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 概念和定义 公平不是均等。相反，公平必然是一定程度的不均等。人类社会各成员的能力是不同的，因此，各人的收入必然不均等。不均等可以是公平的，或者不均等不一定不公平。相反，极端均等是不公平的，极端不均等也是不公平的。不公平是指一味追求收入均等、或一味追求收入不均等或拉开收入差距。在价值观上不顾客观条件和事实需要，教条地追求均等或追求不均等，同时在政策上极端地执行一种价值观并反对另一种价值观，将导致不公平。 根据上面对公平的定义，公平和效率是完全一致的。公平和效率之间不存在矛盾。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都可以导致不公平。不公平和效率是不一致的、矛盾的。不公平导致低效。极端均等或极端不均等都将破坏社会，都将使社会和这种政策难以为继。 人们对平等和不平等很容易得出一致的定义，对公平以及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不容易得出一致的定义。但通过文本对上述概念的定义，人们就很容易对此得出一致的定义。
二、 能力不均等的原因 能力不均等必然导致收入不均等。当然，收入不均等还有其他远原因。能力不均等有以下几个原因。 1、生理原因。男女老少，老弱病残，身强力壮等差别是导致能力和收入不均等的原因。 2、历史原因。各种家庭背景是一种历史原因。 3、社会原因。有社会必然有分工。社会与分工几乎是同义词。没有社会就没有分工，没有分工就没有社会。有分工，就会有收入差距和不均等。 4、发展阶段原因。发展阶段的不同导致发展差距。发展差距不是不公平，而是不均等。例如，美国和非洲的发展差距是一种不均等，但不完全是美国造成的，不能看作为不公平。又如，中国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不能完全看作为不公平。发展差距的原因不是生产关系造成的，而是两种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结果。而两种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同时存在是地理条件或地理秉赋差异差异造成的。 三、 收入不均等的其他原因 能力不均等是收入不均等的重要原因。但是，还有一些原因也可以导致收入不均等。 1、生产原因。生产的原因是指商业周期原因。商业周期是科技革命引起的。一代新的科技革命导致产业革命。从科技革命到产业革命有一个阶段或过程，不可能立即完成。从产业革命的完成到下一个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也有一个过程，也不可能立即完成。从新科技革命到产业革命初期，需要大量的风险资本支撑新科技革命亦即新科技革命向产业革命转化，同时，由于新科技尚未显示新产业装备的规模经济效应，因此，社会财富分配相对均衡。一旦新产业革命开始替代旧产业革命，财富分配显然有利于从事新产业革命的群体。一旦新产业革命完成，所有产业的科技性质趋向同质，社会财富分配开始均衡化。 2、惯性原因。社会财富趋向于集中，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惯性作用是一种马太效应。这里无需展开讨论。 3、人性原因。任何即使是公平的政策或制度，执行时间长了，也会失去政策或制度效应。人有求新、求刺激、求变的心理。这就是所谓朝三暮四的来源。因此，人们会根据这种心理特征来选择、改变和调整社会政策或社会制度。这就人为地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不公平，或者对富人不公平，或者对穷人不公平。历史上矫枉过正的政策和制度现象也属于这种情况。除此之外，政策和制度本身不是不公平原因，而是不公平的结果或调整不公平的工具。政策和社会制度的作用是调整不公平。调整不公平有利于社会进步。社会政策和制度不应扩大不公平。不公平对任何人都不利，对全社会都不利。 四、 基尼系数的误导性 1、基尼系数理论含有一定误导性。基尼系数理论试图说明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状态并试图说明社会分配的差距对社会稳定的关系。但是，基尼系数理论没有考虑影响统计基尼系数的人口基数因素和发展模式因素等因素。 （1）人口因素。从统计学原理来看，采样基数越大，两极分化的概率越大。同理，若一国人口基数越大，则基尼系数就越大。人口基数是基尼系数的天然原因。中国人口是西方发达国家平均人口的20倍以上，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人口更多。可见，假如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基尼系数的国际平均值，那么，中国就可能是过于平均主义了。 （2）发展模式因素。两元经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两元经济有助于扩大基尼系数。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已经达到完成工业化并进入后工业化。西方国家90％以上的人口已经工业化和城市化。这有利于基尼系数的降低。中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农村人口逐渐城市化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将比西方更长。这种两元经济的长期存在不利于基尼系数的降低。但是，两元经济各自内部的矛盾并不小于两元经济相互之间的矛盾。因此，从两元经济统计的基尼系数所得出的结论不能被单单看作为两元经济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如果中国的基尼系数同西方相同，那么，西方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将比中国大。而如果中国的基尼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大于西方国家，则中国的社会稳定程度仍然可以同西方国家相同，但也可以远远小于西方。因为西方是一元经济，而中国是两元经济。两元经济在一定的时候可以扩大社会矛盾，但也可以在一定的时候缩小社会矛盾。 2、同基尼系数理论相比，分配模式的基本类型理论更有利于指导和说明社会稳定程度。 （1） 富人弱，穷人强。稳定。一些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模式。 （2） 富人强，穷人弱。恐怖主义。巴以矛盾的模式。 （3） 中间大，两头小，即中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稳定。美国模式。 （4） 贫富差距较小。超稳定。北欧模式。 （5） 富裕和贫困梯度平缓。亚稳定。印度模式，即种姓制度。 一点说明。低收入人口占中国人口的绝对多数。如果这一点不清楚或不能取得一致看法，那么，中国问题就无从入手研究了。 五、 政策应对 对不公平和效率的矛盾，政策上应如何应对？根据本文分析，首先应该弄清：公平在哪里？只有知道公平在哪里，才能知道不公平在哪里。政策和制度的作用是纠正不公平。不公平是两种情况构成的。一种是太平均，另一种是太两极分化。这两种可能性不可能同时存在。政策的作用是在出现一种可能性的时候，对它进行纠正。 根据本文的商业周期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中国目前应该处于商业周期的上升期，而上升期有助于扩大收入不均等。这将持续相当长时期。中国近代以来始终处于商业周期的这一种阶段。这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成功和始终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如农村土地制度和公有制为主体的企业产权制度等）的根本原因。中国最近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都有助于缩短完成工业化商业大周期的时间。正因如此，当前中国的劳动积极性没有受到严重挫折。但是，文革时期矫枉过正，挫伤了劳动积极性。 根据本文分析，中国的人口密度因素、中国的地理因素、中国的发展模式因素和中国的分配模式基本类型因素都是中国基尼系数扩大的重要原因，这些都不是不公平的原因。它们本身并不引起相应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而，假如机械地根据基尼系数理论从政策上缩小分配差距将反而引起社会不公平，并最终阻碍社会发展。 中国的人口密度、地理因素、发展模式和分配模式基本类型是不可选择的。因此，中国不可能通过扩大所谓中产阶级来纠正不公平。这种政策取向不仅不能改变分配模式，反而扩大了不公平。这是因为中产阶级的扩大是一定的发展阶段以及一定的发展模式的产物，不是人为可以扩大的。假如一厢情愿、人为扩大中产阶级，必然导致得到优惠的“中产阶级”减少劳动积极性，同时，没有得到优惠的其他阶层也减少劳动积极性。这些人包括“上层阶级”和“底层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