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发展，不是单一方面的发展，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在内的各方面的发展，是所有这些方面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中，经济的发展处于中心的地位。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其他方面的发展奠定物质的基础，创造必要的条件，从而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没有经济的发展，所有其他方面的发展都要受到影响和限制，甚至不可能实现。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的并不是为经济本身，而是为了人，为了切切实实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是发展的目的，当然也就是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的目的。而经济建设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的的手段。没有这个手段，目的就不可能达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始终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根本目的；而坚持以人为本，则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手段。
以人为本是我们制定一切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但人民利益和要求的实现是一个过程。以人为本无疑是科学发展观首要的基本内涵。除此，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都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规定和基本内涵。第一，科学发展观在构成上包括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全面的发展观、协调的发展观、可持续的发展观，但这四个方面是绝对不能分开的。它们之间必须用以人为本作为核心来通而观之，围绕“人本”这个核心来展开其全面性、把握好协调性、保证可持续性。“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需要从三层含义来把握[1]：（1）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实践为本。马克思确立了“人是实践的存在物”这一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命题，他指出，人从劳动实践中“走来”，靠劳动实践而生存，人的本质是人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人的实践为本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所在和根本出发点。（2）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才为本。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伴随着人类及个体的本质力量或人的才能的不断生成与升华的历史，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一代又一代人才推动着社会发展的。在当代社会，发展依靠人才、人才推动发展尤为突出。（3）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利益为本。以人为本最为重要的含义是以人民利益为本。人民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为经济社会发展尽责任、作贡献、创业绩，就是以自己的品德与才能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而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而“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人民利益为本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所在和根本落脚点。第二，科学发展观内涵着对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系统论原理的运用。全面性和协调性是联系和发展的内在要求，要防止片面性和单一性；现代系统论的基本原理是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由部分构成，部分服从而不能脱离整体，作为系统的整体与部分在纵向演进与横向推进中必须遵循整体性原则和协同性原则。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中正是贯彻与体现了这些原理与原则。社会发展的实践已经表明，社会进步是通过协调发展来实现的，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协调发展的结果，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结果。可以说，只有做到协调发展，全面、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第三，这一科学发展观从价值目标上讲，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与社会全面发展目标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所期望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社会全面发展是通过人的全面发展来实现的，社会全面发展又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充分条件从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因而可以说，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与社会全面发展观内在统一的新发展观或新价值观，就是社会发展要以人为本，社会发展是由人实践并最终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二）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条件
发展观的演进总是以特定社会共同体的发展条件为前提。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也是直接相关的。改革初期，多数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发展观是“以GDP总量和人均GDP增长为中心，走欧美已经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唯资本积累、政府计划分配资源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强调进口替代式的发展，强调非均衡对发展的推动作用”。但是，到90年代后，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人均GDP虽然增加了，居民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却拉大了；工业化程度提高了，但由于依靠牺牲农业来推进工业化，农业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城市化程度提升了，城镇失业率却上升了；人力资本的投资，特别是教育投资被长期忽视，知识和技术的进展缓慢；重发展，轻治理，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由于渐进改革强调政府计划主导和集中发展经济，导致政府机构膨胀，政府权力扩张，滋生腐败；国有经济改革步履维艰，金融体系坏账趋增，内部资源分配效率低下。
针对后发展经济所出现的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观重新反思，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5]：1、发展应当是一个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全面进步的过程,它包括人的身体、技能和智能等素质的提高，适度的失业率，收入和发展差距的控制，逐步健全的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等等，而不仅仅是GDP的增长;2、重新重视农业的发展,认为损害和忽视农业的发展，会导致工业化进程条件恶化;3、提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推动理论，认为经济持久和节约资源地发展，决定于知识和技术的进步，进而关键的是要加大教育等人力投资的比例;4、生态环境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总结二战后发展在损害生态环境方面的教训，提出了可持续和安全的发展理论;5、认识到改革开放和市场一体化也是发展的重要动力。
基于以上认识，经济发展被定义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的过程，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城乡、就业、产业等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质量得到改善，比如人的素质得到提高；人均GDP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26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GDP从1978年的5689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116694亿元，GDP年均增长率达9.4%，增长了20.5倍，人均收入达到了109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7）》中公布的数据计算：在1980－1995年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11.1%和8.2%，在世界经济中独领风骚。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同期世界年均增长率高出6.5个百分点。[6]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全国财政支出从1978年的1122亿元增长到2002年的22053亿元，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元增长到2002年的18904亿元，25年财政收入增长了16.7倍，支出增长了19.7倍。[7]
但世界银行和克鲁格曼在赞扬中国经济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亚洲取得了卓越的经济增长率，却没有与之相当的卓越的生产率增长。它的增长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的提升。”同时，渐进改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和市场化改革中各项体制的兼容性问题也导致了一些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贫富差距拉大。根据世界银行报告，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历了两个收入差距扩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85－1993年，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低于部分价格开放后的工业品价格涨幅，城乡贸易条件恶化。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1上升到1993年的0.42，成为世界基尼系数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World Bank，2003）。第二个时期是1997年到2000年后，由于部分开放了农产品价格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直到2000年后才有所缓和。
（2）地区差距拉大。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分化和地区分化。从经济总量上看，1980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50％增加到59％，总西部地区所占比重相应下降。1980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为50.2：29.72：20.04，1990年三者比例扩大为51.5：28.26：20.24，到2000年该比例扩大为58.86：24.58：16.56。[8]
（3）经济发展仍然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式发展模式。经济总量虽然只占世界的4％，而能源消耗却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去年我国创造的GDP仅占世界GDP总量的4%，竟消耗了全球48%的水泥、27%的钢铁、35%的铁矿石、20%的铝和铜，经济增长过分依靠资源消耗与牺牲环境。2003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1.58万亿元，消耗能源约16亿吨煤、2.5亿吨石油、2亿多吨钢材、8亿吨水泥。我们对资源的消耗量大于GDP总量比我国多两倍的日本（石油除外）。 中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的世界第一消耗大国，石油和电力的第二消费大国（仅次于美国）。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人均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石油探明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天然气人均水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 ；在中国，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 ；中国发电装机总容量将达3.7亿千瓦，而日本只有2.2亿千瓦却创造了4倍于中国的GDP。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8个；中国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2/3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中国的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9]
基于以上问题，王梦奎撰文将我国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归结为四个原因，他认为：第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在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各方面的需求也比过去高得多，并且日益多样化；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为逐步满足这种要求提供了可能性。现在提出的许多问题过去提不出来，提出来也解决不了。过去那种基于全力以赴甚至不惜代价的发展观念，需要有相应的转变。第二，体制环境的变化。现在发展中的许多问题，是体制转轨过程中的问题。过去那些植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观念，经济体制改革初始阶段所产生的发展观念，需要有相应的转变。第三，20多年发展提供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发展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些是在中国发展现阶段难以完全避免的，有些则是由于发展观的偏差所导致或者加剧的。新的发展观，正是针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就是说，针对发展中实际存在的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提出来的。第四，世界潮流。当今世界，国际社会更加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的永续利用，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世界生态环境保护和文明发展方面还要承担起应负的责任。惟有积极实现发展观的转变，才能趋利而避害，在更高的水平上推进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10]
（三）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路径
中国虽然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大幅度减少贫困，但是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经济发展中的非均衡趋势日益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隐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非均衡的发展战略，提倡先富带动后富，尽管最终目标在于实现共同富裕，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并逐渐演化为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时期，及时转变发展观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现实要求我国在新时期必须调整增长方式，即从少数人分享型的增长转向全体人民分享增长成果的发展模式，从不公平的非均衡增长模式转向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公平增长模式。
最近世界银行在《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了中国政府促进公平增长的一揽子政策建议，是我国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参考。报告建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进一步推动中国国内市场的一体化和增加市场灵活度；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以及应对威胁中国为了发展和分配的风险。报告认为，中国政府有机会也有能力使更多的人从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中收益。对于中国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居民和政府来说，提高收入和缩小差距的主要途径在于进一步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技术创新和深化制度改革。报告建议，政府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将利于降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并有效缩小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降低未来发展的社会成本和风险。
报告指出，在一体化的进程中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国内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分割，这是由于地方政府对所属企业的依赖，以及地方政府对市场监管、企业运作管理和法院仲裁的控制所造成的。第二，必须进一步克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包括解决城镇地区缺少面向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供给、农村土地使用权的侵害，以及对流动人员的各种歧视等。第三，必须有效解决阻碍资本有效配置的因素，放宽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控制，改善银行金融体系的结构，并加大企业效益信息披露机制的改革力度。报告认为中国未来市场一体化改革和灵活度的提升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1）明确地方政府对当地企业、金融结构和仲裁机构的职责，明确地方政府在市场监管和市场竞争政策方面的责任；（2）加快制度改革，减少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改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土地所有权并整顿城镇土地市场；（3）继续推进金融体系的商业化和市场化改革，改善治理结构，放宽私人资本进入的范围。对此，报告建议创造生产性就业机会，提高农业劳动力的回报率对机会分配和收入公平和非均衡经济至关重要。报告认为，改善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条件，全面对动公平的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人口素质、推动技术进步和促进技术扩散以及推动城镇集约化、发展服务员也和提高农民收入等一揽子政策的实施和贯彻。
具体而言，我国实施科学发展观必须在思想认识和改革实践中成功实现以下几个重要的转变[11]：1、要从过分突出经济增长、特别是实际上存在的“GDP中心论”，转向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尤其是在政府政绩、官员政绩的评价上建立一整套衡量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考核体系。2、要从过分突出发展的物质成果的增加、特别是GDP总量的增加，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全面降低发展成本、减少发展代价，特别是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生态环境成本。3、要从过分突出发展过程中物质财富的积累，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全面提高人的发展能力，强化人力资源开发，较大幅度地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也就是从实际上存在的“以物为本”真正地转向以人为本。4、要从过分突出以物质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发展，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以制度创新、提供体制保障来促进经济发展。5、要从过分突出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发展的职能，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政府通过履行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职能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6、要从过分突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大多数人分享发展成果，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化程度，加快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步伐。7、要从过分突出城市发展、城乡发展的相对隔离，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农村发展。8、要从过分突出经济发展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9、要从过分突出对外开放中引进外资扩大生产规模，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通过对外开放促进结构升级，增强参与国际竞争与世界分工的能力，拓展开放发展的空间，提高整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
[1] 摘引自：《湖北日报》评论员文章， 2005年5月2日。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49页
[5] 周天勇，《论科学发展观》，载《光明日报》2004年6月1日。
[6]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7）》，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234－235页。
[7]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国家统计出版社，2004年。
[8]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国家统计出版社，2004年。
[9] 资料来源：中国能源网。
[10] 摘引自：《求是》，2004年第3期。
[11] 摘引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