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1968年7月11日的信中,很显然巴菲特非常担忧股票市场因投机而造成崩盘:
根据当时的情况,预测整个商业或是股票市场的发展趋势是很容易的。但是,在证券市场上和商界普遍存在着多种愈演愈烈的商业行为,尽管没有短期的预测价值,但是,我担忧这些行为可能存在的长期后果。
在风行一时的一连串的股票促销活动中,那些参与者(不论是作为发起人还是高级雇员,职业顾问,股票投机者等)都狠狠地赚了一大笔钱。从1957年—1968年,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综合平均年增长率为9.1%,而巴菲特的合伙公司的平均年增长率为31.6%。巴菲特这样写道:
过去我对于投资管理业中存在的严重的萎靡不振的现象是深恶痛绝的,但是,现在这种现象出现在各个领域,并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一位负责资产总计达100多万美元共有基金的投资管理者,在1968年开办一种新型咨询服务项目时说:
国内经济以及国际经济的复杂性使得资金的管理成了一项全职工作。一个好的资金管理者不能按照每星期或每天的股票行情对有价证券进行研究。对于有价证券的研究必须是按分钟来进行的。
“哇!”巴菲特写道,“这种废话让我在主张购买一家百事可乐公司时感到内疚。”
在1969年1月22日,他这样写道:
有时候我父母仍这样评论我,“伯克希尔股票大约上升了4个百分点——很不错!”或是“怎么回事?上个星期下降了3个百分点?”市场价格和对我们这种多数股权的评价是不相关的。在1967年末,我们对于伯克希尔-拾撒韦股票的估价在25美元而市场价为20美元,1968年末,我们的估价是31美元而市场价为37美元。不论市场价是15美元还是50美元,我们的经营方式没有什么不同。(你付出的是价格,而你得到的是价值。)在有限投资方面我们是赢利还是亏损和我们商业的经营情况有关——我们不想通过在证券市场上玩弄各种各样的把戏赚钱。
1969年5月29日,他写道“大约在18个月以前,我就给你写了一封信,告诉你们说不论是环境因素,还是个人因素都已发生了变化,我不得不修改我们未来的经营目标。”
他说,投资环境变得更加消极,更加让人感到沮丧,将来“我知道我不会用我一生的时间来追赶投资这只野兔,惟一让我慢下来的方式就是停止。”
当然,在今天这种不同的商业架构中,巴菲特为了取得最佳投资利润仍然忙于追赶这只投资野兔。
巴菲特于1969年解散了他的合伙公司,因为他已经厌倦了作为合伙公司的领导带给他的压力,他认为,人们对股票市场的估价过高,另外,加入巴菲特合伙公司的人也越来越多,按照政府的规定,以至于到了他将不得不把他的合伙公司注册为投资公司的这样一个规模。尤为重要的是,他不再需要用别人的钱来进行投资了。
根据收银机记录,从1957年—1969年底,巴菲特合伙公司年均综合收益率为29.5%,而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综合平均年收益率仅有7.4%。
巴菲特对合伙公司的资产进行清算,并把每个股东投资伯克希尔公司股票应得的利润和按比例应得的利息分给每个人。他让他们选择,要么继续持有迪佛斯菲尔德零售公司或是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并按比例获取应得利润,要么卖掉手中的股票拿现金。同时,他还主动帮助他的投资者在债券方面进行投资。
他的老朋友比尔·瑞恩于1970年7月15日成立了红杉基金会,当巴菲特合伙公司解散时,巴菲特甚至推荐作为资金经理的比尔来担任有限责任股东,红杉基金会经营的非常成功,很早以前它就开始投资股票,在其中的一些股票上,它和伯克希尔公司的投资方向相同,比如说,它们都投资弗雷迪麦克公司。红杉基金会大约有1/4的资金都用来购买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
拥有100名股东的巴菲特合伙公司终于在1969年年底解散,陷入长时期的混乱的股票市场终于导致了1973年—1974年的市场崩溃。可能巴菲特熟悉莎士比亚在《冬天的童话》这部戏中的一句台词:“退场,熊追上来了。”
巴菲特对投资环境及形势的告诫,以及他及时退出股票市场的时间都是通过严密计算而精挑细选的。
当巴菲特合伙公司解散时,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已发行了983582股。巴菲特合伙公司就拥有其中的691441股。
伯克希尔公司的市场价格已经上升到1.5亿美元,巴菲特个人大约拥有250万美元的资产,其中大部分他悄悄地投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他对伯克希尔公司的兴趣,不论是管理方面还是金融方面,都在不断提高,伯克希尔公司在1969年收购了伊利诺斯州国家银行和伊利诺斯州罗克福德联合企业。
1970年8月1日,伯克希尔公司把它的商业总部搬到了基威特大厦的14层。
当时伯克希尔公司的经营内容主要有三大方面:纺织经营、由国家赔偿公司及附属国家消防及海运公司经营的保险业务、伊利诺斯州国家银行和联合企业。同时它还拥有《太阳报》有限公司、布莱克印刷公司和网间连接器保险公司70%的股份,但是,这些业务对于伯克希尔公司总的赢利并没有多大意义。伯克希尔公司在1969年买下一系列周刊的同时还买下了《奥马哈太阳报》,并于1981年,即《奥马哈太阳报》经营失败的前两年售出。
在1979年2月18日写给合伙人的最后一封信中,巴菲特对给他掌管业务自主权的合伙人表示了深深的谢意。
“我的经营行为从不为,像知晓结果后对我决策的批评、对于不合逻辑的结论的讨论或是谁对我的经营方式不信任想取而代之等事情所累。你们一直放手让我去做,没有在背后对我指手画脚,该出什么牌,如何抓牢牌,或是说些其他人做得多么多么好的风凉话。”
“对此我深表感谢,你们所得到的结果也充分反映了你们的态度和行为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事情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们低估了你们对我的鼓励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低估了人类所付出的最大努力和成功之间是相通的。”
“这里面包含着巴菲特在动机、管理方面的天赋以及对于人性的深刻理解,”迈克尔·阿塞尔这样说道。
“但是,沃伦·巴菲特在投资方面的天赋更加为世人所瞩目。它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1.金融。巴菲特知道从投资中获益是极为重要的,他能对资金进行有效投资,并且使得伯克希尔公司能最大限度的获利。
2.经济学。巴菲特对于经济前景的发展过程非常敏感,并按照从长远利益上对伯克希尔公司有利的原则进行投资。他能解读消费者的心理并感觉到哪种商业具有最大的竞争优势。他明白文明社会中人们不同层次的欲望。
3.管理和人际关系。巴菲特深为人与人的相互理解和鼓励个人发展与最大限度地取得成绩在认知方面的重要性所感动。他非常谨慎地种植和培育人力资本和商业信誉的种子。
“把这些天赋结合起来集予一身的巴菲特与众不同,”阿塞尔继续说道,“他能多维角度地看待自己的工作,其方式就像爱因斯坦看待空间、时间和地心引力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研究人类精神及神经系统的深度一样。巴菲特天生的才华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本文缩编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投资圣经——巴菲特的真实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