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80年，与美国抗争相峙多年的古巴政府放松了对古巴公民移居美国的限制，大量古巴移民涌向临近而又具有特殊诱惑力的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地区，这一事件如同在迈阿密地区投掷的一枚重磅“外来人口炸弹”。仅仅四个月时间，就有近13万古巴船民涌入迈阿密，约半数移民滞留该地区，使当地的劳动力供给增加了7%。
美国经济学家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集中对此现象及其后续影响进行跟踪研究，旨在探询和揭示此类突然的劳动力规模扩张，会对当地的工资水平和失业状况产生何种影响。在这项后来被称为“迈阿密试验”的专项研究中，经济学家们不仅仅把古巴船民涌入前后的工资水平、失业率等数据进行比较，而且把这一特殊迁移现象与全美总体和其它地区的经济状况，特别是工资与就业结构、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状况等方面联系起来进行比较。
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和肯定：即这一劳动力规模的突然扩张并未引发人们所想象的劳动力“挤出效应”，即造成部分原有居民的失业，同时显著提高当地的失业率并降低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工资水平。 “迈阿密试验”的启示对于那些坚持认为户籍制度不应破除的计划特权思想者们来说，可能未必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什么“国情论”、“阶段论”都可能成为他们反对破除户籍制度的托辞或挡箭牌。
在号称具有广泛民主权利的国度里，长期以来实际上并不存在全体公民就业权利的平等。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求工作和生存机会竟然被城市管理者称为“盲流”，其中一部分人被划为“三无人员”，受到治安部门和街道的监控。他们不仅难以得到平等的就业机会，甚至经常会被城市管理者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遣返原籍。
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分割状况使得农村劳动力把脱离土地、获得非农劳动就业机会看作是“鲤鱼跳龙门”式的命运转变之机。然而，跨越这一门槛的难度非常大，只有诸如参军、升学（考上“吃商品粮”的各类高等院校、大、专和技工学校等）招工、“农转非”（即经过特别批准而获得的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户籍身份转变）等少数机会。因此人们已经习惯性地把中国计划经济时期逐步建立起来并沿袭至今的以户籍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城乡就业分割，看作是具有世袭和社会性遗传意义的制度性就业安排。
事实上，这种制度性分割内在地规定了农民相对低下的社会与经济地位之外，还强化了整个城镇社会对农民及其子女的制度性歧视与偏见。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要素市场的逐步建立与发展，内部劳动力市场（相对于被制度性特权排斥在外的农村劳动力而言）的边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松动，但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的消失，只是分割的形式略有变化。也就是说，原来截然分隔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储备演变成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和体制外劳动力市场。这是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个基本特征。
笔者认为，加入 WTO以后的中国，应当有统一和流动的劳动力要素市场。以户籍制度人为地分割和限制劳动者的就业权利和就业区域，不应是21世纪具有民主和社会进步特征的国家所应当保留和延续的制度安排。如果是从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的角度来考虑，在我国部分城市（尤其是某些大都市）中试行取消户籍制度的改革试验，一定会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与发展，有利于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有利于改善贫困人口的生存环境和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