利商机,也包括是否具备获利条件,例如法治、公平、治安、效率等等,而这一切往往取决于政府功能,政府要吸引经营,必然地要倾听他们的诉求。经营对于资源的掌握,以及强大影响力和利益效应,足以左右政府行为。
第三,经营之所以有效率,是基于它的对外吸收服务特征,以及内部组织管理方式,既然经营对政府行为有所要求,也自然而然地按照自身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方式来影响政府。也就是说,经营要求政府按照自己的服务特征和组织管理方式来建设自己,实行办事程序化和制度化,由此降低经营的外部公共成本。由于经营总是运用最先进和最有效的运作方式,所以,它们限期有理由要求政府模仿自己,政府实行改革,也只能从它们身上学习现成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