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仅仅凭着一张小小的银票，就能顺顺当当带回了几百万两银子，乔致庸大开眼界，真正领会到了票号在商品交易中的便利性和重要性：汇通天下关乎货通天下。银票不仅证明了一笔财产的数量，方便了商家的携带，更重要的是在它背后隐含着无限商机。在商人的思维中，但凡予人方便之处，其中必然藏有商机。正如比尔·盖茨的微软产品，因为能给无数的电脑用户带来巨大的方便，所以，他和他的微软公司，抢占了获取全球巨额财富的大商机。微软能够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公司，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做成恰克图的茶叶生意之前，乔家商号的主营业务方式，充其量只是易货交易或是银货交易。乔致庸前往包头处理高粱霸盘危机，为了预防刘黑七这一类匪徒在半路打劫，只好将装着石头的“银车”在白天赶路，而将装有真银的车队安排在晚上赶路。中国古代的商人们就是靠着这种方式南来北往地做生意，何其艰难！其中的交易成本和路途风险之大，在现代人看来着实难以想像。 经过十几代人的长期努力之后，晋商、浙商与徽商终于在19世纪前后，开始了创建中国近代民间金融业的尝试。他们靠着长期的商业信用积累，通过一批稳定的分支机构作为支撑，开始了各具特色的银票汇兑业务。所不同的是，晋商开的叫“票号”，浙商与徽商开的叫“钱庄”。晋商之所以没敢叫“银号”，按照电视剧中广晋源大掌柜成青崖的说法：是因为担心“银号”太招摇，而用“票号”的称呼做起事来显得低调一些。由此看来，在银钱交易方面，那个年代的北方人似乎比南方人表现得还要谨慎一些。 以银票为中介的交易方式，有力地推动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商业发展，同时也表明更大范围的信用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形成，因为，相对于易货交易和银货交易，票货交易是一个完全依靠信用来支撑的高级市场。要让人们相信票号开出的一纸凭据，就等价于一笔真金白银，在并不具备现代金融以国家为信用基础的时代，是极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如果不能形成一个如晋商、浙商与徽商这样稳定的商业圈，没有一个长时间的商誉积累，那几乎就是一个天方夜谭般的神话。更重要的还在于，当时票号的一纸凭证，并不像现在的人民币那样，是由国家统一印制，其价值是由中央银行提供担保。 进入现代社会，金融已成为“百业之首”。而在乔致庸生活的那个时代，由钱生钱也是所有商家的梦想，尤其是一些大商家的追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但凡具备了一定实力的商家，都会有金融梦。就连电视剧中那个从没做过生意的江雪英，到包头、京津、济南走了一圈之后，也与乔致庸不谋而合，果断地决定要进入典当业，做天下最赚钱的生意，这也是一种由钱生钱的生意。何况当乔致庸强烈地意识到货通天下必须依赖于汇通天下之后，更是要义无返顾地进入金融业。乔致庸的命运也由此被牢牢地绑在了金融业这辆战车上，并为此历经坎坷，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后人留下一路风尘和一路悲歌。
南宋的“会子”，金国的“交钞”，元代的“中统钞”、“至元钞”和“至正钞”，明代的“大明宝钞”，清代的“官票”（又称银票）和“大清宝钞”等纸币大之所以流行不长。其主要原因是政府滥发纸币，致使纸币失信，被民间抛弃。 19 世纪的徽商和晋商再兴纸钞，说明商业发展对于信用的切实需要。它也显示，中国的商人们在节约交易成本和提高经营效率上有着足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然而，如此利国利民的事情却都虎头蛇尾，以致当今中国人面对国外金融巨头时，还得毕恭毕敬向人取经。真是憾事。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纸币，作为一种信用制度，有益于经济发展。同时，它还是一种公共品，由政府统一发行比民间私下发行更有效率。但这需要一个前提，即政府不搞机会主义——不滥发纸币。但是，在封建时代，政府都专制，民间管不住政府的印钞机。因而，那时的政府，只要发行纸币，最终都挡不住搞通货膨胀的机会主义诱惑。当然，凡滥发纸币的政府，最后无一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落个灰飞烟灭。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以致世界上最早发明和流通纸币的中国至今没成为世界性的信用大国和金融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