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久前，做了七八年死猪生意的嘉兴人潘会民曾面对央视的镜头说，黄浦江死猪事件与他们的被抓“百分之一百有关系，因为没有人再收死猪了”。 《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在潘会民之前，已经有一个17人贩卖死猪团伙被抓，三人被判无期徒刑。而在潘之后，去年11月才开始收死猪的马惠林也已被抓。目前，潘会民和马惠林尚未宣判。和其他死猪贩子一样，他们都是嘉兴本地人。在嘉兴，死猪收购贩卖曾是一个前赴后继的生意。 当地官员也认为，死猪贩子的消失与死猪入江有直接关系，同时也坦承无害化处理能力不足，目前处理方法主要为无害化池发酵——虽然合法，但却效率低下，占地较多，不够科学，有待进一步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2012年生猪出栏量达6.96亿头，若以生猪正常死亡率3%计算，过去一年我国死猪数量高达2000万头。而嘉兴市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当地出栏450万头猪，但当年无害处理死猪就达32万头，仅以此计算，比例就高达7%。 死猪贩子消失，猪肉食品安全应该有所提升，但两千万头死猪的“身后事”却尴尬现身，并带来环境压力、病菌传播等亟待解决的难题。 在死猪事件前四个月，凤桥镇三星村死猪贩子董国权被抓吃官司的事，让当地养殖户颇为震惊。此事也被认为是直接促使死猪漂江事件出现的原因。 2012年11月8日，三星村村民董国权、陈雪忠、姚建平等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另外该案还有14人分别被判1年6个月至12年不同刑期。 董国权的家在嘉兴市凤桥镇三星村北段。3月27日，记者看到，蓝色的大门紧闭上锁，透过门缝观察，院落里空空荡荡。村民介绍，董国权的妻子在外打工。而留守村子的岳母，面对前来的生人，始终保持沉默。一不愿透露姓名的邻居介绍，董国权在村里算是个老实人，此前做过各种小生意。但关于其何时开始从事收购死猪生意，距离最近的邻居都不知情。 养猪户如果将死掉的生猪交给畜牧部门处理，是件复杂的事情，而且拿不到钱，但把死猪交给董国权，还能卖钱，价格为1元/斤左右，然后他将以6元/斤左右的价格卖出。 记者获得的该案判决书显示，董国权的生意是从2008年1月开始的。法院认定的事实还有，2008年年底，董国权、陈雪忠合伙在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董国权的家中设立非法屠宰场。2009年10月，姚建平加入，成为老板之一。并很快形成了经营、管理、收购、运输、加工、销售等一条龙的产业链。2009年1月- 2011年11月，该非法屠宰场屠宰死猪7.7万余头，销售金额累计达865万余元。 17人中，分工明确：董国权负责屠宰场的经营管理；陈雪忠负责提供车辆运输死猪和加工好的死猪肉；姚建平则负责向农户收购死猪并将加工好的死猪肉送给客户。其他14人分别负责屠宰、加工、卸装、称重、记账、统计工人工资等。 经证实，这些病死猪肉在进行处理后被送往本地及周边地区，餐厅、单位食堂、饭店曾长期购买大肉、大排、肉糜、肉片等各种肉类。部分死猪肉则流向肉食食品加工厂。死猪的收购地则被认定为凤桥镇和新丰镇。 在警方查获的证据中，3本账本、13本送货单以及多个记事本共同记录了死猪贩子的生意细节——这类记录与正常的猪肉加工销售企业完全一致。由于收购量大，董国权他们还拥有自己的冷冻库，并拥有多辆运输车。不同的是，这个生意的收购价最高不会超过2元/斤，售价则比正常猪肉低上两三元。 记者了解到，这些死猪贩子被抓，与公安部打击食品药品犯罪“三大战役”有关。公安部在2012年3月15日宣布展开针对“瘦肉精”“地沟油”“病死猪”的食品安全战役，此后多地爆出死猪贩子被抓新闻。
而嘉兴公安部门为了有效打击死猪贩子，去年曾大量印发宣传资料，告知公众举报有奖。潘会民则告诉媒体，当地死猪贩子较多，以至于为了抢生意相互举报。嘉兴市畜牧兽医局人员表示，这些案件之所以能够在去年大量破获，与公安部门贴出的有奖举报有关。 死猪利益链 17人分工合作，3年屠宰死猪7.7万余头，销售额达865万元。这些肉进入食堂、饭店、食品加工厂。 死猪贩伏法 三星村是由多个自然村合并而成，人口达4000多人。相对于周边地区，三星村生猪养殖规模并不大。董国权他们的死猪生意，覆盖面主要是以新丰镇竹林村为中心的“猪三角”地区。 在三星村村民看来，是本村人“害”了董国权，如果在其规模小的时候，将其举报，他就没有机会发展到一定规模，也不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但本地人都不愿惹事。 “我们都没有去过他家里。”董国权的邻居说，做这种生意都是偷偷摸摸，非常隐蔽，最初的时候，规模也不大，并没有引起更多注意。但每到夏天，他家里都会散发出浓浓的臭味。 距离董国权家不远，杨华（化名）正在自家养殖场里，给生猪打疾病防治疫苗。他已经有7年养殖经验，目前养殖场里存有60余头母猪、1000余头生猪，是三星村最大养殖户。 “今年不挣钱。”他感叹，饲料等都在涨价。他向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以一头200斤生猪计算，成本约1200元左右，目前生猪出栏价格在6.2元一斤，以他的规模养殖的方式，算是保本。让他担忧的是，截至目前，整个生猪行情仍看不到价格上涨的趋势。 另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养殖户介绍，国家规定每头猪的补贴是80元，而现在根本见不到这笔补贴。有关部门前来处理死猪时，养殖户还要缴纳80元。这样算下来，农户将要失去160元。在这样的经济账下，如果有人收购死猪，自然会为养殖户减少不少经济损失。 上游的农户要减少损失，下游的购买方也希望降低成本，而中间巨大落差，让死猪生意在每个地方都广泛存在。 2011年7月，记者在对养猪大省山东调查时了解到，围绕着病死猪，一些地方已经自发生成了一条利益链，处在利益链上的每一个人，既互相提防又彼此讨好。饲料商、养殖户、经纪人都是构成这个利益链的重要环节。而病死猪的流向，在业内人士看来，一直都是心知肚明的，最终流向了深加工企业，流向了人们的餐桌，被吃到了人们的肚子里。 正常情况下，仔猪的存活率是92%。根据死因不同，以及重量不同，售价从0.5元/斤至2元/斤不等。山东猪贩子杨小鹏曾告诉记者，病死猪里，成色比较好的，直接上了肉摊，按市价卖了冷鲜肉。成色不好的，搅成肉馅，变成了包子、饺子、丸子。一些猪下水，则进入了熟食店，甚至做成了火腿肠、香肠、烤肠。 2012年年底，公安部公布了一起潍坊公安机关破获的制售病死猪肉案，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2012年6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文某某等从寿光丰谷牧业有限公司养猪场等地大量收购病死猪，屠宰后销往当地冷鲜肉店、肉饼铺、市场猪肉摊位等，案值260万元。 嘉兴市凤桥镇三星村村边，一处看似崭新的死猪处理池。 正当处置乏力 发酵池长达三年的处置周期下，人们只能不断新建，进而出现了“死猪占地”的困境。 依照目前法规，病死猪的处理必须进行焚烧或深埋，过去深埋由村民自行进行，存在不达标和污染土壤及地下水风险，于是一种水泥建成的发酵处理池便被嘉兴当地政府所采用，村民笑称这是猪的“水泥棺材”。 目前，嘉兴市总计拥有发酵处理池600多个，其中不少为达到一定养殖规模农户配套所建，其容量一般为50立方米，且往往仅用于处理自家死猪。村级处理池一般为100立方米，但总体数量较少，以竹林村为例，该村112个处理池中，村级公用处理池为40个。 “一般完全发酵化解处理，需要近一年时间。”新丰镇农业副镇长黄军介绍，该镇2010年开始建处理池，每年都会再新建一些。“这个办法合法，但处理周期太长，一个池子填满了，就必须等一年后才能再次使用，所以经常要重新征地再建。” 以100立方米的公用处理池计算，大概能容纳死猪上千头，但今年新丰镇前两个月新增死猪的数量就达1.8万头，镇里认为今年需要新建至少11个公用处理池来接纳死猪，而新建则意味着需要征地，这在原本就农地紧张的当地，会遭遇不小的阻力。 建设成本方面，公用处理池一个大概需要6万元，此外还要计算死猪收集员的工资等。记者从新丰镇一位官员近期会议记录中发现：死猪事件以来，每天新增巡查收集死猪人员的花费高达2.9万元。 新丰镇农业副镇长称，养殖户未能拿到的80元死猪补贴，被政府用于建设处理池了，另外的能繁殖母猪补贴100元中，有50元被政府给了猪粪收集企业。 此外，记者在新丰镇采访时发现，不少收集人员在将死猪投入处理池后，前期的消毒和后期的抛洒石化，并不严格依照规定进行。有收集员坦承，村民多半会在夜里将死猪抛到垃圾收集点，这导致不少死猪并不能被第一时间收集，而处理池发酵情况主要依靠天气，尚未见哪个处理池完成了一次完整处理。 “周期太长，新建池子村民又不乐意，觉得占用了农地，而且谁也不愿意建在自家附近，建在公路旁是唯一的选择。同时运送猪的运输车如果发现有死猪，也可以停车把死猪放进来。”黄军说，此前既有村民反映，一些猪贩子也会把死猪扔到河里，因为驾驶员担心扔在路上会被发现而遭受罚款拘留。 就在上海黄浦江爆出死猪后，广东、湖北、河南四川等地也相继爆出病死的动物死尸被乱扔的情况，其中以死猪居多，动物死尸处理能力不足，缺乏处理机制的问题均较为突出，而被称为先进处理方式的湿化处理法，许多地方仅仅是计划中，并未实际建设。 世纪保网运营总监潘浩去年在调研江苏南通养猪业时，当地官员称三年前有商人提出建设病死猪湿化处理厂的想法，但由于未能争取到政府资金支持，最终落空。 “湿化处理，会让死猪处理效率增高，而且死猪的油脂变为肥皂，残渣被生产为有机肥料，这可以说在国际上也是最为先进的，但国内很少。”潘浩认为有关部门对病死猪的处理应该进一步细化，而不是简单用焚烧和深埋的办法。 嘉兴市南湖区透露，当地首个湿化厂将于年内建成，目前1700万元资金已经到位，且相关征地工作已经进行。 “这得感谢媒体，感谢这次死猪事件，因为这个湿化厂前几年我们就规划了，但一直存在资金问题，这下很快就解决了。”南湖区宣传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