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你对他说出的那句话感到意外，那只能说明你还不了解他。”当楼继伟在中国发展论坛“社会保障应该救穷人，不该养懒人”一语哗然之后，曾经供职于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一位官员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他，对于这样的楼继伟，一点也不意外。 从2013年的春天开始，楼继伟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财政部部长了。如果“世界第二大”这个定语稍显抽象，你可以通过“每年超过10万亿的财政收入”“每年超过20%的财政收入增幅”以及“超过10000亿元的财政赤字”这些具体的数据来理解这位中国财长如今的“分量”。 尽管年龄尚有差距，时年53岁的楼继伟却和周小川履历相近，都是朱 基时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者之一。行伍出身带给他的不仅是直爽的作风，更有近乎固执的坚持。当他的价值体系中充满了“市场经济”与“务实实干”之时，他更像个“契约精神”的布道者，于是，同学会中有人给他起了这样一个绰号——“契约先生”。 契约的“内核” 非正式场合的楼继伟十分健谈、爱谈，这是除了“人高马大”之外，楼继伟与人们心目中官员形象最为“不符”的地方。他的同学、同僚都知道，楼继伟喜欢谈经济、谈市场，在谈起这些的时候，他总挂在嘴边的，就是两个字——契约，如果要再加上两个字的话，那就是——契约精神。 蛇年的春节刚过，让交通运输部的官员们松上一口气的，是免费通行的高速公路没有再出现2012年“十一”长假期间的“恶性拥堵”。在一个非正式的沙龙上，“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成为与会各界精英的最大谈资，褒奖者有之，“管理派”有之，评价者甚多，独到者甚少，那时的楼继伟，多少不尽相同。 据与会者回忆，楼继伟既没有如他人一般对“高速路假日免费通行”大加褒奖，也没有把观察的重点放在公共管理水平的高低，而是上来就提到了“合同法”，并且说，这就是习总书记最近说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熟悉楼继伟的人自然知道他是一以贯之的“市场派”，理解起他的逻辑自然不是那么困难——不管投资商是国有还是民营，高速公路是政府和投资商签约兴建、运营，一般按照8%的收益率签订合约，但是，在签约的时候，没有节假日免费通行的约定，计算一年的法定假日，约有11个，再加上临近的双休日，总计30多天，投资人收益受到的影响，政府是否“包赔”？ 坚持“有竞争力的公平” 把契约这一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看得如此之重，与楼继伟的生活经历和成长履历相关。出生于1950年的楼继伟，行伍出身，最早是一名水兵。文革之中转业，成为北京首钢的工人。尽管他人高马大，但这并没有让他和自己在首钢的工作产生太多的关联。在首钢，他在电控室工作。 这份工作让他在恢复高考时，选择了清华大学的计算机专业，那个年代里良好的工科教育使得楼继伟日后在社科院学习经济学时，没有任何的“工具障碍”。
自1984年，他历任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财金组主任科员、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物资经济研究所成本价格室主任等职。在此期间，楼继伟被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朱镕基发现，并获得他的赏识。在朱镕基出任上海市市长后不久，楼继伟被任命为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 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背景下，楼继伟被调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出任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期间，他还参与设计了1994年中国税制改革，是当时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牵头人，也是朱镕基的得力助手。 于是，在这次经济改革告一段落之后，1995年楼继伟被“外放”到贵州省工作，出任副省长。当朱镕基于1998年3月出任国务院总理后不久，楼继伟再次被召回北京，出任财政部副部长、兼任党组副书记，继续主持财税改革的工作。 楼继伟很早就展现了他对宏观经济的理解。早在1986年，就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他撰写研究报告提出，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向间接管理为主，需要对财政、税收、银行、外贸外汇、价格等管理体制进行配套改革。报告详细阐述改革的目标、重点和措施，并提出了时间进程表。 而在1985年9月，楼继伟发表《关于进一步完善税制的建议》一文，提出将产品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和消费税，并减少间接税比重；将调节税改为资源税和固定资产租金，开征个人所得税，并扩大直接税的比重；实行中央和地方按税种分税；远期向所得税制过渡。 市场化价值由来 楼继伟提了几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未经协商，政府说免费就免费，是不是涉及违约？如果不遵守契约，又不补偿，以后还有哪个投资商愿意投资高速路？如果政府全部补偿，这么多的高速路，是否补得过来？ 及至后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又提到了同一话题：“我们讲依法治国，政府部门首先要依法治自己，我国改革开放第一个法律就是《合同法》。也就是习总书记最近说的要把权力放在制度的笼子里。” 楼继伟在接受采访时把这句话说得掷地有声。 回到文章开始的那一段，这位曾供职于全国人大的工作人员之所以对楼继伟的“救穷人，不养懒人”的话语一点也不意外，缘自于他曾目睹的一次“冲突”。 这件“小事”还发生在楼继伟任职财政部副部长期间，按照预算审议程序，在报请全国人大审议之前，需要先由财政部和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之间就一些技术性问题进行沟通。由于全国人大和财政部之间的“审议与被审议”的微妙关系，双方就一些问题持有不同意见也并不意外。 不过，当一些问题争执不下时，如果有楼继伟在场，多少都会有些“火星”。“有一次，双方争执不下，楼继伟一句话，你不懂预算，场面一时不知如何缓和，不过大家共事多年，都知道他是个直性子，说话直，讲白话，不拐弯抹角。” 这让楼继伟在就任中国财政之后的发言，屡屡坚持地表达着他对市场经济和契约精神的价值观。 “首先我不太倾向把外汇储备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险资金，外汇储备资金是有成本的，央行资产负债表一方作为资产，同时对应的负债是有成本的，如果交给社保基金去投资，社保基金投资的收益必须覆盖成本。假定做不到呢？我们可能还要在全国社保基金里面补贴，我们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楼继伟在中国发展论坛上回答问题时表示。 实际上早在2006年，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楼继伟参加中央党校进修班时，就主笔完成了课题研究《关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关系的若干思考》。楼继伟在文中强调，追求社会公平不仅是再分配的责任，如果追求效率的同时不努力实现过程公平，那么巧取豪夺效率最高，解决因此而引发的收入不公代价极大，面对初次分配的紊乱，再分配是无法入手的，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都要注重社会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