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指数 论“幸福指数”与和谐社会



目前,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幸福指数的计算是由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哈特负责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公布的。这一指数是通过对被访问者调查结果进行处理后得出的。问题只有一个,而且非常简单:把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你认为你是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不很幸福?还是不幸福?通过对访问者答案的统计处理,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得出各个国家的幸福指数。在该机构公布的2004年82个国家的幸福指数排名中,经济不太发达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各和墨西哥高居榜首,北欧国家丹麦为第三名,美国只排到了第十五名,而日本、中国和韩国分别排名为42、48和49,居中等水平,印度尼西亚位于参加调查的国家的最后一位。

近年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非常关注“幸福指数”这一软指标。美国联邦政府和英国内阁最近都拨巨资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聘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等专家坐镇,计划在明年设立衡量人的幸福感的指标,使它与GDP一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也许“幸福指数”还会改变人们对经济增长指标的看法。比如美国的研究发现,近几十年来美国经济产出的显著增长并没有让人们觉得比以往更幸福。于是美国有人提出,如果GDP的增长不能让人们更幸福,政府为什么还要致力于GDP的增长呢?“幸福经济”一下子成了经济学家和政府的热门话题。

在中国,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与媒体合作,在2004年也对中国六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测试的结果是:杭州、成都、北京位居前三位,西安、上海、武汉居4到6位。这一测试的结果和我们的直观感觉非常接近,确实反映了现实情况。尽管从这些城市的人均GDP考察,上海是最高的,但是如果这里的人追求更高,现实生活离目标较远,他们对目前生活的满意程度就会偏低,由此出现幸福指数较低的现象。

   盖洛普从1994年起开始在中国进行全国性的消费者调查。数据说明,中国消费者的总体满意度(相当于“幸福指数”)在过去十年内呈先升后降的趋势:按100分为满分,1994年的“幸福指数”为69分;1997年最高,达到71分;十年后2004年的指数却降到了67分。

  人们不禁要问:近十年来我国的GDP在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而我们的“幸福指数”却“先升后降”呢?我们的经济增长之目的何在呢?难道钱袋越来越鼓,生活却不怎么幸福了呢?恰如俗称:“穷有穷开心,富有富伤心”。用经济学的话语来说:“收入的增加所造成的幸福感的边际产出,在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后,很可能是递减的。在那种情况下,通过非收入因素的更多投入,可能是增加个人甚至是整个人群的幸福产出更重要的手段”。

  近来,政府提出要打造一个“和谐社会”,应该是大快人心事。然而,国人解读官方语言早已养成了一种逆向思维能力,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即政府提出的口号恰恰是现实生活的倒影。如以前说“形势大好”,意味着形势不大好;“天下大治”一定是天下大乱的前奏曲;而后有“加强宏观调控”,那么就是宏观失灵了;提倡“科学发展观”,一定在一段时期内的发展是不科学的。依此类推,不一而足。

  曾几何时,我们各级政府在拼命地比学赶帮超以加速GDP的增长速度,大有当年“十年赶超英美”之势;而别人却来了个“幸福指数”;而且要列为国策。似乎有点抬扛的味道,叫人有酸溜溜的感觉。我们老是嚷嚷着接轨什么的,折腾了半天,可总杀接不上去。

  老外说:“中国人勤劳但不致富,致富却不幸福”。GDP与“幸福指数”成反比。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啦?走火入魔了吗?要打造一个“和谐社会”从哪儿入手呢?

 国民幸福指数 论“幸福指数”与和谐社会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都以经济人、理性人为假设前提,认为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如果人人都是如此的活法,就势必在博弈的过程中陷入“囚徒困境”。我们二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似乎就是依循了这样一种轨迹。身为“囚徒”,岂能幸福?

  人活着,就是为了追求幸福,这是天经地义的。来看看所谓的“幸福指数”应该涵盖些什么吧。生活质量是“幸福指数”的内核。美国人认为人的生活质量应包括三个方面: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时间和可支配的个性发展;即三个disposable。而幸福的人生也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美满的家庭生活、惬意的工作环境和愉悦的社交娱乐。相对而言,我们当代的炎黄子孙就有点惨不忍睹了。就微观而言,“要做老板,先睡地板”;“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出人头,先钻狗洞”;“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再就宏观而言,股市“可下五洋捉鳖”,房价“可上九天拦月”;“项目上一批,干部倒一批”。再如,我们的矿工兄弟犹如革命先烈,前赴后继,“压死我一个,自有后来人”。如此这般的“漫步人生路”,我们能幸福得起来吗?如此这般的社会,能和谐得起来吗?

  由此可见,打造一个“和谐社会”,提升“幸福指数”乃是重中之重!

  古之圣贤曰:“藏富于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还有“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老吾老及人之所老,养吾养及人之所养”;诸如此类的“幸福经济”思想,颇值今人玩味。

参考文献:

刘伟 蔡志洲:《经济增长与幸福指数》,引自:《人民论坛》(2005年 第一期

盖洛普:《中国“幸福指数”过去十年内先升后降》,引自:www.xinhua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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