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简介：当今社会的繁荣是奠定在农民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的，形成的财富却绝大多数流向了城市房地产、公共工程和大型重工业。巨量资本沉淀导致的淤积效应损耗了国民经济的潜力，抑制了社会发展的生机。通过落实农民的公民法权和社会财富主体的收益权，使农村经济从内部纳入现代社会的代谢机制，是克服国民经济“偏枯”状态、使我们民族走向繁荣昌盛的唯一出路。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以后，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多了起来，政府也开始在人的基本生存权力、国民法权落实、社会公平与正义、宏观国民经济发展等层面上认识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表现出来的理论水平和忧患意识与以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三农还依然被作为一个类同于金融风险、城镇工人失业、国营企业亏损等等的局部性问题来讨论，因而对这个问题的本质和严峻性依然认识不足。我认为，三农问题是一个关乎我们民族未来的全局性问题，它已构成了对社会发展的宿命性限制。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目前所经历的经济繁荣终究不过是过眼云烟般一场春梦。且不说由三农问题引致的、早已初现端倪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就是单从经济角度，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看，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没有购买力，工业就失去了内生性成长的生态环境和发展空间，我们民族在国际经济角逐中就失去了从容回旋的余地。现在的问题是，农村的边缘化使城市成了失去依托的被隔离的孤岛，遂致国民经济因为缺乏良性循环与代谢机制而内虚外热，半身不遂。为了释放因外贸顺差积聚的压力，为了缓解因需求乏力而形成的滞涨，政府不得不仰赖凯恩斯主义的强心针疗法，注巨资于房地产及道路桥梁等公共工程，导致地价超越了经济实际发展水平，企业资产值居高不下，产销脱节，巨量现金沉淀为无效或惰性资产，从而加大了早已存在的金融风险；为了护盘，为了拉动需求，在投资边际效益递减的无情规律面前，政府又不得不加大财政扩张的力度，结果在短暂见效后总是重新陷入积重难返的滞涨泥沼。这样恶性循环，使国民经济（实际上是城市经济）成了淤积严重的水库，海拔水位高但实际容量并不大，表面上却波涛汹涌，时刻有决坝溢岸之忧，政府不得不再耗费巨额成本用于堵漏通淤（今年政府向中国和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就是如此无奈之举）。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也就陷入了一放就过、一统就死的怪圈。下面就通过对我国宏观经济代谢流程与机制的描述，来说明存在于国民经济中的淤积效应，进而分析、讨论它的成因、危害和解决的紧迫性。我的观点是，正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使广大农村被隔离在了国民经济体能量循环的主流之外，使我们的国民经济成了淤积严重的高损耗型通胀经济，成了当占绝大多数的国民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就已出现大面积生产过剩的“小老人”经济，从而走上高度依赖外贸进出口的不归路。一 我国经济的淤积效应及其成因可以说，我国的经济已经成了一种“外向型”经济：外贸和外资是维持经济运行之“大周天”的主要动力——它的能量源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廉价劳动力；政府施加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托、以房地产为切入点的“小周天”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动力轮——它的能量源是财政和国有银行掌控的货币。请看下图：当然，这个图示过于简化，它只是描述了经济循环的动脉系统，而没有涉及更加复杂的静脉和毛细血管网络，但从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问题：⑴整个国民经济大进大出，高度依赖外资外贸。廉价劳动力通过商品交易进入发达国家获得增值，巨额入超灌溉着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出口企业，在这一特定领域焕发了蓬勃生机，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着能源；国际资本与国内廉价劳动力资源相结合，引导了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潮流，从前端拉动着经济系统的运转。⑵农业是纯粹被榨取的对象，农业的廉价劳动力支撑着整个国家的经济繁荣。无论是数量众多的中小进出口企业（包括外资企业），还是政府的房地产项目、公共工程，都建立在对农民工廉价劳动的剥夺上。农村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和生活方式失去了任何意义，它被资本的潮流裹挟而去；农民变得一无所有了，没有了根基，没有了前途，甚至没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只能半是向往、半是无奈地等待着进入资本生产要素的储备库。⑶非进出口型的国营、民营中小企业被排挤在经济循环的主流之外，与此相关，城镇大众的消费能力与房地产、重工业的发展水平相脱节。⑷热钱体外循环，必然导致严重沉淀。主流资本没有进入生产领域，与劳动力结合产生利润；而是进入房地产领域，与权力相结合生产超额地租。银行投资方向单一，金融风险难以克服。⑸高科研与产业脱节。除了杀出重围的个别企业外，占据社会存量资产主体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丧失了通过技术创新自振生机的机会，它们已经因为脱离于经济循环的主流之外而极度萎缩，在生存竞争的战场上实际上已被驱逐出场，如果不通过产权改革为之嫁接新的生长机制，则所谓振兴老工业基地不过是一相情愿的痴人之想。（国营企业这个病人已被耽误得太久，现在不是能否搞活的问题，而是是否值得使用昂贵的药物延缓时日）这种宏观体制使几乎所有能量都向同一个方向集中，导致国民经济的局部领域骤升高温（具体说来，即房地产和重工业领域），从而生产过剩，资本大量沉淀，产生恶性循环的淤积效应。这种淤积效应最终会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或国民经济的长期滞涨。具体说来，它产生的机理和过程如下：1外贸逆差和巨额外资的进入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在紧盯美元的汇率制度下，不升值将导致利益外流，而升值则会削弱外贸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弄不好会动摇全局。因此，政府只能通过增发货币舒缓这种压力。当初出于改善投资环境的需要，这些增量货币基本投向了房地产、公共工程领域，导致地价的迅速飙升，在1989年前后迅速引发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90年代初期政府收紧银根，结果一统就死，前期积淀的巨量资本得不到消化，出现了长期滞涨的局面；从90年代末开始，在货币政策基本失效的情况下，政府祭出了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扩张疗法，希望借助所谓“支出乘数”和“加速系数”拉动经济增长。在地方利益和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观激励下，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投资热潮，地价扶摇直上，终至创造出跻攀欧美百年强国的地价奇迹。特别是2003年，为了克服“非典”造成的消极影响，拉动沉寂多年的需求，各地纷纷烧钱增温，全年固定资产投资55117.9亿元，比2002年增长26.7%，其中1-8月份，为22364.60亿，后4个月为32753.3亿元，占全年的59.4%。进入2004年更是势头惊人，1-2月份同比增长率已达53%，其中地方投资同比增长64.9%。于此相关的钢铁、水泥等重工业也迅速升温，烧得发烫。中央政府迫不得已，再一次“拉闸限电”。早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瓶颈的金融领域的改革迟迟不能摆上日程，就是因为日积月累早已积重难返。2由地价超水平上涨导致巨量资本沉淀。大量资金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流动，流程过短，像洪水一样没有渗透下去就迅速流走，超额地价被榨取出来后以无效和惰性资产的形式沉淀下来，房地产经济的库床迅速淤积而加高，投资的边际效益迅速减少，新一轮拉动就需要投入更大的流量，淤积程度会更加严重——大量资金跑龙套般转一圈，在统计GDP的电子板上闪过之后，便沉淀下来——水位因此更高，水流更快，因而也更危险，用于堵漏防溢的成本也就更大。一旦民众对银行的信心产生动摇，发生金融风险的几率就会加大。为了维护金融不至崩溃，政府只好为银行输血，或者变相为房地产、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企业托盘：通过借债增加高工资者的工资收入（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之下，也可通过减少税费负担的办法），增加其购买力。结果水涨船高，进一步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扬汤止沸的办法失效之后，就只能釜底抽薪，急刹车硬着陆了，从而导致更大范围、更严重的资本沉淀，国民经济因此会多年停滞不前。 另外，土地是一种战略性资源，将它的希缺性维持在一种弹性状态，使之随经济的发展而舒张，才是一种可持续性资源使用方式。资金注入强度过大，就像农田施加了过多的化肥，短期增产的代价是土壤的板结、地力的下降。它将导致企业资产值过高，利息与折旧负担沉重，严重削弱企业的发展活力。多年以来，众多中小型国营、民营企业利润微薄，缺乏公积储备，负债率居高不下，靠借贷还贷、拆了东墙补西墙艰难度日，银行看似能收回利息，但本金却越沉淀越多，坏、呆帐率实际上有增无减——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技术性处理措施。这使得众多中小企业在“搞活”的期待中苦苦挣扎了多年后，终于被晾在了银行资金浸润不到的“旱地”上。还有，房地产的一马领先，将城乡一般居民的需求水平远远抛在了后面。生产与消费的严重错位使居民储蓄居高不下，尽管实际利息已经为负。到2003年，全国光人民币的储蓄总额已达12万亿，银行内存差5万亿，这使银行在通胀率高于利率的情况下仍然背负着沉重的利息负担；这也使我们国家过早陷入了凯恩斯声称的“流动性陷阱”，以货币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宣告失效。再有，房地产的超前发展刺激了上游企业的扩张，在下游消费没有扩容的情况下，生产力迅速过剩，出现局部通货膨胀，也导致资本的大量沉淀和流失，从另一个方面加重日益严重的金融风险。以上因素综合起来，使发生于房地产领域的淤积效应扩散到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使国民经济的容量和弹性严重受损，危机四伏：在内，由于饮鸩止渴导致各种矛盾日积月累，终成死结；对外，则因利益外流被裹挟在国际资本的战车上欲罢不能，势同骑虎。这便是下面要讨论的问题。二 这种淤积效应的危害 回顾后起国家或地区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我们不能不产生如临深渊之感：上个世纪末一场金融危机，亚洲各国几乎无一幸免，曾被全世界视为发展典范的日本、韩国直到现在依然没有恢复元气；至于印度、巴西以及中南美洲、非洲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则无不伴随着看来似乎永难解决的文化、政治和种族问题。仅仅凭感觉，我们就会明白，我们这个在外人眼里一派繁荣的国家已经在重力加速度的作用下朝它们跌倒的地方奔去了。这种淤积效应的最严重祸患是引发金融危机，导致国民经济全面崩盘——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就算我们有能力并且足够幸运，得以避免这种谁也不愿看到的极端性结果，淤积效应经过层层放大引发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1资源耗费过度，严重削弱进一步发展的潜力。由于房地产及其直接相关产业是国内资本的唯一热点，所有有能力的企业都想赶上快车先赚一笔再说，自然而然无法避免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据统计，我国能源利用率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在50%以上；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7倍，平均劳动生产率则低十几倍。别忘了，按人均来看我们是一个资源极为贫乏的大国，能源危机近在眼前。就拿石油来说吧，去年我国的进口量已达7000万吨，据说很快就会超过1亿吨，十年以后会是多少呢？那时候即便我们手中有足够的外汇，还会有那么多石油供我们购买吗？倘若只是寄希望科技的发展会发现或合成新的能源，无异于拿着十几亿人的生计进行一场没有根据的豪赌！与能源浪费相关的是生态的破坏和环境污染。目前我们有78%的淡水污染物超标；地下水遭受污染的达50%；65%人口的饮用水源达不到标准；受污染耕地面积2000万顷，占全部可耕地面积的1/5；水土流失面积367万km2,每年还以2460km2的速度扩展；退化草地1.35亿公顷，每年递增200万公顷……当我们疲于应付自己制造的金融风险、市场凋敝等等火烧眉毛的难题时，对这种影响更深远的伤害不可能拿出得力的措施。2受制于人，影响国家战略安全。2003年，我国进出口总额8512亿美元，占GDP总量的60%，说明国民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经相当高了。对我们这样一个理应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大国来说，这意味着托国脉于他人，丧失了战略主动权。有人会说，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不更高吗？是的。但美国拥有别人不可企及的美元和军事霸权，可以有恃无恐，而我们却绝对不行。也许有些人还记忆犹新，1992年，美国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墨西哥的纺织产品立即对中国的对美出口形成冲击，到1998年，中国所占份额从49%下降到28%，国内立即有大批纺织工人下岗。目前，利润状况较好的企业特别是众多中小企业包括农产品经营者大部分依赖于进出口；农民在外务工者已将近1.3亿人，其中一半以上岗位是由外贸企业提供的。倘若对外贸易稍一收缩，便会有大量民工丢掉饭碗，造成严重社会的问题。总之，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压缩了我们在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的空间：一有风吹草动，即动摇国本。 为了维持出口竞争力，我们不得不一再放弃巩固经济增长的成果，通过不断贬值人民币来降低劳动力价值。国家保持了经济规模的不断增大，而劳动者却没有享受到自己创造的相应利益。归根结底是我们做场面，他人收实惠。这就好像喝了盐水卖血，看起来是赚了，但时间久了会伤害身体内在的生机。实际上，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间陷进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而资本的本性就是要征服全世界，把遇到的一切变成它的生产要素。在看到农民通过为国际资本打工增加收入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他们的生存空间被极大地压缩了，成了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出卖者。如果我们不保持警惕，在当前利益的引诱下舍己从人，资本的铁蹄将踏遍神州大地每一个角落，最后留下一片繁荣的废墟扬长而去。民族的振兴将是一个艰苦卓绝的历程，需要的是培元固本，养育生机，倘若只是托身他人，一任利益外流，得到的只能是表面繁荣下的规模增长，使国民经济成为外热内冷、重病缠身的庞然大物。 另外，为了消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央银行不得不大把大把地买进美元，这实际上是对美国经济的无偿进贡：太平洋对岸那头经济巨兽轻轻一呼吸，我们凭血汗赚来的美元财富就会被化作一阵青烟——美国正是利用不断的货币贬值来剥夺全世界的。还有，当国内资本集中、淤积在房地产和重工业领域时，国有企业就会营养不良，技术创新就得不到激励。统计数据已显示，近年来企业生产性投资、技术性投资一直负增长，传统产业出于衰退状态，而新兴产业却无法得以及时发展。先天不足的国营企业要想摆脱困境，只能不顾条件竞相合资，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且不说，战略性产业被外资控制，势将使我们成为被抽掉脊梁骨的、永远的二流国家。实际上，国有资本已经让出了将来与外资决战的主战场，满足于维持后方根据地和前沿几个楔入型山头（财政支持的高科研）。一旦偏安之势成，还有逐鹿中原收拾旧山河的机会吗？并且，当国内资本“不务正业”时，外资就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地方政府引资行为的“博弈”将导致被称为“贫困竞赛”的非经济现象：竞相采取更优惠的招商政策，不仅导致政府利益流失，而且产生对国内企业的“政策挤出效应”，也会造成引资中的“逆向选择”，即劣质资本排挤优质资本。我们知道，国际资本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无厌的掠夺是它的本性。它逐利而来，逐利而往，享受资源却不支付成本（自然资源、教育资源等），肆意于榨取却从来不管维护。倘若我们继续不计成本延揽外资，削尽藩篱听任他人恣肆，国民经济的“水土流失”将日甚一日，中华大地将成为国际资本的跑马场，或者，成为制造与堆积工业垃圾的地方。毫无疑问，巨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外资具有吸引力，使出口具有竞争力，而只要外资能大量涌进，只要出口能保持强劲，就能支持这种高消耗的的繁荣。然而，沿着这条道走下去，我们将无可奈何地落进发展的陷阱：不得不以我们的血汗挣来的财富向资本主义献祭，不得不以挥霍的方式垫高我们的发展平台，不得不加速用尽我们战略资源的潜力——最终导致整个社会陷入长时期的停滞。3加剧社会矛盾，抵消发展成果。
在只能靠外延的扩张强行拉动需求的情况下，生产与消费的脱节不断加剧：侥幸搭上社会发展专列的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相对地越来越穷。社会的发展对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大众而言，成了空转的万花筒，不断制造着诱惑却不能使旁观者从中受益——社会内部矛盾必然迅速加剧；而能量的过度耗费，熵垒的层层积累，将导致经济上表现为长期滞涨的热寂状态，最终将导致社会原有制度崩溃，陷入混沌之中不能自振。 首先，当资本像怪兽一样在狭窄的经济领域内游动时，资本的控制者将形成影响力巨大的利益集团，政治主流导向必然亲近资本精英，对更为重要的提供对内的公民机会无暇顾及。这势必激化矛盾而造成社会动荡。因为高收入者不可能建立一道隔离墙把穷人隔在外面，独自享受现代文明的物质成果。当动荡系数接近安全阀阈时，政府将又不得不支付巨大的成本，牺牲发展机会，维护稳定。其次，随着资本的横行，农业将被掏空，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掠夺式粗放开采，将严重破坏经济发展的潜在容量，工农之间正常的能量交流渠道将被切断，最终使农村彻底崩溃，农民将被连根抛起，被甩到工业的文明的边缘，成为附着在城市经济体上的溃疡：在城市周围形成巨大的贫农窟，在城市中心形成大量流浪人群。把如此巨大的游离人口重新纳入体制之内要付出难以忍受的成本，工业快速发展创造的财富将被耗费殆尽，发展的后腿被牢牢拉住——我们将因此成为一个疲于应付国内矛盾的永远的发展中国家。三 解决三农问题的意义和紧迫性因此，三农问题，不仅是个农民公民法权的落实问题，也不仅是有关平等与公正的道义问题，它是一个关乎国家命脉、民族未来的根本性问题。1解决三农问题，才能巩固国本，达致民族的繁荣昌盛在谈到2004年宏观调控可能遭遇的困局时，有人这样评论：“财富集中与城乡广大社会阶层收入增长的相对停滞，迟早会导致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循环关系断层，导致典型的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危机’”。这是“讽一劝百”者的敦厚委婉之辞。实际上，危机已经出现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循环的断层早已是司空惯见的现实。2002年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为3.3：1；农村人口为城市三倍，消费却只占社会消费总量的91%。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超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总产出与总需求之间的错位已相当严重。正是农村消费的极度萎缩，导致了国民经济的“偏枯”状态：一边（房地产、重工业）是高血压，另一边（农业）却麻木不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工业经济的潜在成长空间。只有开源放水，化沙漠为绿洲，在广大农村、在8亿农民之间培育起与工业生产接轨的有效需求，国民经济才能本固气足，焕发出内在生机。因为，需求应当是从市场机制里自然生发出来的，而不是靠拔苗助长般的财政扩张“拉动”的。靠投资来“刺激”需求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治疗手段，而不应当作为正常的经济政策。说穿了，工业化就是“化”农民的问题，当广大农村成为富有吸纳力的市场，我们工业的发展才会有持久的后劲，我们才能摆脱对外资外贸的过度依赖，把握自己的命运，进而主导世界经济大局。因为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意义，首先不在于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资源，而在于它是一个不断扩展着的巨大市场。而市场，说到底就是大众性的需求。因此能持久性吸引外资的，归根结底不是优惠政策，而是市场的弹性和容量。还有，劳动力价值压差的存在，是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前提；压差消失，资本的运动也就停滞了。无论是劳动力价值的过快增长，还是对它的耗费性使用，都会极大地损耗国民经济发展的潜力。而这两种情况恰恰在我们国家同时出现：国有资本在小范围内的快速流动，使少数人受益成了高收入阶层，“淤积效应”出现后，政府还得通过增薪减费鼓励他们买房子、买汽车，致使工资水平过速提高，引资竞争力迅速减弱；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资源则处在一种高耗费性使用状态，因出口企业的无序竞争、政府对外资的一味迁就而人为地贬值，导致中国民工的劳动价值无偿地补贴给外国购买者、而出口企业却因为违反SA8000标准而在道义上陷于被动的双输局面。民工劳动力因为没有足够的剩余用于自我提升，将导致技工短缺而形成限制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村也很难积累起自我持存和发展的资金。经资本对劳动力资源的乱采乱挖之后，农村将变成瓦砾狼籍的废墟，成为民族的创痛、政府的负担。2解决三农问题，才能坚持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方向和伟大目标学者们一直在谈论中国的发展要吸取日本模式和韩国模式的经验教训。无论是日本模式还是韩国模式，都没有摆脱经济周期衰退的陷阱，因为它们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马克思曾再三强调：“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的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力才是生产发展的界限”我国经济中出现的这种“淤积效应”，说穿了是资本主义世界基本矛盾的一种扩散式波及，这说明我们在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后还没有找到驾驭资本怪兽的有效办法。共产党是怀着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走上历史舞台的，作为辩证否定者，它把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为大众谋利益树立为基本目标。我想，现在回过头来重温一下那些因为过多灌输而被口号化了的、承载我们国体的基本政治命题，还是有教益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不等于经济计划，所以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而选择了市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我们要搞市场经济，但要抵抗资本主义，所以我们说自己搞的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是，这不是个简单的口号，不等于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加上市场经济的制度和规则，而是有其深刻的权利主体含义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应该更能克服强势利益集团的影响，更能体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因为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是社会财富的直接主人。因而，国家可以也应当从微观经济中撤出来，基于效率原则应当根据市场规则安排社会资源的经营权，通过合法手段积累和获取的私人财产理应得到尊重，但是，国家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和五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存量资产的受益权必须落实到社会大众，这才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微观经济基础。不坚持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说服力，我们党也就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和目标。因此，现在党和政府把三农问题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仅体现了对农民的同情和关照，而且意味着我们的党在重新理解自己的使命，我们的政府在重新定位自己的目标。最基本的信念应当是，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让民众生活得更舒适更有尊严感，而不是为了赶超谁，更不是为了追求一个纸面上的数据。是故，“极而言之，经济可以不发展，但生存必须时时有保障”农民并没有太奢侈的要求，他们并非一定要生活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里，他们的第一原则是生存。只要能过得下去，他们是不愿意离开家乡的。因此，在把农村纳入现代工业有机系统的同时，在落实他们公民法权和社会财富受益权的同时，应当小心保护他们既有的生存方式，因为只有在自己的家里，他们才能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才能真正“当家作主人”——农民不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建设从何谈起？我们的国家又何从“得救”？3三农问题，关乎人类文明的发展前景迄今为止，可以说，工业化的历史就是农民全面失败的历史：他们如果不是被连根拔起，成为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出卖者；就是被挤向边缘，面对资本世界的喧嚣茫然无助。因此，学者们已经宣布工业化是农村不可避免的宿命，他们早就开始了研究如何应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犯罪问题，如何处理即将在大城市迅速蔓延的贫农窟、以及流浪在城市里的数量巨大的无家可归者……我的观点却不如此悲观。即使工业化不可避免，它也应当有不同的途径和方式。不论现实的逻辑多么有力，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制度既不是最“经济”的制度，也不是合乎人道理想的制度。资本主义并不等于现代化，更不代表未来，我们不能以历史绝对性的名义劝说农民安心接受或许可以避免的苦难。作为组织和分配资源的一种形式，旨在为大众谋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在采用市场体制和规则的同时，理应探索出一套能够驾驭资本的盲目力量、实现全国一体有机发展的制度形式。因而，农村不应当想当然地被看作仅仅是被输血救治的对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文明形态，它并非早已毫无疑义。 农村是中华文明的根系所在，是传统文化的最后栖息地。“礼失求诸野”，农村彻底崩溃之时，绝对不是现代化成功之日。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将是传统与现代的相融相激，农村与城市的相辅相成。农村是人类文明的生长点，也是将来的归依处。人与自然的和谐应该是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在维护日见珍贵的自然和文化资源方面，在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新的生存方式的构建中，农村将发挥无以替代的作用。结论： 当今社会的繁荣是奠定在农民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的，形成的财富却绝大多数流向了城市房地产、公共工程和大型重工业。巨量资本沉淀导致的淤积效应损耗了国民经济的潜力，抑制了社会发展的生机。尽管拥有数亿后备军的农村劳动力这个近乎无限的低成本资源可以使国民经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活力，由着它的惯性一路滑下去，我们将陷入命中注定的深渊——而现在，在一大堆喜气洋洋的统计数字构筑的关于发展和进步的幻象里，我们已经游荡到了这个深渊的边缘！历史是公正的，是欠账就必须偿还，不论是以主动还是被动的方式，而现在逃避的任何成本，都得在将来的某一天加倍偿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