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京津冀地区一体化至今还停留在理论热身阶段，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却已在实践中腾飞——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中尚有太多软肋；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层冲击的到来，一种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正在给这一区域带来“福音”——当历经三个可能出现的发展阶段之后，或将出现中国“互动经济”的又一典范。 而依赖行政合一达此目标的企图实际上仍没有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必须在观念转变、个性化发展路径、利益协调机制等各个方面不断推陈出新…… 从实践看，空间集聚性明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正是由于这种集聚性，我国经济发展初步形成了“两极三区”的格局。“两极”指的是北京、上海，“三区”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大首都圈、以上海为中心的上海圈和以大珠三角洲为中心的粤港澳地区。 本应南北呼应，但京津冀地区一体化至今还停留在理论热身阶段，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却已在实践中腾飞——在以京津为首的城市群落，城市之间仅仅是地理布局上的紧密，以资源共享、产业连接、政策一体为特征的互动经济则只在个别地方存在雏形。与长三角和珠三角之实力对比更犹如天壤之别。 “大北京”规划设想的提出已近二载，而理论界对环渤海、京津冀一体化的研究则历十数年，然而诸多方面的原因，使这一地区屡与重大机遇失之交臂，美梦依然如昨，叫人扼腕。令人惊喜的是，近期从国家权威机构传出的消息说，“十一五”期间，国家政策将向东北地区、京津冀地区适度倾斜。“大北京”又面临一次崭新的战略机遇。相信，只要抓住并用好这次机遇，“大北京”必能乘风破浪、直挂云帆。需要提醒的是，在机遇面前，我们既要保持足够的敏锐，又要保持戒骄戒躁，以充分的理性唤醒强烈的建设性。一、“大北京”发展现状：差强人意 众多专家认为，近几年，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地位和科技地位都呈现下降趋势。现实也正是如此。 一份权威资料显示，京津冀地区大型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百分比1996年到2001年期间几乎没有变化，徘徊在9.6%左右。长江三角洲由22.39%上升到了24.03%，上升了1.64个百分点；珠江三角洲则由12.58%上升到了13.02%，上升了0.44个百分点。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京津冀地区是我国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产业园区云集的地区，但近几年，其科技地位也出现了明显下降。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2001年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1221.5亿元，天津为892.3亿元，分别与上海相差449.87、779.13亿元（同期的广东已达3500亿元）；实现利税，北京为109.4亿元、天津128.5亿元，分别比上海相差89.47、7027亿元。在高新技术园区发展方面，仅距北京的保定开发区2001年实现技工贸总收入73亿元、利税7.3亿元，于今据上海的苏州开发区相较，分别低出297、28.7亿元。在科技投入方面，与1997年的数据相比，2001年京津冀地区从事科技活动人员从占全国的14.41%下降到了13.01%，下降了1.4个百分点，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科技人员比例则分别上升了2.35个百分点和3.02个百分点。京津冀地区的科技经费筹集额由1997年占全国的21.5%下降到了2001年的20.05%，下降了1.45个百分点。长江三角洲地区由1998年的23.86%上升到了2001年的24.46%，上升了0.6个百分点。珠江三角洲上升得更快，2001年比1997高出3.77%。 科技投入下降必然会影响科技产出。统计数据表明，京津冀地区的专利申请授权量占全国的百分比一直处于下降的态势，由1996年的14.4%下降到了2001年的10.95%，下降了3.45个百分点。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由1996年的16.61%上升到了2001年的19.99%，上升了3.38个百分点。珠江三角洲上升得更快，由1996年的13.27%上升到了2001年的18.39%，上升了5.12个百分点。 由于科技投入和产出的下降，京津冀地区的经济整体实力已然出现了弱化的趋势。最有说服力的数据是，京津冀地区GDP占全国的百分比由1996年的9%上升到了2001年的10.88%，虽呈上升趋势，但上升缓慢。长江三角洲则由19.03%上升到了22.48%，上升了3.45个百分点，珠江三角洲上升了1.79个百分点。同时，京津冀地区经济的外向度较低，利用外资的数量差距很大。1997年到2001年，长三角地区外商直接和其他投资额占全国的比重上升了7.25个半分点，珠三角提高了4.82个百分点，而京津冀则下降了2.66个百分点。 作为京津冀地区龙头老大的北京，与长三角的上海相比，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上海是一个集聚和辐射能力都很强的城市，而北京则是一个集聚强、辐射差的地区。北京集聚和辐射的范围都是全国，非典的传播也证明了这一点。与这种较强集聚性相适应的是，北京的优势资源很难转化为经济优势，导致北京的经济实力根本难以保持上扬劲头。2003年上半年，北京的国内生产总值居全国第23位，其他方面的增速在全国排名亦不乐观。统计显示，上半年，北京工业增速在全国居第26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居末位，出口总值增速居第12位，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居第16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居第17位。 还有，也是很关键的一点，京津冀三方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竞争大于合作的基本特征，更为“大北京”的熔铸设置了难以逾越的客观障碍。也就是说，三方之间要形成紧密型、高效率的良性互动产业链条，其路漫漫。例如，资料显示，京津冀地区钢材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整个区域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为80%左右，其中河北为80%、天津82%。产品结构也不合理，普通型线棒材与板带比，较之全国平均水平低出10多个百分点，造成区域内企业竞争能力的衰减，而企业恰恰是区域经济最重要和最活跃的细胞，由此，区域经济的发展便缺乏有力的载体群。二、“大北京”迟缓成因：太多软肋 与长三角不同，北京和天津是渤海湾区域的两大都市，都具有直辖市的政治地位，相距也只区区137公里，呈现特有的“双子星座”态势，加上腹地广阔、资源丰富的河北省，本应呈现“一花三蕊、共结一果”的局面，却缘何成为各自为“政”、各自为“经”、各自为“大”（尽管河北省在为“大”方面一直十分低调，但因受京津为“大”态势的夹击，目前也已陷入被动为“大”的漩涡）的“三花齐放”结局？究其深层次原因，笔者以为，实在是这一地区存在太多经济发展的软肋。 其一，市场经济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并没有得到充分普及。比如，“商文化”色彩远远淡薄于“官文化”氛围，以感情和关系为中心社会效率远远超出以建设和发展为中心的经济效率（在南方恰恰相反）；又如，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概念都很淡漠，特别是京津的表现欲望和位尊意识总在抵消合作心态；再如，自我意识较为突出，总以为区域经济就是省（市）域经济，封闭运行，固步自封，况且因为大家都落后，都要发展，就免不了要对“近途资源”进行竞争，结果是北京从本身城市功能转换的角度来设定其发展战略，而天津和河北也从自身的利益来考虑其发展战略。上述等等，不一而足。 其二，经济体制特别是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加之行政分割带来的利益冲突和对有限区域资源的竞争，使企业竞争力持续衰减，企业活力不断降低。与此同时，该地区强政府弱市场，市场化水平不高阻碍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和民营经济的发达。总体上看，区域对经济发展主体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基本处于缺位状态。2001年，京津冀地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单位数分别为4356、5561、7696个，同期上海为9762个；实现工业总产值则分别是2908.82、2940.4、3766.85和7003.9亿元。其中，京津冀国有企业总数为6495个，工业总产值4748.91亿元，同期上海分别为2067个和3409.72亿元，企业创造产值平均相差0.92亿元。从反映企业发展效率的指标全员劳动生产率看，京津冀地区中，只有北京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天津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7个百分点；同期上海该指标则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18.1个百分点。 其三，京津冀地区缺乏一个向上海那样的经济科技核心，三地之间的资源、市场竞争激烈，最终损害了整个地区的经济效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理论上都认同北京作为区域经济的龙头，但实际中京津的龙头竞争一直是客观存在。因为，北京和天津已经共同发展为华北地区的两大工业中心，京津产业重点领域雷同严重，集中于电子信息、生物技术与现代化、新能源、环境保护、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现代农业等，2003年上半年，北京市上述重点行业产值占其全市工业产值比重为59%，天津市为52.2%。产业高度雷同造成了利益冲突和对有限资源的竞争，导致了生产要素难以跨区域优化组合、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进而形成竞争动机强烈、互补动机弱化的格局。
其四，在区域壁垒导致京津冀三方产业难以实现优势互补的情况下，因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难与长三角、珠三角媲美，外向型经济相对并不发达，从而缺乏突破这种壁垒的外在力量。在长江三角洲，在近距上海的江苏昆山（县级市），著名台商王永庆2003年斥资20多亿美元投资建厂，仅此一家，其投资额度已相当于河北省2002年全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5强；在“大北京”，在近距北京的廊坊市，2002年实际利用外资不过1.38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9257万美元。环境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其五，区域内部发展极不平衡，只形成了京、津、唐等几个小拳头，难以形成经济合力和向心力。特别是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战略缺乏协调性：北京虽然是京津冀地区一体化理论上的强有力龙头，但由于其负担的功能太多，与上海、香港相比，“作为首位城市的拉动不大”；天津着力发展自我，但资源瓶颈越来越突出，与北京的竞争更是日益激烈；而河北多年来则已经学会等待，并在等待中培育成了忍耐、谦恭甚至自卑的“美德”——总以北京“护城河”自居，政治高度是有，经济发展却迟缓，已经违背了发展是硬道理的道理，试想如果河床淤积、水流迟缓、水深只及膝，人家要这样的“护城河”何用?特别是应当注意到，“美德积累”已使河北经出现产业发展边缘化倾向——以技术含量不高的重化工业为主导，逐渐走向市场竞争的角落，表现为全国市场畅销产品中河北品牌力量的日趋薄弱——河北经济不知不觉中已在“失落”！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与行政区域间缺乏统一规划有着密切关系。另外，由于“行政区经济”的牵引，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也严重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三、“大北京”建设路径：内引外联 一般来讲，在现有条件下，区域经济实力的扩大主要有两个途径：内生与外援。根据“大北京”发展的需要以及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实际，笔者认为，三方在积极探讨内生性战略协作的同时，眼光要放远一点，要把视野集中在外援型战略协作上，通过借助外力，实现“大北京”之梦。 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开放型经济已成主流，区域经济发展完全依靠域内自身积累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为论证“大北京”的美好前景，许多专家一度把考察京津冀三方的产业梯度作为主要依据。他们研究认为，总的来看，京津在第一产业方面处于劣势，第二产业对于北京的支撑作用正在相对弱化，天津第二产业也是逐步下降的趋势，而京津第三产业比重及对GDP的贡献度却稳定上升，这与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及库兹涅茨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与其城市经济的地位也相符合。而河北在第一产业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二产业对于河北GDP增长起着关键作用并将在长期内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第三产业发展方兴未艾，但无论是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在产业技术层次上都与京津存在明显差距。由于京津冀在产业上的梯度差，京津又都面临着向外转移一些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况且从京津冀的地理位置来看，京津冀地域相连，三地间的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结合成本低廉，可以大大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降低产业结构的转移和调整成本，这就使京津冀具备了产业转移的地利条件。笔者认为，这种分析，仍然没有摆脱狭义区域概念与模式。在资源整合范围全球化的今天，产业梯度关系不能仅以产业差距来表达，更重要的是看有无组合节点、组合动力和组合效率，要从产业链条的角度进行考察才更有实际意义。 根据京津冀三方产业结构上的现实状态，笔者以为，无外力推动，“大北京”将依然是梦。要借助外力，我们则应当看到，入世后，外资力量对发达地区的选择带有必然性。硬生产力(生产要素)布局基本首选上海等发达地区，软生产力(战略与管理)布局则较多倾向于北京。前者可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后者则需要一个漫长过程。这首先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其次才可以称之为机遇。 在这样的挑战和机遇面前，如果单单寄希望于行政合一(也是一种均衡主义)，估计不会有什么太好的效果。从实际情况看，行政合一的争论似乎已让我们步入歧途。某一两项制度安排不是根本，且全部寄情于制度安排，也就是忽视市场。试想，现在的京津冀圈内争夺资源较为严重，如果三者合一后，资源争夺的范围只是向周边延伸而已；“大”首先不是政权合一，而应是实力、凝聚力、辐射力、互动力，其次才应涉及到行政合并。 此外，需要指出，在内引外联中，“大北京”应将比较优势进行聚合式发挥。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相比，“大北京”地区经济发展还是有自己的优势的，如具有研发人员优势、矿产资源丰富、农业基础较强、旅游文化资源更厚重、有大城市支撑、北京作为首都所带来的知名度等。在此基础上，三方应集中精力、合理分工、注重创新。特别是河北要尽快觉醒，充分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针对京津未来产业走向大力发展“个性化经济”，积极营造与京津产业对接的更多有效平台。四、“大北京”未来猜想：三个阶段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阶段性的，这是客观规律。因此，认清“大北京”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和内在要求，是我们进一步推动这一规划得以逐步实现的首要工作。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研究，估计这一实现过程将经历“攻坚”、“链接”、“融合”三个发展阶段。 （一）“攻坚”阶段 所谓“攻坚”，有下列三层含义：其一，三方需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在产业发展、结构调整、改革开放等方面进行深度创新，努力增强各自综合实力，营造三方未来融合发展的经济基础；其二，三方特别是京津需逐渐克服“利己主义”，勇于打破行政区划壁垒，突出大区域意识，强调共同利益，尝试行政体制和管理创新，打造三方未来融合发展的政治基础；其三，三方需互相充分信任、理解、扶持，在经济分工、产业布局、资源配置等方面做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尽量避免重复建设、结构趋同，创造三方未来融合发展的运行基础。从三方目前的政府努力程度分析，特别是从各自的“十五计划”看（除了我省明确提出“积极参与京津冀区域分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具体目标外，京津在此方面的内容均未涉及），预计这一阶段可能延续到“十一五”末期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我们目前正处于这一阶段的初期。 在这一阶段，以“大北京经济圈”为纲领的三方融合发展的基础与前提还远远不够充分。三方在区域观念、经济结构、政策环境、利益协调、城镇体系、金融服务等反面还存在巨大落差。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除我省外，京津二市发展大区域经济的观念还比较淡薄，行政界限下的区际利益竞争依然存有较大的“摩擦”，致使政策环境所具有的明显梯度差异仍将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固化状态，大量的恶性的产业竞争、产品竞争和资源竞争难以有效、及时避免，直接表现为重复建设和结构趋同，如港口建设（每50公里海岸就有万吨以上港口1座，结果是互相抢饭吃又都吃不饱）和钢铁企业建设（钢铁生产能力过剩率，三方平均为14%，河北为20%，天津为18%），这是极度不利于三方合理分工、协调合作乃至良性竞争的，也是“大北京”规划得以真正实现的最大障碍。与此同时，作为“大北京经济圈”第一和第二主体的京津，综合实力还难以引发较强的外溢功能，产业辐射也还不能产生足够的波长。二者未来的产业目标用十六大报告中的话讲，就是“现代服务业”的集群发展，这是其走向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必由之路。在目前二者城市病突出、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较重和综合经济实力的制约下，实现这个突破必然需要相当一段时期。尽管在此过程中存在我省承接二者部分原有工业向外转移的重大战略机遇，但要看到，转移并不就代表辐射和带动，甚至为了继续集聚未来发展能量，二者还将在外移产业上有一个“优剩劣汰”的选择。在此情况下，三方融合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和客观聚集力均将明显不足。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进一步明确的是，在“攻坚”阶段，“大北京”的主要特征将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三方利益分配依然存在摩擦和矛盾，但随着各自需求出现较大的重合与接轨，会逐步向共享的方向前进；二是产业发展上的恶性竞争依然存在，并有一个坚挺过程，但随着京津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以及河北适宜产业的壮大，会朝着协调推进、互补发展、趋同淡化的方向前进；三是重复建设问题依然突出，并可能导致资源特别是在港口建设方面的共同性浪费，但随着经济分工的逐渐确定和实践深化，三方中有一方甚至两方作出牺牲后，也会向健康、有序、良性竞争的方向前进。归纳起来，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发展主题是“竞争中寻求合作，摩擦中创造协调，调整中明晰分工，发展中优化布局”。 因此，对于河北而言，在“攻坚”阶段初期，必须做好在满足未来大区域发展需求前提下突出“个性化发展”的“持久战”准备，以壮大制造业和高效农业为主体，着重培育产业竞争力，积极积累自身财力，提高居民收入，增强与京津的实力对等性，为今后的合理分工创造有利条件。 （二）“链接”阶段 这个阶段是在三方经历前期一系列的制度、体制、机制等的“博弈”后出现的协调发展过程，三方开始协力创造一个经济分工合理化、产业培育有序化、要素配置层次化、资源整合一体化、市场发育同步化、城市建设层次化和利益分配规范化的大好局面。在这个阶段，三方经济发展向着各具特色但紧密联结且相辅相成的目标顺利推进，“大北京”实际意义的区域经济总量得到大幅提升，拥有了区域规模发展的较强现实基础。这一阶段预计不会用太久的时间。 这一阶段最大特征将是，区域内部的产业转移与分化基本完成，前一阶段的产业政策倾斜功能逐步弱化，而综合协调与因地制宜功能得以显化并加强。同时，京津都市功能的完善和发挥，日渐释放出对河北的辐射与带动能量，使河北赢得更加宝贵的战略机遇，三方协调发展基础更加稳固。 （三）“融合”阶段 经过链接成功，三方经济发展步入规模经营阶段，亦即“融合”阶段。此时，行政管理的一体化或可出现，“大北京”因而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对外统一的规模经济主体。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也将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进而将使该区域迎来通过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发散力而带动其他区域发展的新的战略格局。 需要明确，竞争总要贯穿各个阶段。比如，已经实现高度协作的长三角经济圈，如今依然面临各自为政的困苦。例如，就在苏浙沪长三角经济圈重新受到举国关注时，数月前却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让业内人士大跌眼镜：2003年初，苏浙沪3地举行联合招商引资活动，区内城市竞相展开“倾销式”竞争，套用商家惯用的“跳楼价”来争夺外资，据说一外资已经有了在某市投资的意向，但另一城市则以更有诱惑力的土地价位，把这项投资硬给拉走了。这类的情况在今后的“大北京”征途中同样可能难以避免。同时不可避免的还有产业趋同和资源浪费现象。这仍然可以从现在的长三角中找到影子。据分析，长三角内的15座城市中，有11座城市选择汽车零配件制造，有8座城市选择石化，12座城市选择通信产业。五、“大北京”政策建议：营造互动 要迎来“大北京时代”，关键是通过三方在发展互动经济上多做努力。综合各种因素分析，营造三方互动发展的路子可以从产品和要素市场、产业布局与结构、新兴产业、经济运行与管理机制、制度与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有序着手。 第一，三方需要同步“补概”。即树立互补、互动、协作、联合的开放式发展意识和观念。应当认识到，区域经济往往只是一种结果和平台，而不是路径与手段。区域经济是紧密型的产业经济联合体，它首先是开放的，分割没有意义，“大北京”不能独立与全国、世界之外，也就是说，立足于“大北京”发展“大北京”是远远不够的。有专家曾经把京津唐、京津廊、京津张承、京津保按现有产业基础对其进行产业分工，这种理想化的设计依然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我认为，关键是改变产业对接为主这样一个概念，在社会文化、思想观念、运行体制、经济基础、市场需求等方面下功夫才行。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河北更应尽快觉醒和崛起：因为她可以围绕京津构筑产业高地。地理上的包围是河北面对京津的最大优势，加之省内拥有的港口、劳动力、土地、物价、工业基础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性，这些都为外资寻找机会平台提供了条件。因此，河北要改变传统观念，善于运用市场作用、规律和趋势创造一体化经济背景，如果河北的个性化发展出彩，则完全可以为建设“大北京”做出决定性的贡献。 第二，确立具有促进三方未来融合发展的个性化发展战略。个性化发展战略，是三方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因为没有各自的特色化就等于是“大同”，在行政界限依然存在、各自发展基础不均衡的前提下，“大同”是几无可能的。今后的基本方向是，北京以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跻身国际化大都市行列，天津以对外贸易等服务业、轻型工业跻身现代化都市行列，河北以制造业、高效农业、生态产业跻身经济强省行列。因此，河北的个性化发展路径即争取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业生产基地，华北重要的绿色现代农业、畜牧养殖与生产、现代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贸易批发与物资集散基地，以及京津的现代服务业产业链接基地、对外贸易腹地。同时，河北应重点在近距京津地区，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基础上，在“内外资并举，不同产业共生”的原则下，构筑高效招商引资平台。为此，河北首先应继续拓展京津市场，扩大河北产品在京津的市场份额和知名度。在市场扩展过程中，要注重树立河北的诚信形象、进取形象，让京津感受到河北在谋求发展上的长远的战略眼光、充足的准备工作和创造辉煌业绩的坚定信心，主动拉近三方社会各界的“心灵距离”，为今后合作与融合创造来自各方面的有利的主观条件。这方面，可以创新的东西很多。比如，对京津的劳务输出特别是在京津劳务市场上的团队作业，完全可以采取所在政府机构提供个人品德信誉保证、针对性的专业技能培训等服务方式。其次应进一步优化河北经济发展软环境。要制定并实施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整顿、规范我省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社会投资经营环境、专业市场经营环境以及政府职能特别是执法部门的执政环境，为各种经济主体营造一个公平、透明、法治、廉洁、舒畅的经营氛围，从而能够留住和吸引大量生产要素，尤其是优秀的人才、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 第三，加强主动沟通，促进形成三方官方固定联系制度，为今后区域行政一体化奠定合作基础。可以考虑，由省有关部门牵头组织活动，约请三方专家参与，深入研究三方融合的结合点和突破点，适时制定“大北京”发展的官方计划，促使三方同步将“大北京”规划纳入政府工作重要序列，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政策法规、协调机制、产业转承、重点区域、利益分配的及时对接，以三方合力凝成“大北京”经济圈的良好开局。当然，同时还应积极建立跨区域行业协会、企业协会、商会等民间区域经济协调组织。 第四，建议中央牵头建立新型的“大北京”经济利益协调机制。可由有关部委、三方政府联合组成“大北京”发展协调委员会，赋予其事前和事后调解职能，制定并实施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谋划建立区域性金融中心，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等方式建立京津对河北的生态环境整治补偿机制，充分体现区际经济利益的自主权益建设。同时要协调国家政策的区域针对性，如在产业政策上可对资源型加业、制造业体现向河北的倾斜；在财政政策上可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通过专项拨款补助等形式对河北贫困山区予以补助，以平衡河北经济的自我积累能力，从而增强“大北京”的区域协调能力；在城市政策上可体现京津主体特征和发展目标，充分利用价格、税收、利率、计划等经济杠杆，明确有进有退的产业政策，引导京津传统产业向外扩散，发挥河北环京津各市的承载优势。此外，国家财政部应制定区域经济协作投资的税收分配政策，三地应共同推进税费一体化改革，加快建立利益共享机制。 第五，加快区域内的城镇化进程。以建立以北京为核心的区域城市网络为目标，按照共同利益原则，积极促进北京城市功能分解，特别是逐步放弃地段的加工制造、组装等产业，集中力量发展知识产业和产业链上游环节，发展周边中小城市，并积极构筑一体化的“五流”基础即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商流，力争在未来十年内形成功能互补的城市群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