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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堰塞湖”迫使中国股市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财务核查风暴，结果让123家企业自动撤单，但还有765家企业仍在排队等候，IPO“堰塞湖”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缓解。 IPO“堰塞湖”将成为考验新一任证监会主席肖钢的难题，比如IPO何时开闸？怎么开闸？如果股市投资信心没有彻底恢复，发行制度改革没有到位，贸然让IPO开闸只会让股市更糟。显然，中国股市不能急于重启IPO，应该先改革A股市场的基础制度，让股市休养生息。况且，目前重启IPO的时机和条件并不成熟，重启IPO对新任证监会主席而言也不是明智之选。 我一直强调，中国股市要想重启IPO应该具备如下几个基本条件：一是市场的信心要彻底恢复，二级市场不再贫血，市场才有相应的承接能力；二是退市制度要健全，投资者赔偿机制要完善，避免继续大量地制造“垃圾”；三是发行制度必须要改革到位，让中国股市尽快恢复信心，以实现投资、融资和资源配置功能的协调发展，别让A股市场再继续充当圈钱和权贵资本套利的游乐场。但估计监管部门不会等到这几个基本条件具备就会重启IPO，毕竟有很多权贵和利益相关方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会进一步游说高层来施压证监会开闸IPO，迫使证监会仓促开闸。 从这次大规模撤单现象来看，投资者至少规避了123家风险公司，但并不意味着剩下的这765家企业就一定是好公司。从撤单节奏来看，很多企业其实很不情愿，都在最后一刻才做出放弃IPO的决定，他们很不甘心，有些企业可能在排队前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精力和财力，有些企业可能已经花费了巨额的公关费用，如果撤单退出就意味着前期的投入将彻底打水漂，于是就有企业开始犹豫，有些问题比较突出的和相对老实一点儿的“坏孩子”会自动退出，还有一些怀着赌博心理的企业继续顶着头皮上交自查材料，试图蒙混过关，如果上市成功，就可以用募集过来的资金将上市前期的“隐性成本”掩盖掉。 由于违规成本相对较低，惩罚力度与融资圈钱的数量不成比例，于是很多企业仍然在继续冒险闯关。因此，在目前的市场规则和法制环境下，我断定剩下的这765家企业中仍然还有很多“南郭先生”，如果财务核查风暴之后没有相应的稽查行动和纠错机制，胆子大的有可能会蒙混过关。 当务之急，必须要提高违规成本和强化市场约束机制，对于虚假披露、隐瞒真实信息的上市公司负责人应该严刑峻法，不能采取简单的“打补丁”纠错，否则很难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只有高额的违规成本和责任追溯机制，一些抱着侥幸心理试图闯关的问题公司才会进一步收敛和退缩，否则仅靠IPO财务核查风暴只会把胆小的吓跑。 从撤单企业的特征来看，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123家撤单企业中有104家拟在创业板上市，大企业主动退出的很少，而这并不意味着大企业就一定比小企业财务更健康。大企业之所以选择继续死扛，有些可能是比较自信，有些可能是扛着“背景”和权力来上市的，很少有人阻拦得住。显然，这需要中国股市尽快改革权力发审，撤销IPO“绿色通道”，让股市真正恢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在这次核查风暴中，还有一个数据值得A股市场深思。在这场持续三个月的财务核查中，中信建投和国信证券很“受伤”，名下分别有11家公司的IPO计划折戟，而这两家券商并非小券商，制造如此之多的问题公司，他们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保荐机构不能再“只荐不保”，不能让他们再继续大量地制造“废品”。 我建议证监会对保荐机构建立黑名单制度，比如一家保荐机构在一年期间“制造”了3家以上问题公司，应该暂停该保荐机构至少3年的保荐资格，并承担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只有这样严格地惩罚，中介机构才会老实起来，保荐机构才能够名副其实。 长期以来，中国股市对中介机构的监督和责任约束不到位，导致保荐承销机构、会计师、审计师、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反而成了上市公司造假者的专业帮凶和高级顾问，中介机构在公司上市初期帮助其优化材料和过滤数据，导致很多“带病”上市的公司在刚上市之后就出现业绩变脸，而这一贡献与中介机构赚取快钱的行为密不可分，尤其是一些问题公司为了获取超额溢价，愿意花更多的钱去打点各个关口，以保障插队和“带病”上市成功。 因此，要想从源头保障上市公司的质量就得强化中介机构的责任，让中介机构更多地承担尽职调查和独立、客观的信用担保责任，以增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可信度，避免中介机构被上市公司“收买”。 另外，应该尽快叫停“直投+保荐”模式，否则在利益驱动下，保荐机构一定会设法做高发行价、抬高上市价，再加上超额募集还可以获得更多提成和承销费，会令他们千方百计地制造新股发行的“三高”，如果不叫停“直投+保荐”模式，新股发行的“三高”问题将会永远存在，上市公司质量自然难以得到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