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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公司治理必须从清除“姑息相容”的隐患做起，否则任何精到的体制机制设计都难以确保公司治理的“稳定匹配”，从2012年12月央视曝光的白羽鸡“速成”可以看出这一点。 姑息相容导致激励扭曲 实施201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沙普利在合作博弈中所研究的匹配方法，关键在于保证配对稳定。稳定是指：相互合作的两个主体都认为，没有更好的方式和途径比他们现在的选择更合适。尽管不理想，但彼此都不会后悔现在的选择。彼此的中意是因为自己的诉求都得到了合理的表达，这叫做激励相容。但是当第三方的利益出现时，在明知或者应知另一方损害了第三方的利益，依然保持这种“稳定”，就成了“姑息相容”。 在白羽鸡的“速成”风波中，肉鸡供应商与养殖户，肉鸡供应商与终端商之间，彼此的匹配似乎是稳定的。比如在肉鸡供应商与养殖户之间，作为一种“公司+农户”的模式有利于双赢：肉鸡供应商如果集中养殖，管理难度大、成本高，从分散的养殖户那里收购，成本可以减少一半左右；而农户与供应商合作，等于多了一条生财之路，不必为销路犯愁。这在合作博弈理论中，就叫激励相容。养殖户为了进一步缩短养殖周期，让本来已经速成的白羽鸡长得更快，偷偷喂食违禁药物，看上去对肉鸡供应商的收购并无不利。但是在养殖户那里，由此带来的安全隐患和滥用抗生素、激素等引起的药物残留，危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时，肉鸡供应商仍然采取容忍的态度，那就是姑息相容。 姑息相容导致了激励机制的扭曲。肉鸡供应商规定白羽鸡生长45天出栏，根据出栏时的体重分为大鸡、中鸡和小鸡。当鸡少于3斤时按淘汰鸡作价来收，价格就低了不少。对养殖户在鸡饲料中添加违禁药物催大的行为的姑息，就使得这种价格激励产生了扭曲。公司内部的姑息相容也是一样。法国兴业银行的股指期货交易鼓励交易员在对冲中获利，盖维耶尔任交易员后，他所管理的账户在短时间内就拥有“相当多盈利”，一度达到10亿英镑。尽管他的头寸额度超常，同行感觉势头不对，但是公司管理者对其中可能存在的违规交易并没有较真，实际上就使得业绩激励变成了鼓励投机，姑息的结果是该银行一度陷入了一场5倍于巴林银行亏损的金融灾难。 杜绝“只要结果不管过程” 稳定匹配实际上是在理想状态与制约条件之间进行的现实选择，需要参与匹配的主体不断做出调整。公司治理的任务除了要提供一种可操作的匹配机制，还应当保证其中“退而求其次”的调整不至于突破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不危害第三方及相关主体的利益。所谓“退而求其次”主要指的是获利程度，绝非法律和道义责任的降低，否则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 如果在决策或者推出的管理举措、布置任务时就有姑息的成分，则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资源匹配导向投机。譬如所谓的“只要结果不管过程”，在潜规则面前就有可以采取不正当经营管理行为的暗示，对不正当经营管理行为的姑息是必然的。肉鸡供应商只管按照养殖周期和白羽鸡的个重收购，不问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是否添加违禁药物，起初往往就是以“只要结果不管过程”表现出来的。可以肯定，起初在养殖过程中添加违禁药物只是个别现象；但收购者“只要结果不管过程”就会使添加违禁药物的养殖户承担的风险大大降低，此类养殖户增多，最终，收购者的姑息造成彼此的匹配不“稳定”。 事后发现激励产生扭曲后不愿追溯，心存侥幸，以为可以忽悠过去，等于助长了逆向选择——2005年8月以来，肯德基母公司百胜集团委托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进行的检测中，2010年至2011年曾检出8批产品抗生素残留不合格，但百胜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向相关监管部门报告结果。直到去年12月，央视报道了肯德基原料鸡供应商饲喂速生鸡，之后肯德基还试图撇清与速生鸡的关系。 发现经营管理行为明显不正当时，虽然做出了严格问责的意思表示，但是由于问责成本高，不了了之，同样是姑息相容的表现。相反的例子是，就在白羽鸡“速成”被曝光的前几天，德国一家食品公司因接到消费者申诉称一名男子在食用该公司的速冻比萨饼时咬到一硬金属颗粒并磕碎其牙齿，立即决定在德国市场召回约900万盒速冻比萨饼，此举“给公司带来的经济损失一时难以估量”。 体现相关利益主体的意志 在稳定匹配的成功运用中，择偶的男女、医生和医院、工作岗位和员工、学生和学校等，他们的配对之所以能够实现“稳定”，除了匹配设计正确，更在于这种匹配的设计者超越了参与匹配双方的利益。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公司治理要想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稳定匹配，由任何一方主导都难以实现；只有同时体现两者之外的相关利益主体的意志，才能消除姑息相容的弊端。 以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为合作基础，在弘扬健康的企业文化中集聚正能量。一流的企业靠文化，二流的企业靠制度，三流的企业靠人治。这看起来没有错，但其中暗含着的等企业成长到一定程度再提升标准的逻辑就值得商榷。按照这种逻辑，一流企业与三流企业合作时，就留下了姑息相容的隐患。要消除这种隐患，即使规模很小的经济实体，包括个体户，都必须注意养成一定程度的企业文化理念。这是因为，企业文化一般必须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而社会主流价值观通过企业文化的渗透，实际上就是要在当事人建立和寻求稳定匹配的过程中，能够体现相关利益主体的意志。上述德国公司在明知召回900万盒饼带来的经济损失一时难以估量的情况下毅然召回，就是考虑到了消费者诉求。 公司治理应当设法解决经营管理者自己既制定匹配机制又参与匹配的弊端，保持监事会等治理结构的相对独立性。在处于强势的情况下，由经营管理者制定的制式合同往往存在一些“霸王条款”；在各种资源的匹配中，经营管理者在应对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相关主体时，类似的情况也难以避免。反过来说，在公司治理中，无论是所有者还是经营者都不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涉及需要将资源匹配机制交由第三方制定或者审核的问题；然而这种第三方并非完全属于局外人，既需要提供服务，又要对匹配机制进行维护，还应当有行使监督的部分职责。鉴于监事会沦为董事会的影子，有人建议其职能交由独立董事担任就不无道理。 当然，在消除姑息相容的同时保持匹配的稳定也不可理想化，应当允许相互合作的两个主体都可以做“次一级”的选择，以促进匹配的成功。所谓“次一级”的选择只是针对获利程度与成本大小而言的，绝非道德意识的淡化。如果说“公司+农户”的模式相对于肉鸡供应商的集中养殖是“次一级”的选择，那么在“次一级”的选择中对消费者负责的要求丝毫不能降低。相反，考虑到“散养户不可控的风险太多”，对消费者负责的监控手段应该更为完善。即，对那些力图利益最大化而又在规避成本负担的“次一级”的选择，监控力度必须随之升级。否则，企业经营管理者宁愿在“次一级”的选择中浑水摸鱼，甚至会导致更次一级的选择与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