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古典发展理论基于零交易成本、信息对称和完全理性的假设，通常把“发展”和“增长”作为同义词使用。现代发展理论则认为，“发展”是社会、经济、政治三者相互联系，协同进步的过程；而“增长”则主要是指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是以产出的量的增加作为目标和衡量尺度的。发展比之增长具有更广泛的涵义，既包括增长所强调的产出的扩大和增加，同时也包括生产和分配的结构与机制的变革，社会和政治的变迁，人与自然的联系，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以及发展的自由选择和机会公平，等等。因此，“发展”强调的是经济、社会、政治的“质”的变迁或进化；“增长”则侧重强调经济、社会、政治的“量”的递增和提升。发展与增长存在逻辑上的联系与统一。没有“质”的“进化”的增长是粗放浪费型的，受资源稀缺性的约束必然难以持续；同样，没有量的增长的发展也是不现实和非持续的。对发展来说，增长是前提；对增长而言，发展是目的。单方面地过分重视增长或过分强调发展都会导致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妨碍未来进步。
特定经济共同体的发展观的形成和实施往往受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条件的约束和影响。上文所论述的关于增长与发展的基本观点，对于熟悉辩证法的人而言并不难接受。但困难在于如何理解影响特定发展观形成的各种因素。要准确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并将其推向实践层面，对此做出分析是十分必要的。本节我将通过对我国建国以来发展观的演进历程的回顾对此做出解释。
总体而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观的演进自建国以来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78年的（第一代发展观）赶超论发展观，主要目标是加快发展，尽快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第二阶段是1978－2003年的（第二代发展观）先富后富论，主要特征是以拉开差距为特征的非均衡发展观；第三阶段是2003年以来的（第三代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注重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新型发展观。
1949－1978年赶超论发展观的形成是特定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的产物。首先，受列强欺压和封建制度的长期奴役，新中国的经济基础相当薄弱。新政权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对内面临镇压反革命、维护社会秩序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压力，对外面临列强围攻和封锁的威胁），为巩固新政权和尽快改善人民生活，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采取了赶超型发展战略。其次，前苏联经济赶超战略对巩固苏联政权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巨大成就及其辐射力是我国赶超战略形成的重要原因。苏联模式通过在国内优先发展重工业，在20年左右的时间经济水平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一定程度上展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优越性，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苏联模式被视为经典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苏联采取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也被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和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唯一战略。第三，我国第一代发展观的形成的理论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和实践。计划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经济决策的集中和命令式经济，通过政府经济对社会资源的统一调配，为宏观经济和政府计划的实施提供了条件，导致经济发展服务于政治目标的畸形战略。这一理论实际上是赶超战略的指导思想。概括而言，赶超战略具有计划型，粗放型，重工抑农和平均主义的特征，从资源配置方式看主要以计划替代价格，经济发展主要在游离于世界市场之外的封闭状态下进行。赶超战略为新政权的巩固和后期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但也导致了经济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粗放型增长，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效率低下，是一种典型的以高消耗换取低效增长的量性扩张模式。
1978－2003年以先富带动后富达致共同富裕为核心的非均衡发展观，是在总结前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在那个中国可能陷入崩溃的年代，必须抛弃旧有的政治斗争心态，选择一种新精神，才可能重新将这个国家推入正轨。历史最终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是解除狂热的政治气氛的一剂良药。[1]原有计划体制下的赶超战略在巩固了新政权后，对经济发展的抑止作用日益明显，既无法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也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标，相反却导致了一种自我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以及全社会的普遍贫穷。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误解，盲目推行的“大生产运动”“公社化运动”以及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使得经济发展无法延续并长期屈从于政治目标。赶超战略的失败引发的危机是第二代领导集体转变发展观的直接原因。赶超战略在后期成为极左思维的政治工具，本质上是以政治标准替代效率标准来衡量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搞得是贫穷的社会主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并启动了市场化改革。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提出了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非均衡发展观。他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并非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市场。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会有利于经济发展，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合法劳动先富起来，可以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其他人走向富裕，社会主义的根本在于要实现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对两级分化无所作为。第二阶段的非均衡发展观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也是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它既是解放思想的结果，也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比较而言，第二阶段的非均衡发展观放弃了赶超战略经济服务于政治的思维，工作重心开始从政治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重心；认识到社会主义不仅要使人民富裕，更在于实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从效率角度而言，第二阶段的发展观放弃了以前的政治标准，转而采用以生产力为核心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非均衡发展观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并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以这一发展观为指导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成为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2003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这一新的历史性成就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于第二阶段的发展观以非均衡为主要特征，加上改革初期明显的“过渡”状态，非均衡战略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城乡、地区、居民收入三大差距逐渐拉大，社会分化倾向严重；就业与社会保障的压力增加；教育、卫生等事业发展缓慢；产业竞争力不强；腐败、失业贫困和因此而来的不稳定因素上升；能源危机与生态污染凸现。 世界银行2003年报告《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中指出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等现象进一步恶化”；基尼系数已超过警戒线。世界银行的报告中也指出穷人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远比富人少。，非均衡发展观的弊端逐渐暴露，要求我国在新阶段的发展战略上做出调整，如何解决以上问题直接关系我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和改革的成功。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在新世纪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一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发展观的第三次转变，也标志着我国政府对发展认识的质的提升。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温家宝总理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指明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方针。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与发展相联系的各方面重大关系，发展才能有新思路、新局面。从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上讲，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2]传统的关于发展的观点是线性的。它假设发展只有一条单一的轨道。那些在这一轨道上落后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赶上其他国家，于是最便利的发展方法就是仿效那些走在前面的国家。资金和技术的转化就是达到这一目的手段。我国第一代的赶超战略和第二代非均衡的发展观都明显带有这一特征。传统的发展观主要表现为与传统文化的断裂，而新的发展观则注重多样性和继承性：即有可能存在许多并行的发展轨道。具有共同的长期发展目标的国家也很可能会找到实现目标的不同路线。这就促使对创新能力而非效仿能力加以鼓励。传统并不是一种依靠而是一种财富。新的发展观还将人的能动作用放在中心位置，重视人类的自身发展、教育以及建立使协同工作更加有效的体制。发展所依赖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资本，而非物质资本。[3]
[1] 摘引自：《经济观察报》2004年2月23日。
[2] 摘引自：胡锦涛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3] 摘引自：《学习时报》2004年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