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互联网把地球变成了一个“小村庄”。现在人做生意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只能靠脚走路了，所谓的“行万里路”变成了打“波的”或坐“空客”。但在乔致庸生活的那个年代，晋商只能用脚去丈量（当然也包括马车或船）天下。这样一种长途跋涉的商旅人生与文人墨客的游山玩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商人对所经之处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至包括思想文化的传播，应该说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乔致庸用一件皮袍子换了一张《大清皇舆一览图》，上面标出了一百多年前的晋商老前辈王协一生所走的商旅之路，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北至大漠，南到南海，东至极远，西达荒蛮之地。其中的茶路是从武夷山一直向北，过长江，走汉水，经太行，过晋中，出雁门关，到达库伦和恰克图；丝路则是从苏浙贩丝到山西，在潞州织绸之后，再销往全国；药路从云贵一直向东北，再折回两广；盐路从山西通扬州，再折向京津两地。地图上还标有许多红圈，表明当时王协在大清帝国开设生意的区域，真是蔚为壮观。 由此，人们可以感受到“晋商”们艰苦的商旅生涯，其实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代一代的商人们传承下来的一种精神。他们因为见过世面（至少听人讲过外面的大世面）才能有大胸怀，有胸怀的人才会有想要见识更大世面的冲动和勇气。经过长期的浸润和滋养，商业在晋商看来就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利”字，而是一种带有原始生命意义的顽强精神。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面，是个大男人就会想要做大事，是一个大男人的女人，就会把放自己的男人出去成就大事业当做天经地义的事。正如陆玉函在乔致庸临行前，反劝大奶奶时说的那样：“你我都是商家的女儿，如果你我是男儿，一定也会像二爷一样走出去的！我的男人顶天立地，不成就一番大事业，就不能尽其平生的胸怀大志。嫁给这样的男人，陆氏不悔！”真不愧是大商人的闺女啊！陆老东家没有白带她走州串府。 当然，想做生意、敢做生意，和怎么做生意，还是有区别的。 做生意大体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做时间的生意，一个是做空间的生意。 做时间的生意，又有两种：一种是用今天的资源，换明天的资源，也就是用今天较少的银子去“赌”明天更多的银子，这叫投资；还有一种是用明天的资源，换今天的资源，也就是用比明天较多一些的银子，买今天较少的银子，这叫贴现。aihuau.com 做空间的生意，也有两种：一种是单向的现金生意，即甲向乙买来商品（或原料），经过包装（或加工）后再卖给丙；另一种是双向（或多项）的易货生意，即甲把乙的产品倒给丙，再把丙的产品倒给乙。就像乔致庸在蒙古草原做的生意一样。 不管是做时间的交易，还是做空间的交易，或者是时空交叉的生意，最大的商机还在于互通有无。从中挣一点价差，那是小商人的思路。真正的大商人，总是敢于创新和善于创新，通过“无中生有”来获取最大化的利益。
因为战乱的原因，当年中国的茶路已经断了四年，乔致庸看到了其中包含着的巨大商机，决定要亲自下江南打开茶路，这就是一种要做“无中生有”生意的大手笔。他第一次出远门，就选择了一条有生命危险的商路，这也足以让我们看到一个优秀商人所必备的内在品质：冒险。正所谓“富贵险中求”！ 一个社会能否不断进步，取决于这个社会中的优秀成员是否愿意投身风险，做企业家，而这又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善待企业家。由此，是否鼓励企业家、保护企业家，就成了测验一个社会是否真正追求进步和发展的试金石。 人们靠什么途径赚钱，成什么样的企业家，反映着一个社会的制度特性。一个善待企业家的社会能尽量排除一切妨碍、压抑企业家的制度因素和伦理氛围。同时，这样的社会还会形成一套正向的激励机制，把企业家的努力引向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引向为客户创造价值上去，而不是引向政治性寻租。 商人重利轻离别，他们总是在不停地“丈量天下”。但如果社会不能向企业家们提供建设性的激励，就不可能有那种在创新上不惮风险的企业家。一个社会若不能引导企业家为技术和管理的创新而“丈量天下”，这个社会就没什么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