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神”巴菲特的抄底行动,成为近期业界热论的话题。比较多的讨论,仍是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尤其是如何运用之;较深刻些的是讨论巴菲特持股的耐力,和他相对与国内机构投资者不受短期排名的压力等。总的看法是:巴菲特几乎不可能“复制”。
我基本赞同这样的结论,但对支撑原因另有看法。我认为,巴菲特之所以为巴菲特,除了投资理念、对价值股的认定等偏重于投资技能范畴的因素;最重要的至少还有两点,一是他本身的修养和视野;二是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机制——建立在公共利益之上、并具有较强的自我纠错机制。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巴菲特不是“唐吉珂德”、他不是“一个人”在抄底。
巴菲特的视野,在这次抄底行动中体现得很突出。譬如,他为什么在美国政府“救市”方案出台之前、在方案虽经过国会审议但落实悬疑未定、美国股市仍在震荡下行趋势中,就“急于”连续出手?而不再耐心“等一等”?
巴菲特没有再“等”下去,一是确实看好标的公司的基本面,认为已进去价值投资区;另一方面,其实是不太被关注的投资伦理问题——具有如此影响力之后,巴菲特已不仅仅是投资界高手,而是社会精英;其投资已远远不仅是盈利,而担负诸多社会责任和道义!当系统性风险出现之后,在应变机制和对策见效尚需时日的时候,在一个民主(非管制)社会,只有像巴菲特这样有公信力、也有号召力的领袖出面,才会较快地改变市场信心,扭转危机。
另一方面,巴菲特还向社会发出了做多呼吁,表示如果股价继续“显得吸引人”,那么其自有资金将很快100%变成美国股票。他的言论,并未遭致“轻率”或“有意误导”的攻击。因为巴菲特的投资技能和视野,已被公众接受。而巴菲特有自信做如此倡议和决定,也是因为深信美国制度及其纠错能力。
事实上,民主(非管制)社会确实在处理系统性危机时的“效率”,要相对弱于管制社会——有很多立场和利益都需要平衡,沟通本身就是成本,更何况甚至还有善恶和与正误的较量。以本轮次贷危机持续引爆带来的流动性问题为例,政府对系统性风险需要救助,这毋庸置疑;但美国众议院仍经两审才通过——追加了将救助资金运用置于国会监督之下、提高居民储蓄存款的保护上限等。这些增加内容,曾被国内一些媒体评论为是议员受选民压力加入了“私货”,但事实上大错特错——这是为使公共资源更有益于社会多数成员、而不仅是少数华尔街巨头,也是为避免道德风险的明智之举!
我们看到,即使在美国“救市”方案被通过,在全球央行联手给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之后,美国股市仍在大跌、商业银行出于谨慎、仍不愿轻易向对手放贷,从而导致LIBOR利率维持高位。重要原因之一,是市场需时间自由消化这些信息,美联储不可能采用诸如“窗口指导”等管制手段。
怎样在“效率”和“公正、自主”之间保持平衡,是美国这样的社会不断面临的问题。有时候需要折衷,像这次美联储这次不得已通过设立特殊目的公司(SPV)直接出面放贷;但更时候,是依靠巴菲特这样的智者、NGO组织等民间力量来补救“短板”。
相反,在管制社会中,决策层权力集中、意图集中(哪怕意图本身朝三暮四),才有“不惜一切牺牲”的决心,效率反倒非常高。譬如,要“控信贷”,央行可以很难理喻的频次、幅度上调准备金率,上调利率,再加以严格的货币投放计划和“窗口指导”;待问题已经出现、高层决定“保增长”了,又马上松信贷,改弦更张扶持房地产业、继续增大基建等方式,前期所称重视民生要认真解决的高通胀,似乎也不再是重点了——公开数据根本经不起推敲!
在这样的社会里,能出现巴菲特?还是揣测政策走向、跟风投资来得可靠!怎么揣测?很简单,关键看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听大牌官方学者的建言、与这两项不冲突的“移植型”改良——短期或有动摇,根本逻辑大致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