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 也谈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

与此同时，研究历史与国际政治的专家张文木先生发表了全面阐述“强力崛起”思想的长篇论文《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④。该文发表后国内各大网站纷纷转贴，民间影响很大。4月10日，《中国改革论坛》来信推荐该文，读后已是深夜，匆匆写了几笔就回贴在中国改革论坛上了。由于这是一篇热点文章，所论及的问题关系到国家如何强大、民族如何复兴及中国的路径选择，所以，有必要把自己与文木先生完全不同的观点说完。

 一、大国的衰落、弱国的崛起，真正原因是什么？

在我看来是制度。制度是一个国家抑或崛起抑或衰败的关键性因素。历史上，偏西中原并无文化、资源等优势的秦国，能够吞并“连横”的六国，一统天下，是因为率先进行了制度改革——“商鞅变法”，实现了国家强盛；曾经受中华文化滋养、长期伏首称臣的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建立了远比大清帝国先进的社会制度，国力倍增，一度侵占去我大半河山，中华民族承受的屈辱至今仍是心头之痛。一个国家，有了先进的制度，可以迅速由弱变强，创造人间奇迹；相反，如果制度落后，可能由强变弱，外强中干，不堪一击。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和各国之间的起伏消长，都充分表明了这一铁律。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国家制度的竞争。而文木先生完全回避制度这个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性因素，把读者的视线引向军事实力，引向帝国主义时代坚船利炮下开拓殖民地所惯用的“丛林定律”。

当然，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演绎着“丛林定律”的历史。而且，“丛林定律”在今天仍然在起作用——经济发展往往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为之“护航”（“护航”具有开拓国家经济领域、保护国家经济利益这两层意思）。但是，尽管如此，这并没有触及到国家强盛与衰败的深层次原因。因为在国家的制度、经济、军事三大板块的关系上，经济、军事是同一层面的东西，是制度的派生物。制度是第一性的。制度是个纲，纲举目张。国家制度的先进与否影响经济、军事的强弱。当今世界的军事强国，都是制度比较先进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制度落后的国家，具有可以在世界上横冲直闯的军事实力。这些都是只要我们睁眼看一看世界就清楚的事实。

为什么说国家制度才是决定国家强盛与否的关键因素呢？这是因为，人的因素第一。我们现在说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人才竞争。你拿什么去争取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起凝聚作用的不是制度吗？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决定着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人的潜力能不能充分发挥，涉及到他所处的社会有没有他充分发挥才能的制度保证，有没有他所创造的财富得以保障的社会制度，有没有激励他创造财富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先进与否，就看它在为每一个人的创造财富方面、保护利益方面、激励创造方面提供了多少保证。社会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作为历史产物的社会制度，总是处在运动的状态。因而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保持其先进性。一个社会制度，即使曾经先进，曾经有辉煌的经济、强大的军事，如果固步自封，比如中国封建制度，“朕即国家”，无视人民的权利，几千年如一日，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固若金汤，结果不堪一击，在20世纪前后的100年里使中华民族留下最屈辱的记忆。所以，任何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总是把人的解放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研究，把制度更新作为解决国家强大的首要问题。

100多年来，世界发生的最深刻变化就是制度革新。我坚持认为，这些制度革新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关。比如，由“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而来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吸纳了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自由主义”极力倡导的“正义二原则”和“优先原则”，保障每一个人的权益和为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平等机会，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解决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问题”等思想既有时间先后上的联系，又有内容上的联系，使接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焕然一新，缓解了阶级矛盾；比如，罗斯福实施新政，一方面行使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职能，一方面反垄断，扭转了长期经济无序竞争而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这依然有马克思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由于这些国家针对新问题、新矛盾，不断进行制度革新，才使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军事上继续领先世界。由于过去长期因意识形态的壁垒和偏见，把实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锁定在“暴力革命”途径里，认为在任何历史条件下放弃“暴力革命”进行社会制度改造的努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背叛”，看不到继马克思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和平革命”的方式继续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有力地批判，促进了社会制度变革（其实，马克思晚年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和平革命”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看不到在一些发达国家，作为统治工具的国家性质（阶级压迫、阶级矛盾）出现淡化（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较而言）的迹兆，新的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全体公民的服务机构和组织机构，接近马克思的“联合体”思想，优秀的政治家们、思想家们，甚至经济学家（有一派经济学理论叫制度经济学）都在为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制度而做不懈地努力。

但是，20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巨大的历史变迁却是中国人能够看到的，应该看到的。身处积弱积贫、帝国主义列强国家正在瓜分中国的时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坚持把改造国家政治制度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拒绝一切形形色色的妥协或折中。为了实现国家制度与封建体制彻底决裂，他坚决反对走保留封建皇权的“君主立宪”的改良道路；为了顾全彻底更新社会制度这个大局，他甚至让出“总统”职位，之后又发动二次革命。可见，孙中山先生深知国家制度是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辛亥革命并未完全成功，新的国家制度代表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等少数人的利益，广大人民依然处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经 28年的浴血奋斗，其间既反左，又反右，终于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点依然是解决建设先进的国家制度问题。由于在中国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次伟大的探索；由于历史的原因、理论的原因，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主要是学习斯大林创造的“苏联模式”；由于这个模式依然保留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性质，阶级斗争为纲自然成为社会制度建设的根本，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国家制度理论的影响下，人为地制造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先进性被扭曲、被窒息了。邓小平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毅然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实际，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制度建设的改革。可见，改革依然是解决制度问题。20多年的改革，使中国强盛、民族复兴的曙光初露，十六大报告的评述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作出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⑤。而在改革发展中出现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主要是传统体制性弊端在新的实践里深层次矛盾的反映和新体制还不完善的反映，也只有通过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以，十六大报告向全党提出了建成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

20世纪中国人民的三位领袖都把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理想寄托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回到制度建设是解决人的话题，放眼世界，我们看到，国家制度建设的重点是还权于民，即建立民主制度国家。十六大报告回顾我党80多的历史时指出：“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⑥。民主制度就是国家不再把人民（社会公民）分割为理所当然的阶级统治和被统治阶级。每一个公民的热情、创造力和正当权利都一视同仁受到保障。同时，民主制度把国家权力置于公民的同意之下，使国家权力不只是在本质上，而且在实际程序上，是一种受托的权力，公民的意志通过法律的意志而变为国家的权力。因而民主制度最能发挥人的作用，是强国之本。十六大报告明确地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中国选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为了使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当前中国正处在制度建设的关键时刻，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严肃地指出：“建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全党新的重大考验”⑦。“重大考验”决不是空穴来风、危言耸听，而是告诫全党，体制改革依然是一场严峻的革命，将接受巨大风险的考验。在这个时刻，探索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与中国的选择，回避制度建设这个重中之重的问题，环顾左右而言它，转移人们的视线，即使出发点是好的，都有可能产生意外的后果。

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就是抑制乃至消除阶级矛盾、阶级剥削，就是实现社会公正，保护每一个公民的热情、创造力和正当权利，以利于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制度。所以，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振兴中华。但是，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必须看到，尽管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苏联8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有中国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是在邓小平理论形成之后才清楚的。所以，建成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才起步不久。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充分的。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举全党之力、全社会之力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与建设的逻辑起点。过去26年的历史已经证明，未来改革发展的历史还将证明，只有抓住制度建设这个根本，才是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保证。 

二、是“和平崛起”？还是“强力崛起”？

这其实是第一个问题的延伸。前一个问题着眼于如何处理好内政，后一个问题着眼于如何处理好外交。对此，我与文木先生也存在重大分歧。对世界走势的正确判断与准确把握，是选择国家强盛之路的基点。而走向强盛的路径选择正确与否，决定着国家的安全与命运。比如，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跃居军事强国的德国、日本，选择了以坦克大炮为先驱的“强力崛起”之路，结果无一幸免给国家带来了“灭顶之灾”。仅就近期的事例看，萨达姆不是以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实力一举拿下科威特了吗？结局怎样？从此萨达姆踏上一条“不归路”，国家受到国际社会长达10年的经济制裁。虽然基于多种因素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又死灰复燃，如今越烧越旺，对邻国、对世界形成新的威胁，但抑制“军国主义”行为的力量也在增长。如果日本胆敢重演上世纪的一幕，注定重蹈覆辙。虽然天下并不太平，局部战争起伏不断，与以往世纪相比，世界各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诉求超过战争的叫嚣。

因其天下并不太平，因其天下还是强者说了算，所以，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有“鹰派”与“鸽派”之分。20世纪80年代之后（1988年，联合国把这一年定为“世界和平年”），“鹰派”并不是轻视和平，比如沙龙，“鸽派”也不是放弃武力，比如拉宾，彼此仅仅是侧重点不同。文木先生属于“鹰派”，他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弥漫了战争的硝烟。他强调“国家间财富的转移本质上是靠暴力而非交换实现的”⑧，完全否定国际间经济交往存在“双赢”（市场交换可以增加财富，经济学家早已经论证，我不再赘述）。无疑，没有强大的军事支撑，国家无安全可言；没有强大的军事做先锋和后盾，在经济全球化浪潮里难有优先占有或公平合理地分享世界资源、世界市场可言。何况，战争的阴云的确有向中国涌来的前兆。钓鱼岛问题、台独问题、南海诸岛问题，以及曾经出现的“撞机”事件、美军轰炸我驻南使馆事件等，这些问题与事件都可能成为爆发战争的触点，都警示中国必须保持强大的国防。今天，中国“鹰派”思想流行，民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都与这现实威胁出现相关。

但是，在这里，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的选择”，是涉及中国走向强盛的大政方针的“选择”。基于中国走向强盛的需要，我们假设两种情况，1，在和平条件下，我们是选择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用坚船利炮开辟世界市场和掠夺世界资源的扩张之路？还是选择“和平”崛起之路？2，在局部战争威胁的挑衅面前，我们是选择“以牙还牙”，或主动“迎头通击”？还是选择化解冲突，把战争锁定在和平对话解决完全无望的最后一刻？

20多年的对外开放，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中国已经与世界连为一体。正在崛起的中国，面对战与和的选择，文木先生的倾向是明显的。他用激情洋溢的笔墨向读者讲述了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国家，特别是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国之路。这些国家的强国之路，共同之点就是发展经济（开辟世界市场、争夺世界资源），大炮开路，即“丛林定律”。事实上，今天，以美英两国为首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无论理由多么堂皇，结局多么圆满，都掩饰不了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开辟世界市场、争夺世界资源）的终极目的。那么，文木先生所倾向的“强力崛起”，能不能够作为中国强国之路的选择呢？

我认为中国决不能走“强力崛起”之路。

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要讲清楚历史是怎样走过来的，还要讲清楚历史将向何处去。因为历史学家拥有其他什么家难以企及的专业知识，有客观、公正、排斥了政治偏见的科学态度，他对历史的走向会有比政治家、军事家更高瞻远瞩的历史预见。

不错，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战争就是野蛮。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文明史，尽管文明是从战争中走来，尽管文明每前进一步都付出惨重代价，尽管今天仍然是文明与野蛮（战争）在撕杀。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如果看不到文明的力量在增长，看不到文明力量的增长是历史趋势，看不到日益增长的文明力量对野蛮与战争已形成有力的制约，肯定是不称职的历史学家。

文明是我们都能感受而很难做出明确定义的概念。但逆向推理是容易理解的。文明是与野蛮相对立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史的第一页都是征服者压迫被征服者的历史。文明就是产生在这征服（战争、野蛮）之中。文明是被征服者对争取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权利的诉求。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每一次让步，就是文明的进步。文明之所以能够在强大的征服者压迫下由弱渐强、由小渐大，是基于人的善的本质和对善的本质的发现与认同。即使是以“恶”的形象出现的个人、团体，也存在“善”的基因和对“善”的认同，因而文明具有普世价值，具有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终极价值。何谓“启蒙”？启蒙就是对人的善的本质的发现与认同，就是对一切弱势群体、弱势民族、弱势国家争取生存权、发展权的认同。所以，起源于欧洲，绵延数百年，影响全世界，包括20世纪中国在内的启蒙主义思潮，所取得的成果都是人类文明的飞跃。启蒙主义思想提出的“人权”以及“自由、平等、博爱”，已经在人类世界深深扎根，逐渐成为国家各社会群体之间、各民族之间以及各国之间交往的基本准则。当然，尽管与中世纪封建宗法制相比较，由启蒙主义思想里孕育出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在处理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朝着文明的方向进了一大步，但资本主义国家在原始积累、自由竞争、帝国主义时期，依然带着血腥、野蛮、战争。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国史，仍然是一部战争的历史。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没有依照启蒙主义思想家们所描绘的蓝图去发展，是基于它自身发展中难以克服的矛盾。启蒙主义设计的自由竞争必然带来发展过程中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之间的矛盾，必然带来开拓世界市场和争夺世界资源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无论是转移国内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还是满足国家发展的欲望，都需要对外强力扩张。在这个时期，市场与资源是国家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自由竞争的思想传播到哪里，战争就打到那里。作为文明进步一大标志的启蒙主义思想，真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受到了自己“播下”的更加血腥、更加野蛮的战争后果的严峻挑战，乃至于发生了为了抢夺世界市场、瓜分世界资源的两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从战争中获得最大收益。正是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国史，为文木先生的“强力崛起”观点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佐证。

我无意否定那些以剑与火铸成的历史经验。问题是我们探讨今天中国选择何条路径必须基于今天的世界局势与走向。今天的世界局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联合国的出现（1945年）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尽管自联合国组成以来的近60年的历史表明，联合国的作用极其有限，战争并没有终结，但联合国的产生本身就是大国之间对和平诉求的起点，之后世界各国纷纷加入联合国就意味着世界各国有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利益冲突的诉求。何况，联合国并非没有发挥一点作用。它的《宪章》、一系列国际公约、下属机构、维和部队等，以及一系列类似国际组织，都在牵制战争的恶化、牵制强国肆意征战南北的行径等方面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所以，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影响下，世界各国诉求文明的力量汇集起来了，文明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形成对强势国家更加有力地牵制。如果没有文明的进步和文明力量的增长，强势国家能够如联合国出现之前那样向世界各国肆意扩张，能够随意扔原子弹，很难想象，今日世界会成起其什么样子。

近60年来，还有一些新的迹象。比如，以坦克战舰开拓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时代渐行渐远；军事行为不再是解决各国之间利益冲突的唯一方式；区域间的合作组织（结盟）层出不穷，形成了一股新的抵御强国的军事威胁和经济侵略、文化侵略的力量。总之，制衡强国的军事威胁、大的战争爆发的力量在与日俱增。所以，作为国家领袖，邓小平对世界局势走向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虽然世界很不安宁，战争摩擦也在冲击中国，但是，这，已经远不是20世纪中叶之前的几百年那样严重了。虽然作为军事强国的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我们民族永远的心痛，但这样的悲剧很难再在中国、乃至世界发生了。比如，即使有推行“单边主义”的实力和行为的美英两国，仅因为两国军人虐待伊拉克战俘，两国领导人也被迫代表国家向世界、向受害国、受害人道歉。这些都是世界文明力量制约野蛮、强盗行径的体现，是文明力量改变军事强国战争游戏规则的体现。

基于对世界走势的判断，邓小平作出主动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对外开放、求同存异、不搞对抗、互信互利，是在“和平与发展”之间成为世界主旋律的形势下中国选择的强国之路。

世界各国的发展很不平衡。强势国家仍在垄断世界规则。在这个背景下，选择“和平崛起”，既是顺应世界潮流，也有迫于无奈的一面。对于一个曾经辉煌、很有大国尊严的民族来说，不少人的自尊心难以接受。国内不少专家学者提出“地球上从来没发生过‘和平崛起’”⑨，甚至有人提出“中国的尊严是打出来的”，赢得华人呼声一片。作为研究历史和国际关系的专家，文木先生明确提出：“在当今险象丛生、压力日增的世界政治中，我们不能走《武训传》中宣扬的那条路，我们应该做强力崛起的准备。”⑩

前苏联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中国曾经步其前苏联之后尘，毅然承担起“世界革命中心”的重任，既反美帝，又反苏修。结果呢？结果是国家总是处在战争的边缘，仅仅是“三线建设”（战略转移），就缓解了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中国的选择出现转弯是在1972年。这个年份，历史学家必须铭记。因为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与新中国的头号敌对国美国的总统尼克松握手，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坚冰，为其后邓小平实施“对外开放”的重大国策，力争相对和平的周边环境，以“和平崛起”的路径处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国际关系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个重大事件的意义和玄妙还有一点，两年前，正是毛泽东发表了举世闻名的“5.20”庄严声明。声明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声明的主题扬我国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而伟人不同凡响的地方正在这里，就在“5.20”庄严声明传遍世界各地、亚非拉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具有世界一流战略家美誉的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预示着中国发展的路径已经在“世界猝不及防”之间发生了重大改变。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无论如何，1972年那震惊世界的“握手”，虽然带有中、苏、美三个世界大国之间相互制衡的战略意图，而对中国来说，却具有发展路径选择的长远意义，是历史性的“一步”。今天，历史学家往往忽视这“一步”，忽视了毛泽东尽管在意识形态对垒上针锋相对，而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压倒一切的战略思考。因其这个忽视，才误导了今天不少热血青年不顾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战略考虑而盲目地反美；对国家处理一些重大事件不做国情分析和战略分析，错误地认为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政府表现得“软弱”；偏颇地认为毛泽东只有反美的一面，而没认识到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的强硬仅仅是战略考虑，终极目的是赢得平等对话、平等交往。实际上，“和平发展”的选择早就反映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里了，只不过，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没有给中国和平发展的条件。

出于对国家的高度负责，出于对世界走势“和平与发展”的支持，从战争中走出来、具有军事家、战略家素质的邓小平，努力争创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周边环境。这使我想到那个也是从战争中走出来、仍处在战争状态的以色列前总理拉宾，毅然选择和平之路，国际社会会永远感激他们的选择。邓小平一直告诫全党：如果没有大的战争爆发，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能动摇。“89”是对邓小平和平发展思想的一次重大考验。当时，敌对国家纷纷对我国进行新的制裁。国内呼吁回击的声音强烈。但邓小平坚持和平发展的立场不变，要求中央：不妥协，不搞对抗，韬光养晦，静观事变。历史证明，邓小平的决定非常英明。我们党我们国家经受住了那场严峻考验，既没有被吓住，也没有选择迎接挑战耗释精力、物力。这就是“和平崛起”的最好注释。

选择发展市场经济，使我们国家的安全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的说来，计划经济因其经济发展的计划性使其经济体系是一个闭合经济体系。理论上讲，闭合的计划经济接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拒绝外来干扰，容易把发展中的矛盾统筹起来加以解决，社会的稳定性很强。相比之下，市场经济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开放的经济体系是一把双刃剑，既有走向世界、争取世界市场、拓展发展空间的一面，又有受世界强势经济冲击的一面。在世界市场经济已经相当发达的今天，我国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因而介入经济全球化大潮，不利的一面远远大于有利的一面。当前，如同历史上市场经济国家发展初期那样，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与资源过度开发、市场空间不大的矛盾，进而影响国家安全。一方面，我国是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还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使资源的利用率不大，国际合作的“不对等”变相掠去了大量资源，这些，都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们普遍的消费力本身就弱，国内的市场空间有限。而这有限的空间，也因为国民购买力弱而被价廉物美的国外产品、国内合资、独资产品所抢占。在国际市场上，属于民族工业的产品，由于科技含量不高，利润也就不高，还要遭遇“反倾销”和“自相残杀”的双重阻击。这些矛盾都会加重国内社会矛盾，影响国家安全。这是市场经济起步阶段最难闯过的一关。历史上市场经济国家就是通过军事去开拓世界市场和掠夺世界资源来缓解国内社会矛盾和解决发展与资源、发展与市场的矛盾的。依照以往历史的铁律，中国完全有可能选择“强力崛起”的强国之路，施行对外扩张、转移发展与资源、发展与市场的矛盾强国之策。文木先生已经用大量的史实讲明了中国应当选择“强力崛起”的观点。基于世界对已往历史的记忆，也是基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鹰派”思想鹊起，中国的发展的确给世界形成威胁。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历史已经翻到21世纪，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趋势下没有给中国选择“对外强力扩张”的条件，同时，中国是一个热爱世界和平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也不容许选择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强力扩张之路来化解发展中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那么，中国如何闯过1000美元大关的考验呢？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已经阐明：“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依赖外国，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的力量的基点上。这就是说，我们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要义就在于此。”⑩“四个依靠”是中国崛起、妥善化解自身发展中的矛盾、和平走向世界的基本国策。由此，这又回到第一个话题，中国的强国之路，“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把制度建设作为挖掘发展潜力、解决发展矛盾这一基本国策的基本点。这一基本国策抛弃了以往大国崛起历史经验，以“友好大象”的形象替代“雪耻雄狮”的形象。虽然这可能是一条艰难的路，从“崛起”到“强盛”的路还很长，但中国的选择契合“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必将“得道多助”。所以，中国的崛起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众所周知，抑制中国的强盛是美国面向21世纪的基本国策。维护世界霸主地位、垄断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推行“单边主义”，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华民族智慧、勤劳而勇敢，中国的强盛必然冲击美国经营“单边主义”格局。由此，基于两个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诉求，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任何一方的良好愿望而转移的。趁它还不强大，打垮它。这是强者的逻辑。由于历史已翻到“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潮流这一页，包括军事强国在内的和平力量也在大增，冒天下之大不韪，必然自食其果。世界和平力量的增强是中国发展的重大机遇。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斗力”，是弱项。正因为这一点，这些年来，美国、日本等强国千方百计挑起战争的事端，以达到抑制和推迟中国强盛之目的。而中国领导人又总是能够有效地打好国际政治（“和平与发展”）这张牌，化解战争，避其锋芒，挫败军事挑衅的阴谋，赢得发展的环境和时间。如今国际政治的主导力量是和平与发展。在这样的国际政治背景下，解决国与国之间利益冲突的主要方式是“斗谋”。“斗谋”，以柔克刚是弱国的强项。中国人有智慧处理好自身发展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中，这一精髓已经演绎出太多的智谋，足以处理崛起中面临的各个难题。如果我们今天舍弃长而取其短，置大好的发展机遇而不顾，倡导“强力崛起”，主动“迎战”，那么，必将延迟国家强盛的时间。

“和平崛起”，本身就铿锵有力，表达了中国对自身发展的决心、自信和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定位。“和平崛起”本身就给推行“单边主义”的国家一个强硬的信号，同时又赢得一切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国家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当然，无论是“和平”，还是“崛起”，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强大的国防力量。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中国的军事思想家孙子说：好战者必然失败，忘战者必遭危险。今天，基于捍卫中国领土完整（特别是包括台湾岛在内的岛屿）的原因，战争的威胁一触即发。我们必须拥有强大的军力保卫任何一片领土不被分割。增强军力，也仅局限于此，与推崇“丛林定律”、认同穷兵黩武的“强力崛起”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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