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们对人口方面的认识存在误差，致使人口急剧膨胀，社会发展越来越受到人口压力的限制，特别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国家要求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想在人均财富占有量上能有较大的提升；另一方面是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较小从而限制了这种人均经济总量的增长几率。这都是在人口作为分母从而基数很大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无法破解的困境——除了直接控制人口增长可以脱离这一困境以外别无他法。于是，国家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并把人力资源的开发与运用当作重中之重来进行研究，出台了一系列如实行义务教育、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允许民工垮区域流动等政策措施，有力的提升了我国人力资源的丰富度和整体利用效益。
然而，这仅仅是中央在政策方面的一个引导，在地方政府存在对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特别是对人口数量上具有某些“调整”权限的时候，这种引导的作用就更加有限。
在过去的一年中，很多地方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有的是传言，有的是事实，比如传言某地方政府将出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条例》规定高学历的可以申请生两胎，某地方政府在其已经公布的《条例》中规定夫妻双方一个为农口系统的，则可以申请生两胎，……
所有这些政策的出台其实都是在对我国确定为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种挑衅。这里不分析这些政策的出台会给基本国策的执行造成多么大的政策统一性和稳定性方面的压力，下文仅仅从经济效率损失的角度对这些通常由经济发达地区或者是经济严重不发达地区在人口政策方面所采取的错误行为作出分解。
第一，人口政策的放开必然导致资源消耗加快，而且这些短期内资源的急剧耗费的总效益小于长远逐次耗费的总经济效益。一方面，伴随人口政策放开的一种必然现象是人口数量的急剧扩张，在人类占有的自然资源有限及人类消费欲望具有刚性的约束下，由于人口政策的放开导致的额外增加人口将比照原有人口消费水平进行资源的耗费，按照计划生育政策现在我国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那么在放开后将是两个，这是第一代，尔后第二代将为四个，并以此速度呈级数扩张，资源消耗速度同样在这样的速率下增长，这就是马尔萨斯在《人口论》及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所担心的问题——人类的欲望无限，资源总有一天会被消耗殆净。笔者认为人类在资源和人口的冲突上具有两种选择：人类发展的宽度选择（指人口急剧扩张后，资源在短时间内被消耗，从而导致人类发展具有瞬时量的释放但不具有长久性，相对而言便是一种宽度表象的选择）和深度选择（即人类选择自身数量上的逐次递增，并在资源的耗费上采取同样的逐次策略，从而现有的资源可以在较长的时间内满足人类自身需要，并能通过技术上的改进逐渐延展有限资源的适用期限，进而实现人类在一段较长时间的存在与发展，因而相对应的便是一种深度选择）。从目前资源耗费——产出效益、资源开发进度来看，人类应该选择后者，然而当前我国某些地方政策却与此相悖，人类长久利益拓展与延续必将受到钳制；另一方面，资源在当前技术水平条件下的产出是有限的，目前人口数量上的扩张必将导致这种低效率资源消耗的加剧，而同时这种目光短浅的人口政策造成的资源耗费历史将是不可挽回的巨大机会成本——我们透支了未来。然而如果人类通过集约式的资源耗费或者就是从另一个角度降低人口的增长，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类在有限资源约束下可以不依靠技术进步走的更远，从而实现深度发展，另外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人类创造更有效资源耗费技术将随着人类深度的延展而得到加强，从而这里能进一步证明目前的人口政策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低效率适用或者未完全利用。
第二，人口政策地区差异，会造成政策占优地区人口的畸形增长，人口质量受到限制，并因此不利于地区经济优势地位的稳固和增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提升。由于目前的人口放开是两个极端：贫困地区说我需要将人口基数做大，然后可以增强我的劳动力资源；而同时，经济发达地区说我也需要将人口基数做大，这样我的劳动力供应就会在本地区内得到满足。事实上，这些想法都是狭隘的。这些地区人口的放开或者讲具有了人口占优的政策，人口在数量上急剧扩张，贫困地区的经济支撑教育环境将会进一步被削弱，从而不利于其资源的集约式发展；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将逐渐的依赖技术的进步，而这种技术的创新如果在人口基数扩张的情况下，则只能是被削弱，从而，其优势经济地位将丧失，并难以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再起到拉动作用，进而整个社会将难以实现稳步发展。
第三，人口地区差异政策的实施，将会加速国内市场的分裂。不同的地区执行不同的人口生育政策，将会导致人口在户籍约束下的强行流动，而这种强行的流动本身就是一种资源的极大浪费——为了实现这种流动，必然会满足优势政策地区对这种流动而提出的条件——比如要购买房产、投资才能入户等。在差异政策实施的情况下优势地区为了继续保持自己的政策优势，则会采取相当严格的准入制度，这样的政策差异就会转变为国内市场的分割，这样的政策差异越大，市场分裂的程度就会越深。
人口从解放前的“六千千万”到现在的13亿人口的出生，只用了短短的50多年时间，我们的资源耗费从量上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而同时由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资源运用效益低下，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产出水平。笔者认为人口政策的失误是造成这种现状的深层次原因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主要的原因。我们在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理解上存在重大的误区——马克思说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这是存在诸多假设条件的结论：假设没有资本使用和占有上的限制、假设资源尤其土地资源是没有成本的、假设资源是无限的而不是有限的等等，因而认为产出函数的变量主要取决于劳动资源的丰富程度。这在19世纪资本主义刚刚萌芽，而资本和技术对产出贡献不明显的环境下是合理的解释，但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变了，也就是影响经济的因素变了，而且各种要素对经济的贡献度不同了。我们要学会“与时俱进”的学习和领会马克思经典著作，不要完全的迷信当时的经典描述和阐释。
计划生育的政策要坚持，要毫不动摇的坚持下去！而解决“倒金字塔”结构状态人口分布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如经济承受老年社会养老问题等）的关键不在于放大人口基数，相反我们要通过进一步降低人口数量，实现人口在质量上的集约式发展，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也是最有效和符合人类及国家长远利益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