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2008中国营销
我们要预测这次金融危机未来演化的趋势，就得寻找导致危机的源头和特点。
第一、传统经济条件下,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原料和商品价格暴就会跌。但是，在现代金融条件下,金融创新的迅速与监管的滞后，危机却具备了新的特征,即金融危机因为经济内部的不平衡引发,但经济危机的爆发却晚于金融危机，从而出现了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异象”，进而导致了政策的失灵和市场的失灵并重现象。
2007年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后，美国实施反危机政策，即通过向全世界出口货币，美元在全球的泛滥,推高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美国意图通过向国际市场输出通货膨胀从而转移美国的金融危机, 国际石油、原料、粮食价格出现“异象”，即伴随美国的金融危机出现了持续一年多的历史新高，各国政府因此错误判断市场，大多采取了与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相反的从紧的货币政策即高举反通货膨胀的大旗。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美国输出通货膨胀与全球其它国家通货膨胀两种力量的对立，这种对立的结果是贸易全球化过程是对称的“循环”的断裂：在2001年－2007年初期间，在贸易全球化的推动下，新兴经济体的工业产能的扩展有效地为发达国家吸收，即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低价出口商品，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低息出口货币的对应与循环。
在国际范围看，新兴国家劳动力要素的充足提供和高储蓄背景下保证的不断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扩展的产能为国际市场低价商品的“无限”提供，“抑制”并延缓了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和美国居民高消费双重作用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危机，于是全球经济呈现 “高增长、低通胀”的基本特点，格林斯藩从而成为国际经济“沙皇”。从美国国内市场看，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国居民消费需求和信用需求的膨胀，金融机构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好象”可以无限满足美国居民不断膨胀的信用需求。暂时抑制的通货膨胀压力并没有消除通货膨胀的冲动，通过国际贸易和美国居民因为信贷过度宽松引发的信用透支，迟早要以通货膨胀面目表现出来。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因为国际贸易反作用导致美国出现通货膨胀压力，为反通货膨胀，美联储持续提高利息和贷款条件门槛的不断提高，终于导致美国居民膨胀信用需求因为信用成本的提高而萎缩，从此出现了不断扩大的金融创新产品与开始萎缩的居民信用需求的矛盾，美国信用市场的供大于求，是以地产业为中心的金融新产品（次贷，如CDS）价格暴跌进而导致金融体系的信用“崩溃”为结果的。
信用“崩溃”导致的第一个结果是:金融危机风暴引发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衰退，发达国家需求下降，全球开始告别“美国低息出口货币与发展中国家低价出口商品”顺畅循环时代，新兴国家出口增速迅速降低。
信用“崩溃”导致的第二个结果是:发达国家（FDI）出口资本与发展中国家购买发达国家证券循环阻滞。贸易全球化推动的金融全球化必然导致两方面结果：一是2001年底以来，发达国家通过实业投资形式对新兴经济体资本输出总量规模增长了5倍，资本流入的主要形式为FDI，即先进入产业资本，进入关键产业，通过股权投资等形式控制产业定价权比如近期对中国养猪业的渗透，十多年来对中国大豆产业的控制；金融风暴将急速中止或者减少发达国家资本输出。二是新兴经济体通过出口创汇后通过对发达国家证券（债券）投资等形式又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金融海啸导致资本向发达国家回流，直接冲击了新兴国家的资本市场，抑制了新兴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新兴国家出口下降本来将出现向美国证券投资下降，但中国因为巨额外汇的原因，为了保值而采取了特别增持美国国债的措施。公开报道的数据表明，截止2008年9月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达5850亿美元，一举超过8年来始终占据首位的日本。另外，中国持有美国“两房”债券3780亿美元。金融海啸后中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主要由于人民币美元化，即人民币因为巨额外汇储备被绑在美元体系中。这是因为，1971年布雷顿体系崩溃后，美国滥用国际信用，向世界圈钱的时代可能开始趋向结束过程，但中国目前还受美元的内在价值变化制约，即中国的反危机措施效果与人民币美元间的比值存在重大关系。
信用“崩溃”导致的第三个结果是:发达国家传统货币政策失灵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危机并存。这是现代金融市场的巨大“异象”。其原因分析如下：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滥用信用、向全世界出口货币及货币衍生品而负债，高负债下的高消费和低储蓄时代，一旦“金融创新”创造的过多的金融产品供应链条中止，高消费背后的滥用信用的环节即断裂。近年来，美国金融体系通过金融创新，创造出5-6倍于美国实体经济（GDP）的虚拟金融价值如信用调期合约（CDS，约62万亿美元），但这些信用产品根本没有相应的财富对应物，即货币衍生品的创造者和交易者不可能具备对称的践约物。比如100个富人围绕次级债券，进行不断组装包装与组合，从而创造出眼花缭乱的金融产品。富人（机构）之间相互交易，彼此成为交易对手，但其源头是假设穷人能够履行购房信用合同。美国穷人履约的前提是美联储不断持续的信用扩张和低息的货币供应，但信用扩张却遇到了自己搬起来的通货膨胀石头，穷人在不断提高的还贷成本和失业压力下，违约不可避免的。因此，一旦美国穷人因为“月供”不起而违约，美国地产业依靠金融创新维持的繁荣的画皮的假象即时破裂：金融体系间首先是机构遇到彼此失去信用，在彼此无信用的环境下，相互间的信用支付与信用交易消失，以复杂信用体系维持的美国的五大投资银行瞬间倒下。投资银行的产品渗透到保险体系，美国的保险体系（如AIG）因此也危机四伏，最后商业银行如花旗也开始了麻烦。
因此，美国首先向全世界滥用信用，反过来因为防止信用泛滥而提高利率，最后因为在最终需求方即居民的信用萎缩而导致信用短缺，信用短缺造成了信用渗漏，信用渗漏导致美国金融体系信用环节全面断裂。
这样，我们就能将复杂的金融海啸演化过程进行梳理：美国政府为反金融危机不断地向市场（金融机构）注入资金，即使在欧美联手的状况下，由于信用断裂，持续的注入资金被不断吸纳，消失无影。但是，不断注入的资金在国际市场造成了严重后果：一是美国一年的注资行为宣告失败后，由于美国金融机构触角伸向全球，危机的表现先是表现国际商品价格、资本品价格的暴涨，后在美国资金回流作用下，原来的通货膨胀危机瞬间消失，出现了国际商品、能源、粮食价格的暴跌，进而出现了全球的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在一年内的货币政策出现了进退失据的现象，从从紧向从松转变。二是美国货币政策在转移危机的同时，也将危机反作用于美国实体经济。2008年冬天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向实体渗透，美国汽车业面临倒闭的风险。一旦住房信用危机向汽车业漫延，美国经济复苏的时间将会延长：印刷美元成为美国新政府的必然选择，整体经济必然进行破坏性“创造”而“非创造性”破坏，因为美元信用的过度透支不仅危害美国经济，也将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将生不利影响。
第二，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内部对弈过程中，美国以货币倾销泛滥信用的办法解决危机是美国开始向全球出牌，全球有关地区和国家由于其实力和利益不同，也在打各种牌，中国有三种牌可以打。欧盟的牌子是为了提高欧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提高欧元在国际清算、结算、储备体系中的地位，从而获得欧盟以外国家的铸币税并形成影响世界经济战略格局的新力量。中国明确提出改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中不合理部分，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并根据国际经济发展现实重新分配“话语权”，从而建立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新金融体系。由于美国股市周期与美国经济周期时差6-33月的关系，美国股市的演化时长可以代表本次金融危机演化的时长。如果确认美国股市已经进入底部区间，我们预期美国经济最早在明年年中才能走出谷底。中国应当在美国经济仍然处于低价徘徊的时候提出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金融地位的战略要求，特别是美国国债的购买与抛售战略上，要与美国进行讨价还价。
这是由于中国出口的主要对象国是美国和中国外汇储备主要以美元形式存在，中美经济周期存在强相关关系，即经济周期的趋向上一致，但存在8-16月时滞后,美国经济的未来变化曲线，中国经济也将出现跟随性的变化。据此推断，中国经济最早在2010年春天，最晚在2010后秋天走出低谷。
根据美国经济周期与中国经济周期时滞8-16月看，由于中美经济联系度大，随着美国经济走向衰退，如果完全“自由市场”作用，中国经济未来两年向下的几率很大，中国实体经济仍然会持续2年左右时间进入下滑或者衰退过程，这也是中国各级政府应对危机的基本的时间坐标。同时，也是中国政府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可以出牌的最佳时机。
如果说世界经济因为美国经济占有四分之一强，美国经济出现危机必然对以美国为出口目标国的中国经济形增长成外在的压力。但是经过分析，我们发现，美国的金融危机深化是因为美国反危机的措施的结果，美国引导危机向世界的第一作用力的结果反作用于美国本身。但美国没有因此而停止通过倾销货币进行反危机的举动，持续的美元货币倾销，不仅将美国本身引入危机深渊，也同时将世界各国经济拖入美国金融危机的链条中。
鉴于中美间巨大的相互互补的经济关系和中国经济的密切联系，中国在反危机中的棋子一是切断依赖美国市场的模式，二是开辟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中国反金融危机的第一张牌子是人民币大幅贬值。近期的人民币大幅贬值实质上是中国经济受危机影响的具体表现，从而可以抵消美元持续贬值的影响。如果人民币能够与美元同步同幅贬值，就可以消化美元泛滥形成的负面影响，即出口不畅、外汇缩水、经济停滞、失业上升。
但是，人民币大幅贬值也可能引发消极影响，即国际资本大撤离。国际资本进入中国既有FDI形式从而实业发展以获得超额利润，这是因为中国相对西方国家仍然存在土地、人力、资源、能源及环境价格的优势，外来资本的单位利润率仍然较高，特别是一些国际垄断资本在实业投资中同时享受实业利润的增长和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的货币增值的利益。
当然，针对国际资本可能的撤离趋势，央行立即采用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即国际资本撤离多少，马上向市场注入多少资本，以对冲因为人民币大幅贬值可能造成的外资撤离的影响。
中国反金融危机的第二张牌子是重新兴起国内投资为国内经济发展的措施。在外向型经济中，出口增长比重相当的固定资产投资是围绕出口进行的，有人因此估算中国经济的外向依存度达到70%的比率。当出口因为国际市场萎缩而下降时，投资的目标将转身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根据中国经济本身的周期发展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大约平均5.6年左右的周期节律比较明显：1982-86主要快速上升期；1986-91调控压缩期；1992-97爆升控制期；1998-2002放松刺激期；2003-2007快速发展期。从中国经济本身的周期看，我们预期2008-2012年将进入衰退-刺激-稳定期，即中国经济将进入L型向U型过渡期，但难以出现V型反转，除非中央刺激经济的力度持续加大。当中央出台强力刺激经济增长的十大措施后，中国经济的波动曲线因此改变，原来因为外在需求下降可能出现急剧下降的形势因此改观。
如果未来两三年反危机的关键机遇期中，中国经济确实是以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为方向，2009年后，中国经济可能出现浅U型形势，即经济将在保持8-9的年增长速度中度过国际金融危机，从而实现以高速铁路建设为中心的基础建设与中国下一轮经济扩张需要的大范围产业集群相对应。因为如果出现一日经济圈，北京—上海—广州的空间意义将在高速运输中缩短，三地的产业集群将形成一个超级的新产业集群。
反过来，如果仅是以反危机而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可能在很短期内形成大量的固化的“资产”，但边际效应却因为重复建设而下降，中国经济却有可能快速拉起来，但随后因为产出没有对应的市场对接而迅速回落，最终没有超越国际经济运行的平均效益，经济发展曲线从而形成W型。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体内部已经与1998年反亚洲金融危机不同了，当时是什么都是瓶颈都短缺，投资就能形成高边际效益。这也是解释2002-2007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建设的原因。
中国反金融危机的第三张牌子是重新塑造国内市场，唤起群体的消费欲望。国内居民消费始终无法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相匹配的原因是因为以外贸为方向的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主要是为了出口。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利益分配格局肯定是外向型经济优先，中国经济生产的利润通过低工资、低资源成本、等形式转移到国外。下表是2007年10月1日有关媒体公开发表的我国经济自建国以来有关数据。对外贸易的巨额增长，确实为我国国力增长特别是外汇储备增长提供了保障，但我国付出的成本是，内部消费增长无法与经济增长匹配，从而在国际经济金融危机袭击时，无法通过内需的增长进行对冲。
鉴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以贬值对付贬值外，在国民财富的分配机制上，富民政策要强化，才是应对危机的“解决方案”。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建立起全民的健康和养老保险制度，通过减税等政策，让利于民。如果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如果老百姓手中有钱，内需不用其它办法，老百姓自动会追求幸福百推动经济增长。
因此，应对危机的关键在国内，抑制危机深化的力量也在群体之中。只有将危机的源头即老百姓买不起东西的现象消除，危机就会减轻或者消失。中国经济已经深陷于世界经济之中，要想摆脱困境，除非唤起群体的购买欲望。购买欲望的唤起是中国普通大众买得起，还想买。如果能够这样，中国在未来两年内将成为应对金融海啸的中流砥柱。如果能够这样，中国在未来两年内将成为应对金融海啸的中流砥柱，从而扼住金融海啸的漫延之势，真正为国际经济稳定做出特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