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业化以来,人类在经济活动中获得了飞跃发展,社会财富也迅速增长。尽管这种成功由于分配规则的不公平而带来的两极分化对其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是经济总量的翻番提升,使世界变得更富裕,人们的能力变得更雄伟,从而经济开发能力也变得更强大。正当人类志得意满地先是在地球上探险追寻最后可能剩余的宝藏,接着又野心勃勃地冲出地球征服太空的时候,危机也同时在潜伏、酝酿、从而走向爆发。最近一次证明是,在狂欢的经济盛宴中,自然给予了人类一个警告,正确地说是又一个完整版本的警告:先是2003年肆虐的“非典”,接着就是新近狂卷的“海啸”。“非典”,可以理解为自然对人类的一个微观警告;而“海啸”,则是一个宏观的警告。 虽然科学迄今并没有证明,上述天灾的出现与人类经济活动有什么直接的内在关系,但是也没有证据显示它与人类的不当活动完全无关,至少天灾与人祸可以合成大谬,加重天灾对人类社会的伤害。自然对人类的 袭击,不仅可以以排山倒海的方式从外部突袭,也可以以无踪无迹、虚无缥缈的方式潜入人体侵蚀。可谓内外夹攻,刚柔并用,宏灭微蚀。
天灾的原因极其复杂,而我们关心的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不当,对天灾的出现或加重应负的责任,或者说经济活动的人祸对自然天灾的帮凶作用。[1] 看来我们必须对经济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再审视。
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针对过去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忽视而进行的校正。然而,往往是矫枉过正。我将这些过正认识与行为全面归纳如下(这些问题是人类经济活动中历史积弊,只是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也未有实质性的改进而已,并不暗示因为强调了以人为本方导致这些行为的出现):——片面的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其实是一种基本理念,它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涵盖,因而对其理解应该全面、完整。对有的人来说,只是在经济生活中的某些方面,经济运行中的某些时段以人为本。——现象的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其实也是一种本质理念,它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前提、最终的本质和根据。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人被边缘化的倾向,许多人分析、思考和解决问题,缺乏人的意识、人的观念和人的维度。社会的发展,内在地要求明确把人理解为一切事物的根本和本质,而不是在一些枝微末节上,在一些表面文章里大讲以人为本。——工具的以人为本。在经营活动、企业管理中,以人为本常常被理解为一种赢利的策略、方法,一种管理工具、手段。人在这里被物化,被实用化,被方法化。——极端的以人为本,即在人与广义的自然关系上将以人为本推到极端。在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上破坏生态自然环境、疯狂掠夺自然资源;在处理人与生物的关系上采取灭绝政策;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的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奴役行为与自私行为等。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足够的认识与反思,对自然灾害浑然不觉,甚至自鸣得意地在迷途上愈走愈远。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是最基础的,最原初的。不仅人类自身源于大自然,人类经济活动的一切物质资源也均来自大自然。经济活动的高速发展,不断造成对大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在某些领域、某些地区,甚至出现疯狂性地开发。矿产资源过渡开采,水资源过渡利用,甚至空间资源也面临开发不当的问题。尽管大自然给予人类掘取的资源是相当丰厚的,但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急功近利却导向那些容易获得,成本低廉的领域。光能、风能、势能、海洋、地热、引力、生物等等资源不仅是天量,其中比如光能、风能、势能、海洋等资源可能是无限的。然而,也许由于下列原因,人类经济活动对于这些资源的利用还是相当浮浅的、初步的、微小的:没有长远的战略思维,过分的商业目的导向,科学研究的滞后性,国家与区域之间利益争夺上的矛盾等等。人类对于大自然过渡掠夺,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2002年“生命地球”的报告中给出的信息是:“资源破坏,地球透支”!该报告警言世人,人类目前对地球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已经以20%的比例超过了地球的承受能力,而且这个数字每年还在不断地增加。根据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所作出的预测显示,到2050年,人类将消耗掉地球上的180%到220%的生物生长能力。[2]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与生物的关系是第二层面的。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对于生物资源的开发同样是贪婪的、疯狂的与不计后果的,由此导致地球上的物种锐减。近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灭绝的野生动植物种类数以千计,其中自16世纪以来灭绝的鸟类约150种,兽类约95种,两栖爬行类约80种;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统计的数字表明:现在5%?0%的脊椎动物和树木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而且物种灭绝的速度正以百倍的速度增长。[3] 地球上每消失一种植物,往往有10-30种依附于这种植物的动物和微生物也随之消失。而每一物种的丧失,都将减少自然和人类适应变化条件的选择余地。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必将恶化人类生存环境,限制人类生存发展机会的选择,甚至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众所周知,生物资源提供了地球生命的基础,包括人类生存的基础。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来自野生物种的驯化,世界上许多在经济上最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物种分布在物种多样性并不特别丰富的地区,人类已利用了大约5000种植物作为粮食作物,其中不到20种提供了世界绝大部分的粮食。植物和动物是主要的工业原料,现存和早期灭绝的物种支持着工业的过程,支持着商业利润的获得。从全球角度看,物种丰富的生态系统无疑将为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提供更多的产品。[4]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最深层的。人与人的关系可以从两个层面解读:一是它的社会关系层面,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属于其中的一个方面);二是它的自然关系层面,即生物意义的关系。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在这一关系上,同样出现了极端行为。群体意义上的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奴役行为等,个体意义上的享乐主义、自私行为、虐待、伤杀等,虽然可以从社会关系角度破解,从自然关系上我们同样应该读出它的错误信息。这些极端行为本质,都是将其它群体视为异己、视为动物,视为仇敌,平等、人权、和谐在这里荡然无存。
苍天无语,但自然规律以它固有的轨迹在运行,自然规律最终会说话。由于人与自然关系在各个层面上的极端行为,我们遭到了报应,而且是最为现实、最为直接、最为惨烈的报应。如果说“非典”(包括艾滋病、癌症、瘟疫等)是自然对人类微观方式的警告,那末“海啸”(包括地震、龙卷风、暴雨暴雪等)则是对人类以宏观方式的警告。前者,可能从外在伤害乃至毁灭人类,后者可能从内在伤害乃至毁灭人类。人类的科技发现、发明与发展,可能会降低天灾带来的危害,但不能根本消除这种灾害。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就是认识到地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人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上,必须摒弃极端主义。
人类不同于动物的一个本质,是他的理性。这是值得期待的,也是人类的希望所在。理性认识,从而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地校正自己的极端行为,虽然不能消除天灾,但至少可以减少天灾带来危害的破坏力与伤害度,提高人类预警、防范与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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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世纪60年代初叶三年灾祸,由于饥馑中国饿死数千万人,一说4000万 [“仅一九六○年一年里,非正常死亡的数字就高达三千五百多万……整个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则高达四千四百万!”(丁杼《从“大跃进”到大饥荒》,http://www.boxun.com/hero/dangshi/23_1.shtml),一说3000万(凤凰卫视台“口说历史”节目鲁豫采访吴象时吴采用此数据),一说2000万。无论采信那个数据,它都是人类历史上由于饥馑而死亡的人数之最。过去我们一直说“三年自然灾害”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三年灾祸,人为因素无论怎么辩解都是不可否认的。
[2] 《2002年“生命地球”报告:资源破坏 地球透支》,http://www.southcn.com/news/community/shzt/entironment/danger/200207110589.htm。
[3] 孙琳:《濒危的物种,你们可安好》,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contemporary/report/binwei_wuzhong.txt
[4] 《物种减少是人类的灾难》,http://www.swhb.gov.cn/xcjy/hbkp/yzj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