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阶级政治”、“单位政治”到“一般政治” 早在1846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的政治是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上层建筑，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国家政治实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政治。什么是阶级呢？列宁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级后认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列宁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把阶级和国家政治仅仅看作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政治现象，只是承认在阶级对抗社会条件下的政治，才与阶级斗争和国家权力密切相连。1925年12月，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小，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人，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2] 在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和流血牺牲，终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了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工人和农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在建国初期，“阶级政治”的氛围并不是很浓。毛泽东在1958年1月明确提出了非阶级政治的思想，“认为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的历史条件下，‘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又说：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是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3] 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凸显出新制度与旧传统之间的冲突，在那个“大鸣大放”的年代，“阶级”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日常关键词。“等级制度和流动机制的结合，就像是一个硕大的蛛网，将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包括在这个社会体制中间。”[4]那时，无论是年长的老人还是刚刚出生的婴儿，每个人都有阶级的身份，从工人阶级到牛鬼蛇神。当阶级成分划定的时候，等级体系也就确立了。1950年初期，这个等级体系在官僚体系之外包括了13种人：（1）贫农；（2）中农（富裕中农）；（3）富农（反动富农）；（4）地主（恶霸、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破产地主、管公堂）；（5）工人（手工工人）；（6）小手工业者；（7）小商小贩；（8）资本家（手工资本家、商业资本家）；（9）贫民（游民）；（10）开明绅士；（11）知识分子；（12）自由职业者；（13）宗教职业者。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复杂的13种人排列已经变成了相对简单的敌我阵营排列。在“敌”的阵营中，有九等之分，在“我”的阵营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工人阶级内部还有由所有制所产生的等级分别）；雇农的地位在社员中高于其他。阶级成分不仅仅是身份标签，也是一个利益分配的等级。虽然这个等级体系不像印度的种性制度那样对每一个等级成员的生活机会有明确的制度性规定，但是，至少这样的差别是明显存在的，可以说阶级政治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属于“敌人”的决不可以成为“领导者”，出身地主的子女读大学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出身资本家的子女涨工资的机会要远远低于工农出生的人，中农出身当干部的机会也要远远低于贫雇农出身的人，不一而足。[5]这种“阶级政治”的识别标准显然是身份地位、财产、资源占有、坚固的意识形态信仰等，“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了中国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政治统治话语。人事档案的思想控制成为了这一时期“阶级政治”的借助手段，“听党的话，跟党走，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充满着对反动阶级的深仇大恨”等阶级政治色彩的修辞成为了档案文本的主流话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阶级”这个带有浓重等级色彩的词汇渐渐地谈出了人们的视线。大范围的政治运动发生的可能性变小了，每一个单位人生活在狭小的单位之中，就像传统中国人生活在家庭中一样，它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样式和生活空间。“国家意识、阶级意识、家庭意识要么是对单位文化的弥补，要么就是被单位意识所取代。单位构成了中国人生活的原点。”[6]单位向单位人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提供占优势的社会地位。在再分配体制下，尽管绝大部分资源名义上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但实际上往往沉淀在具体的“单位”之中。一个人一旦进入某一单位，就有可能现实地获得国家所控制的某些资源，获得具有社会合法性的社会地位，可以说，单位是个人社会地位和身份合法性的界定者，没有单位出具的证明，就不能登记结婚或申请离婚，就不能外出旅行，不能购买飞机票乃至投宿住店。单位还掌握着个人档案，内容包括个人身份的所有记录，以及个人的全部业绩与污点。只要单位控制档案不放，任何人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单位归属。即使改变了单位归属，人们也无法割断同档案所记录的个人历史的关系而获得全新的社会身份。依附性的生存格局，不可避免地把单位纳入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化（“革命化”）的生活模式当中。单位的行政化和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垄断。给单位人的生活烙上鲜明的政治化色彩。在改革开放之前，政治运动始终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主题，甚至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通常也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运作。单位制度的一项重要现实功能，就是使国家得以轻而易举地动员所有单位人自觉不自觉投入各场政治运动。面对“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处境，几乎任何一个单位人都不同程度地丧失自己的自主意志，丧失了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独立评判和自由取舍的现实基础。一个单位人，哪怕是对一场政治运动心存疑虑，甚至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迫于生存的压力，也不能不违心地投入运动，身不由己地从事着“表态”、“揭发批判”等各种活动。在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意识形态机器曾长期灌输和倡导着一种“革命化”的生活方式，一切同这种生活方式相区别的个性化选择，都会被当作封建主义或资产阶级的腐朽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遭到猛烈的抨击。在“左”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个人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都同政治立场、政治觉悟和道德品质挂起钩来。而在单位制度中，所谓“政治觉悟”等等又是个人获取各种稀缺的社会流动机会的重要决定因素。这种制度约束与价值导向不能不使单位人在生活上谨小慎微，放弃任何个性化的生活选择，放弃任何自主意见的表达，学会按照能够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环境所接受的方式去生活。[7] 国家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垄断者，国家整合民众是通过单位实现的，多数的政治调解在基层单位发生。单位政治的利益冲突在单位之间展开；社会个体通过单位成员的间接身份获得利益分享，在这种情况下，单位利益无论主题和参与范围都是有边界的，甚至在多数情况下是特定的，无法提供给单位之外的其他人员共享。单位也是一个竞争成员整体利益的组织，为成员争取某种利益是单位组织的义务，也是单位成员的共同期待。所以，单位首脑往往被其成员期待成为利益表达和竞争的代理人。而单位在中国城市很大程度上是识别个体身分的标志，尽管单位内部事实上存在着身份差别，但单位整体的身份识别作用大大超过个体（收入、职位、福利等）的识别作用。[8]国家通过单位实施着意识形态的投资，并通过人事档案对单位个体进行组织评定和意识形态整合，“团结就是力量”——单位政治的威力隐喻着“思想脱离组织”就意味着变节的道理，“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任劳任怨，思想纯洁，组织集体观念强，敢于与个人主义现象作斗争”等主流话语成为了单位政治在个体人事档案文本中的投射。权威的“组织意见”对每一个单位人实行话语诊断，以弥合个人与单位乃至国家的思想裂痕，这种治疗性话语反映了阶级政治和单位政治透过人事档案对个体的绝对控制。 改革开放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流路线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取代，“阶级挂帅”变成了“经济挂帅”。在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姓资”与“姓社”的意识形态纷争被高层阻止和淡化，阶级和单位本身的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内涵越来越丰富，“阶级斗争”和“单位审查”也不再经常化，计划体制下的身份等级色彩不再像以前那么浓厚，所谓的“阶级政治”和“单位政治”从此慢慢地远离人们的视线。高度集权体制下各种政治运动的折腾已经使许多“过来人”产生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政治负强化心理，害怕“政治”与他有关，因而逃避“政治”、远离“政治”成为了被一些经济化了的个体的理性选择，人们愿意生活在更具普适性的、更大众化的公共政治空间之中。同时，也愿意接受颇具普适性和大众化的政治概念，于是政治概念逐渐走向一般化，我们姑且称之为“一般政治”[9]。“一般政治”概念的出现和提出，其目的就是淡化“阶级”、“单位”和意识形态扩大化所导致的对政治概念的窄化理解，使政治回归到与经济、文化一样的社会维度上来。实质上，政治并非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而且“政治不能被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10]实际上，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作为社会的一个纬度，它是围绕公共产品供求状况而开展的公共事务管理。这种“放大”了的政治概念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是公共资源配置或公共产品供给；二是公共事务管理或公共危机处理。政治的基本任务就是提供公共事务安排的规则和宪法秩序，形成有秩序的社会、组织和活动，从而为个人自由和社会民主提供制度保证。一般政治的事实存在体现了“政治的回归”，实现了人类社会政治关系从国家化走向社会化的必然转向。然而，“人类社会政治关系从国家化到社会化，将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演进的历史，决不会永远停留在某一阶段上。特别是在现代化、社会化的条件下，政治关系的社会化是必然的趋势，但其过程是分阶段由低逐步向高发展的。”[11] 从“阶级政治”、“单位政治”走向“一般政治”体现了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势。人们逐渐摆脱了过去那种“阶级纷争”和“单位管制”的复杂局面以及浓重的意识形态控制，促使政治回归社会并不断走向制度化、规则化，从而突出政治生活的“公共性”和有序化。人们开始对档案文本中“组织意见”的重视已经大不如前，档案的意识形态功能也越来越淡化，单位人的“符号化政治”局面逐步走向瓦解。在一般政治语境或政治语境一般化的过程中，人事档案的生存处境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1]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2]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3]转引自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政治关系社会化分析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70页。 [4]邱泽奇：《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状况的变迁》，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5]邱泽奇：《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状况的变迁》，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5～86页。 [6]刘建军：《单位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7]揭爱花：《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空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8]张静：《阶级政治与单位政治——城市社会的利益组织化结构和社会参与》，《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 [9] 以鄙人有限的学术智识和信息搜索，目前国内对于政治概念的理解，主要以刘德厚教授的“社会政治说”和严强教授的“分层政治说”为主。刘德厚教授的“社会政治”概念是一种“广义政治论”，是政治关系社会化所导致“政治回归社会”的学术表述，这方面的学术文献主要有：《关于“社会政治”与“走向社会政治”——对一个解读中国政治进程基本概念的探索》，《政治学研究》2002年第3期；《关于“社会政治”的一般理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广义政治论——政治关系社会化分析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严强教授的“分层政治说”主要从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层面解构政治概念、现象和行为，其目的在于探究政治本身的范畴、规律和逻辑，这方面的学术文献主要有：《政治研究的微观层面》，《政治学》2001年第1期；《政治科学的范畴体系》，《江海学刊》2000年第4期；《宏观政治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政治学基础理论的观念——价值与知识的论辩》，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 查特尔8250;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1]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政治关系社会化分析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3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