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提要:没有制度创新试点权，使西部一次次坐失经济突破性发展的历史性机会，尝食南橘北枳的苦涩；大一统政策，使“发展很不平衡”的西部没有充分享受政策中立所带来的相应的活力；“市场一体化”把西部逼上了与东部短兵相遇的“拳击场”，这个在国家重拳出击下被完全解除了“地方（经济）保护”壁垒的西部，以40公斤级的拳击实力迎战80公斤级的东部对手，仅有屡败屡战的悲壮；一个个“逆向边际效益”、“溢出效益”重大项目，总是难以得到充分的政策性补偿。这些，都是绾住西部发展的死结，在更大程度上冲淡了“西部大开发”各项重大举措所带来的发展活力，使西部人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经济非公平增长”这个大势下的折腾。西部问题，仍是中国问题这些年来，我常常在反问自己：我是一个西部人，当我倾注如此之多的心血审视西部经济改革发展中遭遇的种种不公平，是不是我带有西部人的偏见？作为一位学者，保持中立是应该坚守的基本原则。10年前，我从北京回到成都后进了这个西部特大中心城市的核心决策研究机关——中共成都市委政策研究室，一呆就近7年，见证了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前后西部人顽强拼搏的历史。我陈述这段经历，是要表明，我与国内其他学者的区别仅仅是自己亲历了西部奋发图强的拼搏，能够深切感受西部遭遇经济非公平增长的切肤之痛。每当我为西部取得一个个成就欢欣鼓舞之余，遥望东方，总会有一股莫名的苍凉袭上心头。——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各地党委政府牢牢抓住这个历史性机会，紧锣密鼓，新招迭出，可谓呕心沥血、尽职尽责了，实现了一年一个台阶的跨越式发展。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与东部相比，差距不是在缩小，依然逐年拉大。2002年11月十六大《报告》的评述是：现在达到的小康是“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究竟有多大的“不平衡”，兰州大学西部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李国璋的调研结论是：西部的12个省市区综合起来跟东部的广东、浙江、江苏三个省比较，仅2000年到2002年两年之间，东西部人均GDP的差距就扩大到了2713元，这两年正好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时期，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西部大开发，这个差距的扩大将更加惊人。“发展很不平衡”，到2003年底，仍没有缓解。我对比了一下东西部几个省在2003年的发展数据：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上海、浙江、广东与四川、云南、贵州分别是14867、13180、12380和7042、1644、4948。最高与最低之间的差距是10000元，为3：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元），上海、浙江、广东与四川、云南、贵州分别是6658、5431、4055、2230、1697、1565。最高与最低之间的差距是5000元，为4：1。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一痛苦的事实：5年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西部落后的态势。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实施5年。为什么东西部经济增长的差距仍在拉大？根本原因是我们过去整个改革走了一条“非均衡发展”路线。之后继续实施“效益优先、兼顾公平”，我们低估了先富对后富、先发展对后发展的冲击和掠夺的潜力与惯势——即增长的潜力与惯势。在这种发展大势下，“发展很不平衡”（十六大报告）不仅难以扭转，而且只会日愈加重。全国有6000万绝对贫困人口。最新统计（2004年资料）显示，绝对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在西部，仅西部云贵川三省就有3000万。在最穷的地方，一家人的家产合计不及100元。这当然是最极端的事例。尽管如此，它仍为我们反思25年的改革发展之后东西部的严重差距提供了需要警醒的参照。——我坚信：西部问题仍然是中国问题。西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并非在很远的将来才凸显出来，事实上在今天就已经非常明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投资来挪动，消费增速缓慢。2003年我国消费率仅55.4%，是1978年以来25年里的最低点。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是在缺乏消费支撑的高位上运行，经济形势相当严峻。为什么呀？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是导致消费率过低的重要原因。而西部，是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最集中、最突出的地方。所以，西部增长问题，与低收入群体问题、“三农”问题一样，都是涉及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国家经济安全、国家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多年困绕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就是“发展很不平衡”问题。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不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而缩小，而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加大，症结就是我们在经济增长中丢失了公平。三大差距日愈扩大使中国经济在“地震多发地带”驰行，速度越快，风险越大。2003年9月世界银行发表的研究报告主题是《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面临日益严重的受益差距扩大的挑战，由于非公平使得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作用在弱化，因而就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现状而言，政策措施上注重公平尤其重要，并且明确指出应把“改善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条件”作为中国改革政策措施应该注意的三大方面之一。现在的情势是，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不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解决，而是非解决不可。推进第二个“大局”刻不容缓。作为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对改革发展“两个大局”的设计是一个整体构想。而且在我看来，实施第一个大局，是一个过程，一种手段，实现第二个大局，才是目的。基于中国当时的国情，经济落后，人口众多，只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方先发展起来，才能使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所突破。但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非均衡发展”的态势如果失控将面临走到“非公平发展”、“非社会主义化”的政治风险。所以邓小平对可能出现的贫富悬殊、地区差距一直放心不下，反复叮嘱全党：“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发展的速度出人意料，而贫富差距、东西部差距日愈拉大也出人意料。这是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拉美陷阱”。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就是要把他开创的改革发展事业进行到底，实现“两个大局”的构想。在纪念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中，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第34期推出的主题文章是《未竟的邓小平》。这是一个寓意深长的主题。改革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我们都仅走了一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方先发展起来，我们走得很好。为什么我们在转向“第二步”、“第二个大局”——先富带后富、先发展带后发展就走不动，或者说就如此艰难呢？而能不能避免“非均衡发展”的政治风险，能不能扭转这种差距越来越大的发展态势，决定着改革的性质和国家的前途及命运。2004年4月，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到出：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且要认真总结经验、完善政策，落实各项措施，积极有序地推进。“认真总结经验”，这句话分量不轻。“认真总结经验”，关键是要找出：是什么力量耗散了“西部大开发”的优势？是什么力量仍在窒息西部发展，使西部人的拼搏实效上类似折腾？我认为：制度创新资源配置不均、政策受益不均、竞争实力不均、逆向的“边际效益”是绾在西部发展上的4个死结。这4个死结均反映为“不公平”，是中国改革发展大势下的不公平，因而这些死结，不是西部人的拼搏能够解开的。
我总是不断地提醒自己：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别为西部哭泣。问题往往在暴露最充分的时候能够得到尽快解决，何况中央已经非常关注经济非公平增长的危害了，正在逐一解决。这次四中全会《决定》把“重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为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提了出来，把“既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提了出来，都表明中央在努力推进经济公平增长。西部发展问题之所以日愈严重，归根到底是我们在非均衡发展中没有来得及“兼顾公平”。这既有经济增长惯势的影响，也有一些政策措施太注重“效率优先”的失误，不自觉地走到了经济非公平增长的路上。非公平经济增长必然弱化经济增长对弱势群体、欠发达地区的带动作用。如今，差距矛盾已到了社会难以平衡的程度，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些地方先发展起来这个目标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有条件下决心把发展的重心移到解开西部发展死结上来。制度创新资源配置不均改革促发展。改革就是制度创新。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是以点带面，决定了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制度创新是以试点为前驱的。自实施“两个大局”发展战略以来，制度重新的试点都是布置在东部，所以，东部经济突飞猛进有制度支撑。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改革开放之初，中央不授予东部设置经济特区的制度创新试点权，东部能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日新月异的变化吗？显然不能够。支撑这个假设能够成立的事例是：特区设立之前，所在地并没有明显的跨越发展；首批特区没有把上海加上，使上海腾飞推迟了几年，是邓小平多次提到的一大“失误”。20多年来，东部一直是体制改革的龙头，再向中西部辐射，占据领风气之先的优势。制度创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极其重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落后20-50年，经济发展空间很大，制度创新的空间也就很大。但制度创新是一个政治问题。创新意味着风险，政治问题就要承担政治风险。由于中央把制度创新的试点主要放在东部，创新风险所承担的政治风险的压力可以分解到中央。西部则不同，中央没有特别授予西部制度创新的试点使命，制度创新所面临的政治风险要由西部人自己负责，一个善意的“招呼”足以使西部官员“不知所措”。“起步不灵刹车灵”中国西部改革发展一直屡见不鲜。当然，不可否认，今天的西部的确存在一个思想不够解放、观念不够先进的问题。但这是多年来西部不具备制度创新的政治资本而又倍受“打招呼”的警告或暗示养成了“自我保护”的反应。所以，西部人观念落后，仅仅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是没有承担制度创新的政治资本。这不是西部人的问题，而是制度创新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由于制度创新是先试点，再推广，于是，同样是制度建设，东部更多的是自主内需型，需要什么，创新什么；而西部则更多的是被动外加型，不论需要与否，适宜与否，都必须接受。东西部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发展经济，结果可想而知。能不能授予西部制度创新的试点权，是西部经济发展突破制度瓶颈的关键。如今，小平当年设计的实现“第二个大局”的路径是东部沿海地区“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已经没有体制基础了，而且，那样做势必也会削弱东部经济继续增长的力量，东部不会“服从这个大局”。西部不可能也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发达地区“行政指令性帮助”的基础上。西部发展要实现重大突破，只能是走制度创新之路。当然，这里的“走制度创新之路”，绝不是以往由于改革相对滞后把东部创新的制度移植过来的路径依赖式创新，而是根据西部的区域优势和经济特点，敢为天下之先，“闯出一条血路”。我国是一个政治高度敏感的国家。制度创新要承担政治风险。维护中央的绝对权威和政治布局是西部人的政治觉悟。曾经，中央把制度创新的试点布置在东部时，“胆子再大一点”，改革就是“试错”，允许“试错”，“错了纠正”即可，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当年邓小平对东部改革的寄语和厚望。没有这些由中央分担政治风险的背景，“特区”建设、产权交易等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带有重大制度变迁、事实上极大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尝试恐怕早就半途而废。如今，东部制度建设已经相对成熟、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已经基本稳定，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中央应该把制度创新的试点转移到西部，像当年支持东部一样支持西部改革创新。没有完成这个转移，西部将注定永远落后东部，西部人没有制度创新的政治资本，承担不起“闯出一条血路”的政治风险，不会也不该挑战中央部署的改革发展大局。西部人是高度顾全中央改革发展这个大局的。正因为西部人顾全这个大局，所以只有中央授予西部制度创新试点权，分解制度创新的政治风险，西部人才可能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闯出一条敢为天下之先的发展新路。大一统政策的“非中立”缺陷什么是中国今天的国情？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平衡，这就是中国国情。在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平衡的国情里，执行大一统的重大决策，由于吸纳程度和承受力不同，往往会加重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负担，理应中立的重大决策事实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倾斜。——比如，制止重复建设。由于西部是后发地区，新建项目往往是发达的东部已有项目，而且资金、技术、效益都可能超过西部，因而被制止的往往是西部项目，西部项目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就夭折了。——比如，国家强调充分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显然，这些自然资源在相对落后的西部效率不高，于是往往是提供资源或初加工产品，深加工环节“合理”地移到东部，资源效益扩大了，但扩大部分在东部。——比如，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冲破地方经济壁垒，这对于提升我国的市场经济程度，扩大国内市场，发展经济，都极其重要。可是，地方保护往往是应对强势经济的本能保护。当我们把鞭子高高举起的时候，想过没有：是谁希望穷追猛打？谁受益？谁在承受阵痛？为什么要筑建地方经济壁垒？打过之后，有什么形式给予补偿？相同的事例是，当我国面对经济全球化大潮，我国会无条件地开放市场、会没有开放的时间表、没有必要的保护性措施吗？——比如，国家控制地方投资“过热”，由于东部盘子大，仅增加一个百分点都是西部的几倍，而西部的投资规模即使达到如上海、江苏50%的增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过热”）也微不足道，虽然这次宏观调控国家注意到了区别对待，西部发展的势头依然受到阻击。——比如国家从严控制土地，而真正冲破国家土地监管红线的重灾区在东部。这次被清理的“开发区用地”，山东就占去了全国被清理出来的总额的一半。试想，东部能有今天耀眼的成就，如果抽去土地资源成本，能有今天的发展势头吗？保守地说，至少减去1/3。本来西部最大的资源就是土地，在落后半拍还处在起步阶段的西部，接受相同的管制，无疑受到的影响最大。——比如，国企改革，在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东部，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力补偿国企职工的损失，有足够的岗位安置下岗职工。而在西部，包括一切经济欠发达地区，国企改革往往举步维艰。——比如，鼓励产业发展的税制改革，国家已经试点增值税由原来的生产方支付改为由消费方支付。谁受益最大？如果我们把产品分为低端、中端和高端，就能比较出最大的受益者是谁了。如今东部的消费已经升级进入高端产品，高端产品的生产主要布局在东部，在这个领域，基本上不存在谁受益谁受损问题。问题出在中端产品上，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历史优势，中端产品的生产主要集中在东部，而西部正处在由消费低端产品向消费中端产品升级的阶段。由于东部产品具有性价比优势，在打破“地方壁垒”、“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西部有广阔的市场。所以，增值税改革，纵向看，是扶持企业，有利于更多的企业诞生、发展和壮大；而横向看，比较东西部，由于在生产方面，东部企业的发展数量、发展规模和势头，肯定比西部大。在消费方面，东部消费力强，但很少直接消费西部产品，而西部消费力弱，更多的是消费东部的产品。如此比较，这项重大改革措施，对东西部发展完全不同的影响昭然若揭。诸如此类，包括在非经济领域如城市化、建成社会保障体系、企事业单位改革补偿等重大政策举措，在东部实施可能举重若轻，而在西部执行，则可能是不堪重负，甚至即使是透支未来资本也难免捉襟见肘。我们的各项重大决策，经过众多专家学者反复论证，都是着眼于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有利于国家经济社会的推进，对此，我没有丝毫怀疑。可是，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平衡，地区差异那么大，施行统一的方针政策，无论是受益还是受损，肯定不均。由于损益不均，必然首先在政策面就注定了地区之间的发展更加不均。政策总是带有强制性导向力量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的政策倾向是维护基本平衡，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不大，但抑制了具有巨大潜力地方的发展。进入市场经济后，国家的政策倾向基本上“效益优先”，整个社会一片蓬勃向上，“自由竞争”、“竞相发展”成为时代最时尚的主题词。但在事实上存在各种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潜规则”）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下，“效益优先”对欠发达地区的影响必然是使本来就发展艰难的地区雪上加霜，带来的是发展之“痛”。鼓励发展的时候，欠发达地区往往力不从心，因为不具备必要条件和实力；宏观治理“叫停”的时候，欠发达地区往往损失最重，因为发达地区早已经“未票上车”先走了。这样，“效益优先”的政策导向加重两极分化。国家不同于市场。市场的基本功能是优胜劣汰，谁更有力量，谁就出类拔萃，谁就先行一步。国家的基本功能是调剂，更多的应是注重扶持弱势一方的发展。所以，国家的重大决策，要尽力保持“中立”，妥善处理好一致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既要注重整体利益，又要注重局部欠发达地区的利益；既要注重保护强势一方的发展势头，又要保护弱势一方面受强势力量的冲击。事实上，我们国家如此之大、发展很不平衡，发展又是第一要务，要做到重大决策充分保持“中立”，相当困难，因此，需要地方性政策来补充。在实施中央重大决策时，允许个别地方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弥补重大决策在保持“中立”方面的不足。这种补充性的地方政策，也具有中央政策一样的权威性和强制力，不能视为“地方保护主义”一揽子“扫荡”干净。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曾经经济落后，实施“两个大局”的发展战略，是唯一的、务实的选择。同时，必须看到，“让一些地方先发展起来”，走不平衡发展之路，政策倾向性强，仅仅是阶段性的权宜之计。在“第一个大局”已经实现之后，向“效益优先”倾斜的政策应该审慎，代之而起的是向有利于实现“第二个大局”的方面转变。在实现“第二个大局”时，注意克服重大决策的“效益优先”倾向，尤其重要。这实际上就是如何处理大国发展的“中央与发展很不平衡的地方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美国的有些制度性安排可资借鉴。东西部发展的差距已是既定事实。西部还是个羸弱的“孩子”，指望东部的“行政指令性帮助”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完全依赖中央的资金支持也不现实，授予西部更大的政策自主权，以此提升西部的竞争力、发展力，是可行的。国家允许并支持西部地区出台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和免受强势经济冲击的保护性措施，给西部在国家政策的执行上和地方政策的制定上有更多的自主权，使西部有独享的政策优势来保护和发展地方经济，结束长期以来“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损益不均的历史。实力、条件不均等的市场竞争中国市场经济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的20多年，由于制度创新、政策非中立等宏观大势的原因，逐渐拉大了东西部的发展差距，形成事实上的经济强势地区和经济弱势地区。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神圣职责里，以行政区域为界的经济发展竞争包含了深层次的政治资本积累。经济弱势地区想发展，难道经济强势地区就不想发展吗？这些既可理解又合理的追求，使中国这片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形成了类似经济强国的经济强势行政区域和类似经济弱国的经济弱势行政区域，形成了两大经济区域由于制度创新、政策非中立等宏观大势的原因造成的实力、条件不均等的竞争。中国是一个大市场。但是一个存在博弈各方实力不同、基础不同的大市场。由于日渐拉大的发展差距，使东西部的产业质级和产业结构完全不同，彼此拓展和占有市场的实力完全不同。在“市场一体化”的冲击下，迫使产业质级、产业结构、管理水平、市场实力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的西部迎战东部的“竞争”。这使我们看到的是在遵守共同竞争规则的拳击场上，一个40公斤级的拳击手迎战80公斤级拳击手的搏击。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拳击赛。谁胜谁负一开始就有答案。市场是企业的生命。在“市场一体化”的竞争中，东部产品以自己的性价比优势不仅在当地占有绝对多数的市场份额，而且在中西部也占有绝对多数的市场份额；西部情况正好相反，不仅由于性价比劣势敲不开东部市场的大门，而且在“市场一体化” 这一历史趋势摧枯拉朽般的冲击下，在东部性价比优势的冲击下，筑起的“地方保护”壁垒纷纷土崩瓦解，连本地的市场份额也逐渐丢失。由此形成一系列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比如“招商引资”，特别明显。2003年，东部如江苏协议注册外资20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58亿美元。而西部如云贵川（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协议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1.68亿美元、0.56亿美元和5.8亿美元，3个省合计起来仅8.04亿美元，不及江苏实际利用外资的1/19，甚至不及江苏省内的昆山市（昆山市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12.01亿美元）。同在一个国家，差距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外资投向是冲着资本增值而来，表明东部资本增值率远比西部大。市场经济又是资本经济。外资集中向东部汇集不仅快速提升了东部优化外资投资结构水平，可以游刃有余地选择那些最能优化当地产业结构的外资项目，而且加快了东部产业结构升级，对西部的产业崛起形成更大的冲击。“市场一体化”把西部逼上了与东部竞力的拳击场。在“市场一体化”的大势下，一方面，西部人享受了东部产品价廉物美的实惠，同时刺激了西部产业加快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的紧迫感。这是“市场一体化”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在解除了任何保护性措施的情况下，西部承受的更多的是强势经济对弱势经济赤裸裸的“弱肉强食”，更多的是工业发展的艰难。既然市场是企业的生命，只要西部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是东部的产品，就如同“洋货”充斥中国市场必将影响民族工业一样，西部工业必然举步维艰。国家“一五”期间就把西部特大中心城市成都布局为西南工业中心，“三线”后又有大批大型企业移迁成都，有西部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工业优势，面对东部咄咄逼人的工业，缺乏能够逐鹿中原的工业来支撑成都经济做大做强，这些年来一直是地方领导的心头之痛，其他西部地区就更谈不上规模工业了。以自然资源和农业为基本经济形态的西部，在市场比值一点点缩小的趋势下，对振兴地方工业的追求，很带有点“精卫填海”的悲壮。——这使我想到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又爱又怕？因为经济全球化可以打破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激活国内的资源。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遵循同一规则，这个貌似公平的平台，弱国只有被剥削、被掠夺的份。我把它称为“文明的野蛮”。在我们国家，地区间发展严重不平衡，在同一规则的平台上竞争发展，事实上也存在这种“文明的野蛮”。而且，在国家的名义下，这种“文明的野蛮”更堂皇、更隐蔽，也更严重。只要有差异，就必然存在“文明的野蛮”。问题不在于消除“文明的野蛮”，而在于减轻“文明的野蛮”对弱势地区的损害。国家理应承担起减轻弱势地区所受损害的责任。当然，在推进“市场一体化”过程中，国家并没有袖手旁观，主要是支持东西部连动、优势互补，但实效不大。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初，声势造得很大，似乎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转眼之间就要向西部转移。西部各地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以迎接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的转移。而且，以长江流域上下游经济合作的“东西连动”成为时尚，牵引着中国经济均衡发展的大变革。事实上，规模“转移”并没有出现，长江流域的互利合作也没出现。道理很简单，在市场经济时代，没有免费的午餐。午餐是要付费的。关键是怎么支付。对于民间合作，完全按市场经济原则进行，我无可非议。我在这里只谈政府间合作，即在官方的斡旋下进行的民间合作。既然是政府间合作，就必须体现小平“第二个大局”的要求：帮助优先，兼顾利益。我所忧虑的是，在官方出面以“合作”的幌子下，所谓“优势互补”，不过是一种发展分工，西部出资源、出市场，东部出资金、技术、人才，结果彼此之间成本支付和合作受益严重不均，实则是“合理掠夺”。所以，由于西部发展在与东部的交往中存在严重的逆向“边际效益”，存在严重的非公平“溢出效益”，我坚决反对那种所谓“优势互补”实则“合理掠夺”的“东西连动”。所以我对目前正在热闹的“泛珠江三角洲合作”（简称“9+2”）持之以疑。中国正处在市场经济成熟期。要建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我深知“市场一体化”的极端重要性。我不会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市场一体化”，我只是在公平的意义上质疑“市场一体化”。国际纷争也是如此。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会拒绝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但同时也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会一揽子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开放市场的要求。因为遵循强势国家主导的原则进行合作，无论理由多么堂皇，都掩饰不了“剥削”和“掠夺”的本质。这一点，就连发达国家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经济学家都在严肃批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当今正是世界范围里的经济结构大调整和产业升级，这对我国来说上是又一次重大发展机遇。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指望我国成为提供资源、市场和加工贸易大国。我们能心安理得接受这样的分工吗？如果接受这样的发展分工，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会是在什么层面上的复兴呢？显然，有五千年文明史、努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是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国家分工的。同理，如果在“市场一体化”的背景里，东西部的合作是以西部提供所谓的自然资源和市场这样的分工，那么，振兴西部不就是“夜郎自大”吗？西部要实现腾飞，必须有自己的工业来支撑。由于东西部发展的差异，东西部的工业发展水平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如果说，西部的经济正在由农业型向工业型转变，那么，东部的经济已经在由工业型向“后工业时代”转变。这个巨大差异在“市场一体化”的冲击下，相对贫困的西部人当然乐意消费东部价廉物美的产品。这就极大地阻击了西部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发展。可以说，只要东部工业产品充斥西部市场，就难有西部工业崛起的空间。就此而言，我认为，在我国，不仅在经济结构上存在严重缺陷，而且在产业布局上存在严重缺陷。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在东部，已经处于产业升级阶段，而传统优势产业依然雪球般越滚越大。这不仅致使国家产业布局不均衡，加大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成本，而且，致使西部工业发展极其艰难。为了更简明地表述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我把中国现实的生产与消费分为三个层次，即低端产品、中端产品、高端产品与低端消费、中端消费、高端消费。西部地区正在从生产低端产品、消费低端产品向生产中端产品、消费中端产品过渡，而东部已经由生产中端产品、消费中端产品向生产高端产品、消费高端产品过渡。这样，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西部不仅是中端产品生产的资源提供地，而且还是中端产品消费的主要市场。无论是资源的移动还是市场的移动，都会加大成本。因此，这种非均衡的产业分布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不仅不利于国家经济节约式增长，而且不利于西部工业发展。可见，推动东部中端产业向西部转移，既是促进西部工业做大做强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家经济节约式增长、均衡国家产业布局的重要环节。当然，在市场经济时代，资金、技术、人才、项目的走势都是趋利而动。行政指令推动产业转移已经鞭长莫及，采用项目审批限制相同产业、促使其自然萎缩已经被废止，因此，最佳方式就是遵循利益驱动规律，给予西部特殊的利率、税率，吸引东部中端产品产业向西部转移。运用利率、税率差异促使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兴衰和转移，是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在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平衡，东西部各自的现实起点不同，实行统一的利率、税率必然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的更加不平衡。这是不公平。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针对不同产业、不同地区施行不同的利率、税率，以及组建“西部发展银行”等建议，早就有专家学者提出来了。或许是当时东西部差异不大、矛盾不突出，或许是国家商业银行体系、国家税务体系还不完善，这些设想被撂置下来。现在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了。逆向的“边际效益”经济学里提到的“边际效益”是收益最大的区域在支付成本最大的区域，边际影响呈渐弱走势。我把这看成顺向发展，是投资与收效成正比增长的常态。而在全国一盘棋的发展中，由于“发展很不平衡”造成东西部之间经济结构和发展实力的差异，已经形成了“受益很不平衡”的分工合作的历史格局。这种“受益很不平衡”的分工合作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东西部的分工定位。西部主要是为东部发展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初级产品（包括初加工产品），东部承担起中国经济腾飞的龙头责任，发挥顺向的边际效益，影响西部发展。这样的分工合作，意味着，只要东部呈腾飞状，西部就永远处于尾随的落后状。为什么“经济全球化”这个皆大欢喜的经济浪潮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会是恨爱交织？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要常常对发达国家说“不”，要讨价还价，对国内市场、资源利用要有步骤、有条件地开放？就因为不附加其他补偿条件的“强弱合作”隐含着赤裸裸的经济“侵略”和资源掠夺，就因为以出售资源以及初加工产品的落后国家实际上是在透支子孙的生存与发展之资源，就因为从基础资源到终极产品的各个效益链中，支付资源成本的欠发达国家总是获得很少的比较收益，占据资金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和管理优势的国家隐含着对提供基础资源国家的“合理剥削”。这种被各种力量延伸后的边际收益是越来越大，所以我把这种效益走势看成“逆向边际效益”。这种“逆向边际效益”的结果，是世界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貌似公平的合作中隐含着深刻的不公平。对这种不公平，当我们在世界经济交往中身居发展中国家，有着深切的感受，坚持从国家、民族未来的发展着眼，捍卫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入世”谈判才格外艰难。而为什么我们面对国内存在的发展受益不均会长期熟视无睹呢？——在以行政区域计算GDP和分配社会财富为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千万不要用“中国是一个大家庭，这样的分工才更有利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更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这样堂皇的话语来安慰西部人，因为强势经济国家也正是用类似的语言来迷惑弱势经济国家，因为东部人在理所当然享受现代化生活的时候并没有分出一半“羹”给西部人以体现“大家庭”的平等。如果在发展很不平衡的行政区域之间要求“收益共享”是荒谬的、不实际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效益链（起点与终点）、一个大局，没有补偿条件、不合理的分工、要求西部支付逆向边际效益，也是荒谬的。可是，谁为西部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与东部坐下来好好地谈判过呢？解剖被列为“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的“西气东输工程”的整个投资情况和整体效益，特别能说明“逆向边际效益”是怎么回事。“西气东输工程”能够给新疆带来200多亿元的气田开发建设投资，增加四分之一的工业增加值，使地方的财政收入能够增加10％左右，这对新疆来说，无疑是平地里挖出个“金娃娃”，值得欢天喜地。不过，这仅仅是整个工程的一部分。当我们看它的延伸工程，这时的“欢天喜地”就含有难言的苦涩了。首先，这项工程静态投资1400多亿元。这项工程包括上游气田开发、输气管道建设和下游天然气利用三个部分，投资比例是2：4：6。输气管道建设投资400多亿元，下游天然气利用投资600多亿元。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上鸟瞰“西气东输”全局，一个西部，获得投资200多亿元，一个东部，将获得投资600多亿元，谁得到的资金更多？答案一清二白。还不说其中这200多亿元的气田开发建设定单“飞”到哪里？400多亿的输气管道建设工程定单，西部能拿到多少？钢管是面向国际招标。东部有更强大的实力与西部企业竞标。至于“谁受益最多”，600多亿的天然气利用建设资金全部安排在东部，能够把东部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还仅仅是显性受益，还有难以用资金来计算的隐性受益。比如，上海每年大概消耗4200万吨煤，环保部门对上海和华东地区的酸雨发生率统计是，上海在11％左右，江苏大概是12％，杭州地区最高的时候曾经到过50％。改用天然气后，将在较大程度上改善华东地区的大气环境。从“西气东输”整个工程的成本（主要是资源与资金）、效益上看，与其把它视为“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项目，不如把它看成是国家建设发展项目。因为固然西部受益，而东部受益更大，大到超过西部人的想象力。只有这样的视点，才能看到这个被称为“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里由西部承担资源资本所带来“逆向边际效益”。这类“逆向边际效益”在经济学里有更清楚的表述，即“溢出效益”。这类局部承担成本、全局受益、典型的“溢出效益”项目，还包括“三峡工程”和“天保工程”。我个人是非常支持这些重大项目的，为了国家经济质量的提升，为了可持续发展，为了改善包括西部在内的生存环境、发展环境，我们需要实施这些重大项目。问题是，这些项目所形成的“溢出效益”没有引起国家足够的重视，并没有对“溢出效益”给予公平的补偿。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使西部在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环保建设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凡是涉及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环保事业大局的事，都需要西部做出奉献或牺牲。无论是西部的奉献或牺牲，都会使国家整体受益，特别是东部受益。这一点，我们已经能在如“西气东输”、“三峡工程”、“天保工程”等一系列国家级重大建设项目的整体效益中清楚地看到。经济学讲究成本与收益的结算，无论是奉献还是牺牲，都是支付成本；无论是避免损失还是减少其他开支，都是获取收益。当支付成本与获取收益不在同一方，获取收益方就享用了创造公共产品的成本支付方的“溢出效益”。遵循公平原则，享用“溢出效益”方就应该回报以相应的补偿。如果这类“溢出效益”是在国家干预下为了服从大局需要才出现的，那么，国家也就有责任促使补偿得以实现。市场经济趋利而动，这是不能背离的基本原则。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西部不应指望东部的帮助“不带收益的企图”。同理，东部享用“溢出效益”也不应该“心安理得”。——比如“三峡工程”建成后，就可以减轻下游洪水造成的巨大损失，使能够抗拒50年一遇洪水的抗洪工程提升到60年-80年。同时，也加大了上游发生特大洪灾的几率，使原来可以抗拒50年一遇的抗洪工程下降为40年-30年。在水利设施已经相当完备的情况下，长江上游如达川、广安等地在今年（2004年秋季）遭遇特大洪灾，不能说与三峡工程抬高了上游水位完全无关。——比如上游治理污染，任务特别艰巨。不仅资金安排上捉襟见肘，而且加大了发展与治理的矛盾。毫无疑问，如果上游也如下游那样走先发展后治理之路，对下游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已成事实的有“淮河污染”。为此，上游西部地区不仅要肩负起超负荷的、兼顾下游的环保重担，同时还会使正处在原始工业经济积累阶段的地方工业更加举步维艰。表面上看来，西部山青了，水绿了，西部人直接受益。从全局看，受益的就不仅是西部了，还包括东部。东部不仅可以减轻诸如洪灾等直接经济损失，还包括间接受益如健康、生活、生产等。既然是甲方支付成本，乙方连带受益，遵循公平原则，乙方不能坐享其成。由于这是有国家行为，所以，国家都应该对受益方增收资源调剂税、环保受益税等税种，用以补偿支付成本方的“超正常收益的损失”。既然是市场经济，彼此都按经济规律办事。结束语：推动经济公平增长没有制度创新试点权，使西部一次次坐失经济突破性发展的历史性机会，尝食南橘北枳的苦涩；大一统政策，使“发展很不平衡”的西部没有充分享受政策中立所带来的相应的活力；“市场一体化”把西部逼上了与东部短兵相遇的“拳击场”，这个在国家重拳出击被完全解除了“地方（经济）保护”壁垒的西部，以40公斤级的拳击实力迎战80公斤级的东部对手，仅有屡败屡战的悲壮；一个个“逆向边际效益”、“溢出效益”重大项目，总是难以得到充分的政策性补偿。这些，都是绾住西部发展的死结，在更大程度上冲淡了“西部大开发”各项重大举措所带来的发展活力，使西部人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经济非公平增长”这个大势下的折腾。经济非公平增长必然加大强弱之间的差距，加重强弱之间的矛盾，最后也会因弱者过弱阻止消费需求而导致整个中国经济出现滞涨。解决强弱差距、消除贫困、破解经济滞涨难题，几乎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性话题。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扶持发展中国家争脱贫困的国际组织，甚至看到了富人俱乐部成员国也基本上达成共识——“把牛养大了再挤奶”，对特别落后的国家减免债务、增加低息或无息贷款，以及提供一些必要的公共服务援助等。中国的东西部差距问题，与世界上强国弱国差距类似，只要存在经济非公平增长，先发地区与后发展地区的合作就必然存在“合理剥削”，世界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作用就会弱化。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初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评价是“极为平等的社会”，世界银行曾经预测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会自动消除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差距，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就是注重公平，就是抑制经济非公平增长，换个角度讲，就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有制度的力量来补充和提高经济增长缓慢一方的增长实力。所以，他们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发展过程中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趋势会自动或自然而然地缩小。显然，他们忽视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缺陷和增长潜力。在实际存在政策缺陷的情况下，在“市场一体化”的强势冲击下，在事实上国家既重视“西部大开发”同时更重视中国经济龙头东部发展的牵引作用、辐射作用的情况下，西部人的顽强拼搏、开拓进取，虽然实现了“旧貌变新颜”，实现了长足发展，但与东部更快速度发展相比，不过是“风筝飘带”。西部发展的滞缓肯定有一些是自身不足造成的。自身的不足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去解决。我在这里审视的是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走势给西部发展绾上的死结，解开这些死结不是西部的努力可以完成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仅仅是实现邓小平构想的“第二个大局”中的重要一环。5年的历史已经说明，这远远不够，在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同时，还需要把西部发展纳入整个国家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每一项重大决策中来考虑，需要从实现“第一个大局”的政策取向（非公平经济增长）向实现“第二个大局”的政策取向（公平的经济增长）转变。随着这个转变的完成，绾在西部发展上的死结才有解开的现实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