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香港的优势及其表现
到目前为止，大陆从香港学了不少贸易和市场方面的国际惯例。但香港真正核心的优势，中国现在还没有学到，那就是它的法律体系，包括处理经济纠纷、处理腐败的制度及程序。这个制度基本上是英国把西方制度应用在中国人社会的一个试验，在整个亚洲是最成功的。
从整个亚洲来看，香港腐败的成度很低，主要是它有一整套体制来非常清楚地界定每一个政府部门、每一个公司、每一个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包括非常健全的土地、房产、股票的注册、交易、及整个执法及廉政制度。
香港最有实力的是香港的制度，除了政治制度外，它的经济、社会、法律、金融各方面的制度都非常完善。如果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去看，香港在九七前后在现代资本主义生活及工作方式方面基本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从营商环境、法律制度、开放程度，香港在整个亚洲地区还是最好的。
表现在：
楼市跌70%，股票跌40%，失业率从2%升到8%，但社会稳定，银行的坏帐只有3%到5%，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架构没有受到冲击，企业破产没有导致社会问题，这是被忽视的经济奇迹。 到现在为止，仍然是既无外债也无内债，还有18个月的财政盈余。 你到兰桂坊酒吧街，90%都是外国人，生意稳定增长，即使在沙士期间都没有受到影响。这间接地说明，国际人士喜欢香港，对香港非常有信心。 外资机构在香港可以占主导地位：最大的投资银行及商业银行，最大的跨国公司，最主要的媒体、最重要国家的外交机构等等。这种国际化气候在亚洲任何其它地方无法找到。 50万人上街游行，第二天生活生产一切照常，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是政治奇迹，反映香港社会的成熟。香港政府、精英和老百姓们并没有足够地重视香港的制度优势。北京也没有重视香港的制度优势对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价值。做一个比喻，如果1949年毛泽东把香港收回中国的话，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情况。前苏联和印度的学者及官员很羡慕中国有一个香港。
香港金融体制对中国内地金融市场发展借鉴
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经过几百年的时间才摸索出来一些做法，在香港已经运行得不错，现在中国自己在摸索。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一个产权基础设施：一个界定、交易、执行、微调产权及解决产权纠纷的制度基础设施。我和沈联涛、王沅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中国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及产权基础设施建设，就不在这里详细论述。香港最值得中国学习借鉴的就是其产权基础设施。香港有一套制度去处理产权纠纷，在国内就没有。
香港银行的风险相对来说很低，资本市场的风险也是很低的，银行坏帐的水平香港目前只有3%到5%。这主要是因为香港资本市场的开放性，所有的钱来到香港后可以去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包括回到大陆。所以，要让香港的钱或者是香港的人才留在香港，你一定要给他们一个考虑风险之后的市场回报，足以让他们留在香港。这就迫使香港整个金融体系必须要有竞争力，要不然钱就跑掉了。香港金融体制实际上基础非常扎实，非常值得中国大陆建立它自己的金融体制时参考。
目前来讲，基本上只有中国银行这个系统在研究、学习、总结香港金融市场的经验，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研究班子。金管局、证监会有一些研究，但很不够。整个香港没有足够重视研究香港的体制，把它总结出来，然后把宝贵的经验和制度介绍给国内。这个很重要，其它国家的经验都有它的问题，都不是在华人社会里执行的，都没能真正掌握运作的状况。美国的东西再好，关键的东西它不会告诉你。
香港的制度是英国人搬到香港来的。这个制度的设计是在英国，英国人最清楚它给香港的这个制度优势在哪里，但英国人并没有动机去总结经验。香港人只是执行，许多官员并不是很清楚这套制度的优势在哪里。问题就在这里，英国人设计的时候完全是本能地把它自己的制度加进来了，香港人现在已经继承了一个很好的制度，它不知道这个制度的精华到底在哪里，英国人也不会告诉它。现在还有一批英国人留在这里，陆陆续续都退休了。只负责执行的香港官员，往往没有足够的战略眼光去总结这些制度的精髓。政府也不舍得花钱去研究这些东西，因为现在财政不好嘛，为要省钱，所以要砍项目，研究制度好像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但是，香港现在确实需要投资去研究及宣传香港的优势，要有人去想这些问题，有人去研究，把香港真正的优势和价值总结出来，讲清楚。还要让香港的领导阶层、北京的决策层及香港与内地社会有个共识。因为老百姓不知道自己强在哪里，就没有信心。香港的官员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不知庐山真面目，也没有信心，于是他们就不理直气壮，就很容易被社会上一些媒体及批评压力给吓坏。
国内有很多研究力量，资源也很多，也很重视研究，也有战略眼光，但问题是在国内怎么知道香港呢。香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不在这里就没有感性认识，理性上接受的教育毕竟也是国内的教育，虽然最近也接受一些西方的东西，但整个香港西化得很，它的整个的思维方式是与国内不一样的。
香港有潜力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但香港的金融市场也需要改革。比如，香港很小，香港的几家交易所合并、上市之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垄断的资本市场，而上海和深圳交易所基本上还是有竞争的。香港整体的法律与监管制度比内地强很多，因此香港的交易所得天独厚，利润可观。但由于没有直接的竞争，容易受到既得利益的影响。比如说内地上海、深圳都有除牌机制，但香港没有。资本市场基本上由几家大的公司撑起来，比如汇丰银行就占市值20%几，还有30几家蓝筹股，剩下来就是一大堆小公司，这些仙股公司中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比内地的上市公司业绩还糟糕。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这个市场基本上是只进不出，糟糕的企业出不去，从长远来讲，香港的资本市场如何要在整个亚洲处于领导地位？
香港的特殊经济结构
香港的特殊经济结构可以概括为一高一低，高要素成本，低交易成本：
因为交易成本低，香港经济主要由产权交易活动主导。 香港的服务业，包括贸易、金融、法律、会计、等，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5%以上。 香港的服务型经济依赖一个很好的产权基础设施，但其成本主要是固定成本：一个好政府，一个好的法律制度，有效的警察及监管机构。哪怕经济再差，这些成本少不了，但经济上去后，这个成本也增加不了多少，你总是需要，也只需要，一个特首、一个财政司长、一个金管局、一个证监会、一个最高法院、一个立法会。香港本身的经济实体很小，本身没有太多的服务对象，所以它一定要为世界、亚洲、及中国服务。这就有风险：亚洲金融风暴、沙士、美国的经济周期、日本的经济衰退都对香港经济有冲击。
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同时对香港经济产生影响：
周期性因素就是香港的交易量随世界经济动荡。 结构性因素就是：大陆愈开放，香港的要素成本就愈显得高，而大陆与香港在交易成本方面的差距也随改革开放而下降。 当交易量随世界经济周期下降时，香港的固定成本，如公务员及教授的工资，就显得很高。 如果交易量随经济周期恢复，香港的财政收入就很多，香港的要素成本相对就不高。香港特区政府体制的残缺
香港有很好的经济及法律体制，但是，政府的政府体制在回归之后是残缺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回归后政府的“大脑”没了：
香港在殖民地统治时，所有的重大决定和对政策的分析都在伦敦。九七后港府官员办公室从伦敦发来的传真、电子邮件和信件没有了。按照基本法，北京也不能给特区发指令。政府是要有战略思维，要有一个制定政策的神经中枢，要有一个大脑，九七以后谁来做这个大脑？ 香港没有国防的义务，这就意味着政府不能花钱搞科研及战略投资。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政府要花钱搞国防，包括一些战略性的研究，比如美国兰德公司等很多研究机构都是政府资助的，而且预算都非常充足，这是国家利益的需要。而这些研究机构都成为政府智囊的一部分。 在特区政府系统内，只有一个中央政策研究组，人数很少，实际上成了一个公关部门，忙于写发言稿。政府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政策研究机构，只有金管局建立了一个学术性的研究所，请了一些国外的专家来管理及做客座研究员。政府有一个公务员培训中心，有时也请一些学者给官员讲课。 香港的大学有很强的学术研究力量，主要以美国学术界为榜样，比在国际刊物发表文章多少，但没有为政府服务的传统，只有个别学者系统地、扎扎实实地做政策研究。 香港还没有一个类似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那样的培训机构。香港未来的领袖人物从哪里来？在美国哈佛大学有很多退下来的官员来讲课，将政府官员的经验储存起来。美国及中国有很多私立的或者有官方背景的智囊机构，不断地发表研究报告来辩论时政。 许多问责制局长及香港一些重要机构的首脑，都是商界出身及无党派人士，对社会底层不太了解，也没有从事政治的经验，熟悉的圈子非常小，无法将社会基层的情况反馈到政府大脑。 很多人认为光研究香港问题太不重要了，因为香港太小。实际上，研究香港问题对中国的长远发展非常重要。我们看整个亚洲的发展，日本、南韩、新加坡、台湾、香港，都是一脉相承的，后面有中国，中国后面还有印度，还有印度尼西亚，它们的发展都有一些相近的规律。而香港在制度及操作方面是走在很前面的，但是在总结经验方面，香港远远落后于其他亚洲国家。 南韩政府投资很多，一大批学者送到美国去然后回来，总结经验，帮助政府制定政策。中国内地也一样，北京上海一大批海外学者归来从事政策研究。香港就没有形成一个政策研究的气氛。研究香港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中国大陆。 因为政府没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很多政策没有充分地研究和分析，只是经过顾问公司的分析，就出台了。 香港的官员基本上受的教育都非常好，但他们都不是专家，也没有专业经验，他们的学习过程主要是找几个他们自己比较熟悉的学者或社会专业人士，对信息的收集和分析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机制。 在香港政府里，每天早上官员看剪报。看大陆情况也是看报纸上怎么讲，看美国也是看报纸上怎么讲。香港是一个很小的商业社会，它的报纸有时候不能准确地反映问题。报纸也是被几家财团控制着的，它有个小圈子，有些事情它不讲。谁关心香港的长远利益
香港是一个非常小的华人资本主义城市，有钱有势的人屈指可数，他们在香港的利益也是最大的。香港目前基本上是由这些人管治是很自然的。但问题是，国际人士、老百姓和一些民主人士就认为这很过份了。因为这些社会精英想的问题跟老百姓及一些国际人士想的问题有很大的脱节。在香港实际上有三个阶层：
一个是资本家及本地精英，政府里面主要是这些人组成 还有一个阶层是香港老百姓 再有一个阶层就是一些国际化的专业人士包括从国内、美国、及欧洲来的。这三个阶层基本上是相互不通气，资本家及本地精英这个阶层跟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相互之间有时也有矛盾，主要是经济利益。这三个阶层的大多数对香港长远的利益都不很关心：
资本家主要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意，香港人商业是第一位的，政治对他有利益的时候他也会关心。但最根本的还是经济利益，不赚钱的事情不做，那怕是从事政治，如果在经济上或者对今后发展没有好处，大多数人也不会去做。 国际专业人士当然不关心香港的长远利益。这些国际人士大都是外国人，有些是大陆及台湾在海外读书回到香港的专业人士，这些人随时可以走，或者去北京，或者去上海，或者去美国，所以他们并不很关心香港的前途，他们来香港主要是赚钱。 香港社会底层的人士，因为过去几年经济不好非常的失望，他们往往看不到香港的实力，也看不到香港的优势，对他们来讲面对的是失业及收入下降，及来自大陆竞争的压力。他们认为香港经济的兴衰都是政府带来的。他们希望政府多给钱及福利，政府也确实想帮助这些中下层人士。香港各个阶层的人士，比如国际人士随时可以离开香港，资本家已经投资到中国大陆或者世界其它地方，中下层是无可耐何，香港好与不好他没办法，香港如果不好，最倒楣的就是这批中下层人士，香港好他们就在香港呆着，香港如果不好，他们可能就跑到深圳或广东去退休。
回归以来特区政府的很多政策都是有意识地去符合这三个阶层人士的利益的，但却没有一个长远的视野。整个香港社会好像没有一个明显代表香港长远利益的阶层。这种情况实际是九七回归的一个政治问题。九七后香港回归中国了，香港如果搞得好皆大欢喜，但香港如果出了问题，责任只有在大陆，因为最终香港的主权（其实也是责任）在中国。
在现有的香港政治体制下，没有一个广泛的阶层有很强的积极性去关心香港的长远利益，站出来为香港的前途说话，这可能是香港的一个大的问题。香港以前是一个殖民地，没有经历过民族主义的过程，回归后你要香港的老百姓为中国的国家利益、为香港的利益奋斗，他们觉得这个目标太抽象、太遥远、太没意思，还是考虑个人的经济利益比较实在。香港很多政府的政策、老百姓的舆论、报纸媒体、政党言论，实际上没有考虑香港长远利益。邓小平说五十年不变，但是香港最终还是要回到中国，所以从战略上考虑，香港长远利益实际上是中国的长远利益。正因为如此，香港自己可能是解决不了自己的前途问题的，因为香港长远的利益最重要的部分是对中国的利益。
香港要发挥它经济制度上的优势，必须在政治制度、长远战略规划方面现代化。但是，九七回归之后，因为政治制度上的不确定性，什么事情都要靠特首，而特首要讨好社会，讨好立法会，还不愿意得罪北京，这样就没有精力来考虑及推动香港的长远利益、定位及优势。
“北水南调”还是“马歇尔计划”？
香港在殖民地时代，其发展其实是没有方向的，英国的治港策略基本上是将麻烦最小化。回归之后，发展方向也不明确。北京的CEPA及自由行等开放政策对香港是立竿见影，马上有帮助。问题是这种帮助并没有改变老百姓的心态，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变整个香港的政治运作方式，也没有给香港指出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目前的共识是香港必须跟珠江三角洲、泛珠三角、甚至长江三角洲整合。这是正确的政策，是已经在做的事情，但如何执行？目前的做法并没有使香港的老百姓更有自信心，反而加强了一个印象：现在香港要依赖大陆了，需要“北水南调”。
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个“北水南调”在政治上是不合理的，没有办法让香港真正站起来，主要的原因是：
香港本来是很有实力的发达社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两万三千多美元，中国只有一千美元，怎么可以让喝粥的来补助吃鱼翅的？ 香港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及财政储备，香港政府从来没真正借过钱，如果它想借的话，在国际市场上可以借到很多钱。 实际上香港面临的问题跟中国大陆面临的问题比要小很多，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如果同时拿香港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让世界银行或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看，香港不但没有问题，而且它基本上是一个表现非常杰出的经济。 所以，理想的状况应该是，有一个有远见的香港政府应该提出一系列的发展方案，来帮助中国，就象当年德国二次大战之后，美国有一个“马歇尔计划”，帮助德国重建。目的是希望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特别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及法律与监管体系。 珠江三角洲、乏珠三角、长江三角洲、甚至西部开发，都可以有一些香港支援内地的“马歇尔计划”。这些支援计划就是从资金上，从人才上，特别是从制度设计上，通过总结香港自己的经验，将香港制度的优势介绍、推广、应用到国内。 比如说香港的交通管得非常好，为什么不能帮助内地大城市改善交通管理？ 香港如果可以帮别人做事情，就象一个公司有提供优质服务的能力，在服务的过程中香港当然就赚了很多钱，香港的经济当然就被带动了。从政治上，从心态上，从国际影响上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要做这些事情，领导人要有眼光，要有魄力，要有胆识。因为你发债，到广东到西部去投公路、铁路、大桥等大型基建项目，目的就是为了把香港跟内地从经济上建立联系。这是最理想的做法，香港有成就，有市场，内地也得到好处，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西部会欢迎香港，广东也会欢迎香港。香港是先富起来的嘛，香港先把一大笔钱放在这里说，这些钱我帮你出了，你有钱的话再加进来，不够再从市场上筹集，大家一起就可以修公路、铁路、大桥，可以办大学甚至英文学校。政府的长远发展策略与规划的作用是给市场一个方向及信心。企业需要考虑短期的市场回报，政府只需要考虑长期的社会效益。
香港本身的价值在哪里？所有大陆最想要的东西，如好的银行、资本市场、法律体制、廉政公署，香港全有。然而，香港最缺的东西，大陆都有：大陆的政策研究机构非常宠大，大陆的政府内部行政运作效率非常高，大陆的领导很有远见，看得比较远。所以实际上，香港跟大陆是高度互补的。香港需要看到自己的实力及弱点。
香港与深圳的过境障碍是典型的人造社会成本
罗湖口岸是全世界最繁忙的口岸。那里大陆跟香港只隔一条河，而且那条河很窄，但只有一个桥。所有过罗湖关口的人都必须坐至少一站火车，不可以不乘火车步行过关。罗湖桥在香港境内的发展比深圳境内的还要落后。罗湖过关的障碍并不在于边检，罗湖边检在中国方面只要十秒钟甚至五秒钟就完，所有耽搁的时间都是因为交通设施，而交通设施主要的障碍其实是九广铁路的垄断。
罗湖过关的障碍主要是没有竞争。如果紧接着罗湖搞一个步行过关通道，罗湖过关条件会立刻得到改善。到罗湖的火车乘客，大部分的人都是从中环或者九龙塘直接去罗湖，但是这些火车每一站都必须停，只是为了少数的旅客中途下车。这么多的人就是因为这少数的沿途下车旅客浪费多少时间？如果是有竞争的话，如果可以坐汽车、坐出租车到罗湖，然后步行过关，那火车的服务质量马上会得到改进：可能会提速、也可能设立直通车。这种事情，在二十一世纪，在最现代化的城市，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香港不能解决？中国内地象广州上海的火车站都没有象罗湖这么挤的。这就是垄断的社会成本，政府就是从整体上来讲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过关是小问题，但是小问题可以看出大问题。罗湖是这样，黄岗也是这样。从香港市中心中环到黄岗口岸只需30分钟车程。但黄岗口岸深圳与香港的边检相隔太远，需要乘车来往，也需要30分钟，浪费旅客大量时间。黄岗有两个关口，中间有一段路完全没有道理。让旅客下来两次，中间让黄巴去做生意。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由中港两地商量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用不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建一个很好的过境大楼。但是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是这样？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从黄岗罗湖过关的这批人，都是香港的中下阶层，有钱人都不从这里过关的。他们坐飞机的，他们不去深圳而去上海和北京。香港的中下阶层没有代言人，他们不高兴，只有上街游行。跟政府讲话的多数是资本家及高层专业人士，许多人从来没去过罗湖口岸。而大部分本地的老百姓及大陆的自由行游客最重要的一个香港经历就是过罗湖或黄岗口岸。这个问题不解决，香港的形象没法改变，你花几个亿的钱去请国外的摇滚乐团到这里来，如果把这些钱投到边境设施的改善，可以节省多少人的时间？减少多少社会成本？创造多少商机和就业？内地有一个系统，可以把信息反馈倒决策机构，香港没有类似的系统，香港有的是上街游行或直接反应到电视台报纸。但媒体及游行不容易深入分析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却可能过分政治化、情绪化。
没来过香港的人，“自由行”，总得来一次。但有了过罗湖关的艰难经历，他们还会不会来第二次呢？我认识很多朋友，包括政府高官、金融界的高层人士以及企业家，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才会去过罗湖或黄岗关口，有办法尽量不去过关，因为太麻烦。这对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的整合是一个巨大的人为障碍及社会成本。
香港很挤，但是美国的纽约跟香港一样挤。但美国大城市的主要入口都有大型停车场，不是所有的车都进市中心的，他们会停在市郊。为什么在香港和深圳不能建很大的现代化停车场？按香港的发展水平，没有理由每天这么多旅客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过关上面。
在过去，殖民地政府不希望香港跟中国来往，因此没有积极地建设过境基础设施，可以理解。但现在，如果罗湖口岸有更多的桥及不同的过境通道，旅客可以坐火车过关，也可以步行过关，也可以开车过关，也可以坐巴士过关，完全可以让过境的游客节省大量的时间。
香港的经济前途以香港与内地的整合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居然还提出要收陆路离境税。很多老外都想不通，香港这么富有的一个社会，你收这么点钱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在实行“自由行”之后就看得更清楚了，现在没有人再提起了。
香港应该建一些像香港新机场一样的过境大厅，里面可以有五星级的商场、酒店，给旅客一个现代社会的感觉。政府也许认为这是花钱的事情。实际上这个钱是太少了，过境的程序是很简单的，但过境的人流及其购买力是很值钱的，政府花钱在人流集中的交通要道盖一个连成一片的现代化购物消闲中心，甚至可以成为世界一流的景点。过关就变得一个非常舒服的经历了，香港人有自豪感，大陆人也觉得很好。整个亚洲所有的机场就是这样做的，日本的游乐场也是这样做的。为什么世界上人流最多的口岸不这样做？
24小时通关讲了几年才在黄岗实施。而深圳和罗湖关口是全世界最繁忙的关口，没有理由不可以建成全世界最好的五星级关口。当然，可能会影响到九广铁路的利益，但是我们想想，是香港整体的利益重要还是你一个九铁的利益重要？而且九广铁路还是政府拥有的。香港的问题就是这样，香港长远的利益没有人关心，而香港局部的利益人人都关心。就没有一个人拍板为香港的长远利益做决定。上海可以决定不收费，浦东浦西过海大桥全部不收费，香港能做到吗？三号公路到现在还是空得要命，但单程收费高达港币40元，合理吗？当然，这些涉及到商业原则和利益，但这些都是可以讨价还价的，政府可以补贴进去，交通就会更顺畅，整体经济效益就上去了。作为一个经济研究课题，去分析因为每一个人在罗湖过关的时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话，那将会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还不包括太拥挤了，很多人就不去了。但是香港没有人去做这样的研究。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会受到影响，政府也不想去提，不想去研究，这就是香港的问题。香港是有学术及新闻自由的，整个社会什么都可以去研究，什么都可以去做，政府应该鼓励。但最后做决策的时候，一定要以香港及中国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来作判断，但这样的机制目前就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很多决策就被一些局部利益牵着鼻子走。
谁愿为香港的长期发展冒险？
日本为了吸引游客，盖了世界上最好的商场，最好的娱乐中心，有些项目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收回来，但日本就敢投。日本人就有一个长远的社会利益观念，它的企业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不惜代价。而在香港，政府、企业对长远的社会利益重视不够，很多战略性的基础设施的投资都滞后。
有些从来没来过香港的大陆游客，来后很失望，他们看到香港很多地方比大陆还破，因为政府对旧城重建过于谨慎。实际上香港是非常漂亮的，因为它的地理环境是立体的，有山有水，问题是香港这么长时间主要是靠市场及企业，政府没有主动去宣传及改进城市建设。香港的地理资源是非常好的，由于人口密度非常密集，公共场地的利用率是非常高的，如果政府花点钱搞城市建设，可以用几百年。可是政府及社会老是犹豫。当然，市场经济的规律是要遵从的，一个项目要赚钱，但香港就是有点过份，一个隧道一定要赚钱。你看，上海连接浦西与浦东的隧道就不收费，不收费以后浦东很快就发展起来了，浦东和浦西都带动起来了。香港政府及商人都过于保守，现金一大堆，但做任何项目都一定要赚钱，不愿为长期发展冒风险。
香港是非常特殊的，从中环半山开车到黄岗只要半个小时，这在美国就是从家里到办公室的时间，如果开启高速火车的话，就是一个地铁站在另一个地铁站的位置，所以整个南中国都有铁路连起来的话，香港的作用将会非常大。这个事情，受益的当然是广东和香港。但是因为香港本身比广东富不知多少倍，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应该由香港来牵头，香港应该投更多的钱，提出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发展计划。
你把这个计划列出来，整个地区的房地产的价格会往上走。因为香港房地产的价格是由香港将来的繁荣水平决定的，香港将来发展愈好，房地产价格就会往上走。很多人有个错误的观点，认为香港房地产的价格是由供求决定的，短期来讲，确实是由供求决定的，但是房地产的价格是以十年为尺度的，不是一年两年，因为它是不动产，至少是十年。十年的供求弹性都是很高的。特区政府老说要把房价稳住，这样才能稳住香港经济，这个话不错，但是这个说法对市场机制的理解是错误的。房价是否能稳住，关键是香港有没有一个好的将来，如果大家都认为香港有个好的将来，房价马上就稳住。供给和需求全部是市场调节的，供给和需求同时都在变，每天每日都在变，但是它的价格是香港的将来繁荣状况决定的。那么香港的将来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就是由香港领导人的远见，你怎么做规划，你怎么做宣传，你怎么把事情做出来，就象当年的浦东一样。
当年建浦东的时候海外都认为那是一个泡沫，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是一个泡沫，但问题在于，它从长远来看不是一个泡沫，中国这么大，经济发展这么快，而且政治经济社会全都在发生变化，那个地方将来确实是会好，然后上海市政府和中央就把一大笔钱放在浦东，结果外国人开始相信，也把钱放在那里，大家都把钱放在那里，而且好好地规划，梦想就变成现实了。香港的问题是，自己还没有，也不知道怎么做梦，它不知道怎么样想自己的将来，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不清楚自己的定位。
香港现在要做老百姓长远看好的，比如边境的基础设施，你哪怕是不做，你也可以开始考虑。香港这么高的收入却还有这么多的破楼。哪怕是象上海那样加个顶粉刷一下，就不一样了，香港又不是没有钱。这些事情涉及到公共利益，是政府应该做的。日本也有很多旧房子，但房子的前前后后都很干净，香港的收入水平已经跟日本差不多了，为什么不能跟日本一样。中国内地所有的大城市的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很好了，基础设施方面是几代人以后都可以享受的，为什么不做呢？政府做这些事情有些投资完全是长远投资，不一定进入经常项目，不一定进入当年的预算。那么就可以借款。现在北京、上海、深圳都发展起来了，香港需要超前，应该盯住日本的东京、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它搞城市建设要在亚洲最领先。所以我觉得北京和香港一定要有一些战略研究小组，对香港的定位，发展方向进行深入研究。香港是一个非常好的船，但有时失去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