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言：
前段时间，对历史文献产生了兴趣。一开始读的是《正说唐朝二十一帝》，接下来就对中国历史感起了兴趣。先后读了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上、中、下册）、《柏杨曰读通鉴?论历史》（上、下册）、《一生必读的中国帝王史》，以及《正说宋朝十八帝》、《正说明朝十六帝》、《正说汉朝二十四帝》等这些不是正史的史书。
纵观华夏五千多年的历史，不禁让人欷嘘感叹，镇压与反抗、杀与被杀、臣服与统治，全在于各方的力量强弱，公平和公理的声音，在拼杀逐鹿的场景里，显得那么的渺茫和微弱。封建时期生活在混乱苦难中的中国人，惟一期望的就是能遇到一个英明的帝王（如唐王李世民）。但却没有人去思考，如何去创造一个人人可以遵守的制度，让任何人都不能为所欲为。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忠奸善恶，功过是非，或英名不朽，或遗臭万年。透过历代王朝波谲云诡的政治内幕，越过帝王的种种阴谋和权变，我们仍能从前人的经验中得到宝贵的智慧。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法制较为健全的文明社会，但是，除制度因素外，古代帝国的成败兴衰仍然能带给我们借鉴和思考。
我一直还清晰地记得《雍正王朝》电视剧中的一个细节，当雍正的十六弟去雍王府请求晋见刚刚夺嫡成功继承皇位的雍正时，雍正的谋士邬思道打发人回说：“要是公事，请十六爷明天朝堂上讲，要是私事的话，你就说皇上没有私事。”在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这个道理上讲，整个天下、所有臣民都是皇上的，那么，皇上也就没有什么私事而言了，也就是说皇上的私事也是公事，私心也是公心。
然而，近来读书，却发现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帝王的公心与私心的差别，不仅存在于某一个帝王身上，而且不同帝王的公心与私心差别更大。关键是为的是什么层次的“私”，怎样去谋“私”。这个“私”是否妨碍他人的幸福，是否有损于国家社稷，这就和帝王的素质和追求有关了。
皇帝代表着至高无上，代表着权力的巅峰，当然也包括享乐的巅峰和享受的极致。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么多人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去争夺这个宝座，实际上就是帝王的私心在起作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利”的一面。然而，当他一统全国之后，以怎样的心态来统治这个国家，就折射出了不同帝王的素质和追求的差异。
我们姑且把帝王追逐无限的权力、追求享乐之心称之为帝王的“私心”；把帝王治理国家，使自己的帝国长久昌盛，使之传之万世，称为帝王的“公心”或“事业心”。从一定意义上讲，帝王的大公就是极私。因为只有把国家治理好了，国家长久的繁荣昌盛了，他才能有丰富的物质可供享乐，他才能长久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这对于普天之下的老百姓来说就是“大公”，有哪一朝的老百姓不希望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呢？！从整个中国的封建帝制历史来看，什么时候统治者把治理国家的“公心”、“事业心”放在第一位、把追求享乐的“私心”放在第二位时，那么这个时期的社会就会呈现出国泰民安的祥和局面。反过来，如果帝王把追求享乐的私心放在第一位，那么，他所治理的国家就会日趋衰弱动荡，直至官逼民反。
人常说“王莽谦恭未篡时，周公恐惧流言日”。有许多人，在谋取高位之前，几乎都是兢兢业业表现很是出色的，因而被赏识选中推上高位，但是当他在高位上坐着的时候，想的过多的是如何保全和发展自己的利益，把自己历经艰辛铿镪走来的路远远地抛在了脑后，开始了自己另一面的自我，既个性张扬又无所顾忌。
从历史上看，隋朝的隋炀帝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隋炀帝杨广，天资聪慧，城府极深，如果他能把他的智慧用在治理国家上，那么隋朝也不会很快就被消灭。杨广从策划夺嫡到弑父成功掌握政权，这之间的十四年，杨广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学识渊博（著有《杨广文选》），待人诚恳，谦虚有礼，与当朝官员关系融洽，他所展示出来的，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标准领袖素质，具有肝胆相照、义薄云天的英雄性格和救国救民的圣贤抱负。节俭、朴实、谦虚、虚怀若谷、好学不倦、礼贤下士，不爱声色犬马，几乎集人类美德于一身。十四年，在这十四年段漫长的岁月中，杨广一直保持伪装，而且做得天衣无缝，足见其坚强的毅力和绝顶的聪明。柏杨先生点评杨广，说杨广患有一种肤浅而又强烈的炫耀狂，不具备政治领袖才能。而我则认为，这些都是杨广的处心积虑和居心叵测，杨广十四年的伪装，十四年的努力，不是为了日后如何管理好国家奠定基础，而是想法设法取得老爹老娘的信任，为了顺利夺嫡，为了夺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旦权力到手，他追求享乐的私心就开始无限膨胀，他把手中的权力发挥到了极限。为了享乐，他征调民夫二百万人，扩建洛阳城和洛阳宫；为了乘船到江苏扬州游玩，又征调民夫一百万人开凿运河，而且沿着运河建宫殿四十余座，所乘龙舟就有数千艘，所用纤夫八万余人，他所搜集的全国供他享用的美女就达三、四万人之多。杨广挥霍权力，追求极度享乐，迅速加剧了他的王朝的灭亡。柏杨先生评论杨广，说杨广聪明到能将他的暴行制度化，使之成为一种合法的暴政。他一边穷奢极欲，一边又给人一种非常厚道和理性的印象，他的言论跟他所颁布的命令，都大义凛然，无懈可击，好像那些暴政表面上不是他杨广的本意，而实际上却恰恰是他的本意。
所以，聪明而又坚强的杨广，本可以治理好他的国家，却因为他极度追求享乐的私欲，不仅使民不聊生，而且帝国很快覆灭。
南宋的皇帝赵构，以他当时的国力和良将，他本来足以与金国抗衡，而且还可以把金人赶回老家去。但是赵构本人因为自己的权力欲，却向金国称臣，向金人纳贡。当时，军事天才岳飞率领岳家军节节胜利，在朱仙镇上取得辉煌胜利将要直捣黄龙府时，皇帝赵构却在一天之内连发十二道金牌，把岳飞从前线召回。皇帝赵构的私心是显而易见的，他之所以宁愿国家领土丢失、尊严丧失，寻求偏安一隅，做一个臣属于金国的小皇帝，是因为他一方面怕岳飞直捣黄龙府，接回徽钦二帝，自己的皇位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又怕岳飞像他的祖宗那样再来一次“陈桥兵变”把他赶下皇位。因此，南宋帝王赵构为了手中的权力不受威胁，不仅使南宋的国土范围大大缩减，也大大削弱了南宋的国家实力，不得不和自己的臣民一起在异族的欺凌中艰难度日，浸泡在千古一冤和千古一叹中显得猥琐而又懦弱。
唐朝的李世民，虽然也是通过不光彩的手段（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坐上皇位，但李世民用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地治理他的帝国。李世民大帝和他的部下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随时随地都用杨广作为警惕对象，使他们成为一个战斗团队，互相勉励督责，兢兢业业从事国家建设，从而开创了空前的贞观之治盛世。作为最高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国家不重蹈隋朝的覆辙，为了自己的国家兴旺昌盛，李世民严厉地控制自己不去触及无限权力的毒牙，并且鼓励和接受最难堪的逆耳之言。他对官员们要求：“君主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他的部下一定谄媚他。结果君主失去国家，部下也不能单独保全。隋王朝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谀杨广，以保他的富贵，结果也难逃一死。各位应以此为戒，对国家大事有意见，一定要报告给我。”
这里，我们虽不能说李世民是大公无私、一心为天下黎民百姓着想，但他的“私”是一种高层次的“私”，是追求国家的长治久安，是谋求国家的富强昌盛，虽然说也是为了自己的统治更加巩固，但这既有利于国家社稷，又有利于天下臣民，实现了统治阶级和黎民百姓双方的共赢。
统治者的这种“大公极私”，放到现在产权私有的企业主身上也是一样的适用。
假以时日，古井不再是国有企业了，她的产权归自然人所有，也就是说，以后的古井私有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说公而忘私、无私奉献之类的话，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但是“大公极私”却可能是真的，因为作为古井的真正所有者，他最大的愿望应该是古井今后能够基业长青，兴旺发达。为了古井的基业长青、兴旺发达，那么他所有的做法，就应该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按规章制度办事，应该都是为了古井的发展着想。这对于所有的员工来说，应该可以说是相对的“大公”，但对于所有者或统治者来说就是“极私”。因为，只有古井事业兴旺发达了，他的财产才能越来越多，他才能实现长久赚钱的目的。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高层次的“私”了，这种“私”不仅有利于广大员工，也有利于国家社会。反过来，如果他不从企业的长远发展着想，不从实际出发，不尊重员工自利的本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随意克扣工人工资，降低员工待遇，那么，员工就不可能去诚信劳动，甚至跳槽、辞职。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和企业都会受到极大的损失，更谈不上发展和共赢。
那么，对于下面的领导者、管理者和普通的员工来说，我们的“私”，可能就体现在追求自身劳动价值的合理利益上。在公司的规章制度下，我们诚信劳动，是为了获得我们应得的岗薪；我们努力工作，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获得更高的报酬；我们不断学习，是为了丰富知识，提高技能，走向更高的岗位，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这些自利的行为，不仅有利于员工个人，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对企业来说相对也是一种“公”。
在几个年代较长的王朝中，其开国皇帝的待人处事，也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从中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帝王的胸襟和心态，我们姑且把他们分为两类，西汉的刘邦、宋朝的赵匡胤、明朝的朱元璋这是一类人，而东汉的刘秀、唐朝的李世民（虽然李世民不是开国皇帝，但是唐朝的天下，几乎都是李世民带兵打出来的），又是一类人。
汉高祖刘邦应该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传奇的君王之一。他出身于地痞流氓阶层，大字识不了几个，但是他却有着天生的超越普通庸才之处，他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来自部属们的建议，自己几乎完全没有主见。而他大多数时候，对部属的建议，都有正确判断，而且，在发现判断错误时，会立刻认错，马上改正。在刘邦身上找不到一点大智大雄的镜头，但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天才，屡战屡败的他最终消灭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这要归功于刘邦恢宏的胸襟，和对新事物吸收消化的强大能力。
楚汉之争，争的是天下，而争天下必然要有人才。所以，豁达的刘邦笼络了当时最优秀的人才：张良、萧何、韩信。但是，当楚灭亡之后，刘邦独坐天下的时候，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如张良、筹粮理政抚慰百姓不如萧何、领兵百万决战沙场不如韩信的他，却完全没有了自信，他时刻警惕这些这去为他打天下的能人是不是威胁到自己的皇位，于是杀韩信，逼萧何（张良自己隐退），就在所难免了。
宋太祖赵匡胤，在中国历史上，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应该可以与“唐太宗”齐名，被毛泽东并称为“唐宗宋祖”。他以豪侠之气，把众多的英雄笼络在自己身边；又以卓越的军事才干，东征西伐，南战北讨，最终用武力统一了中国。应该说宋太祖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人物，为什么还演绎出了“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呢？这就要从赵匡胤独特的发家史来找原因。赵匡胤早年曾在河南地面因打架闯祸被官府四处捉拿，逃到北方，在已经拥兵自立的后汉名将郭威手下当一名偏将，作战勇敢又有智谋的赵匡胤受到郭威的赏识，升为中级禁军军官，这期间他对大将柴荣表现得非常忠诚，取得了柴荣的信任。郭威病逝后，大将柴荣继位，赵匡胤随之被调到中央禁军任职，后来，在高平之战中赵匡胤表现出智勇双全，深受柴荣器重，被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侯。柴荣死后，其7岁的独生子即位，960年，辽和北汉联兵入侵，小皇帝派赵匡胤出兵迎敌。当大军行至陈桥驿时，赵匡胤的部下发生兵变，拥立赵匡胤当皇帝。表面上看，“陈桥兵变”事件中赵匡胤是被动地成为皇帝，但实质上是他和他的谋士秘密策划和鼓动的。想想看，柴荣对赵匡胤是那么的器重和信任，赵匡胤还去谋划他的皇位，赵匡胤又怎能不防备他的手下也来个“陈桥兵变”呢？但是，赵匡胤对自己的能力和威望又是自信的，他不需要像刘邦那样非得把韩信除掉才可高枕无忧，只需要解除他们的兵权避免发生“陈桥兵变”的可能就可以了。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之所以能顺利实现，一是因为他自身的文韬武略远胜于他的部下，二是因为他推心置腹地交流。他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想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罢了。你们何不释去兵权，购买良田，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饮酒作乐，颐养天年。我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这样一来，我们君臣间毫无猜嫌，上下相安，岂不为好？”话说到这个份上，石守信等人就是榆木疙瘩也知道该如何去做了。
明太祖朱元璋，在中国历史上，为巩固权力而杀人最多的开国皇帝，恐怕非朱元璋莫属了。他对于一些谋反或是不驯的功臣，决不手软，胡惟庸谋反案和蓝党大狱，不仅是明朝的两次大狱，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狱，这两次大狱共杀死了四五万人，不仅开国功臣诛戮殆尽，而且朝廷官员几乎为之一空，以至于当时的中国成了一个恐怖的世界。柏杨先生评价朱元璋：“他的性格，是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
朱元璋从一个孤儿一步一步登上九五之尊，虽然坐在皇帝的位子上，但他内心的自卑和不安仍需要不断地杀戮来掩饰。朱元璋跟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刘邦毕竟是一位英雄，他始终保持英雄们所具备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而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和当过和尚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结中，异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别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而且，朱元璋在打天下的过程中，虽然也是靠他的一班人马的智慧和实力打拼出来的，但他所使用的一些阴谋却是让正人君子所不耻的。第一次，为了夺取恩主之子郭天叙的元帅军权，他让好友陈野把郭天叙杀掉，又以反叛罪把陈野灭口；宰相刘福通战死后，朱元璋派军队十分隆重地去奉迎皇帝韩林儿迁都他所控制下的应天（南京），结果在半道上又把韩林儿害死。朱元璋尽管一直把抗元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而他做的却是在后方蚕食友军，耐心等待元廷主力的溃败和各路友军实力的耗尽，时机成熟，他才下手，坐收渔翁之利。
由此可见，朱元璋的蛇蝎性格，完全是由他本人的坎坷经历及争夺天下时诸多因素所造成的。他一方面抹不去自卑的情愫，智囊刘基、李善长的高度智慧使他如芒刺在背，据说，宰相胡惟庸也是极有才干之人，然自卑感过重的朱元璋又怎能不对他猜疑防范，朱元璋生怕别人对他不尊敬、不信服，另一方面又握有无限的权力，肆意地对别人进行人身和尊严的摧残。
在这些开国皇帝中，以自己的能力和德行让天下人信服的，当所东汉的刘秀和唐朝的李世民了。刘秀虽是皇家血脉，刘邦的九世孙，但在聚兵起义前，几乎和平民百姓相差无异了。在历代中国皇帝中，世人对唐宗宋祖、康乾盛世给予了过多的关注，而关于刘秀的作品很少。近日在网络上看《光武帝刘秀》一书，深深被光武帝的文韬武略和人格魅力所听引。刘秀起兵之前曾在京师长安的太学读书，可能是能文能武的缘故，无论是打天下，还是治理国家，刘秀都表现出了高度的智慧，以柔克刚，以柔胜刚。
大哥刘纟寅带着刘秀起兵之初，由于力量较弱，便先与绿林军联合，几个胜仗之后，匪气浓重的绿林军首领王风对战利品眼红起来，为了多得财物，他甚至要跟刘家的军队分道扬镳，怂恿手下的人大打出手。在这个节骨眼上，刘秀站出来向刘氏军队百般劝说，让他们将抢到手的财物都让出来，都送给绿林军。土匪出身的王风拿到钱物后，又讲起兄弟情谊来了。就这样，一场可能使大家死于非命的内讧被刘秀制止了。起兵当初，军中战马不足，许多军官为了争抢坐骑抬高身份而发生争执，作为首领的弟弟，刘秀却主动将战马让给其他军官，自己去骑起兵前卖谷用的一头牛。所以后人说，刘秀是牛背上的皇帝。在取得节节胜利后，更始帝刘玄和绿林军的一些首领慑于刘氏兄弟的威望和战绩，趁刘秀在外领兵打仗之机，将刘秀的大哥“诬以谋反”杀害了。得到噩耗的刘秀为了不引起刘玄进一步的杀心，不但没有为大哥申辩，反而向刘玄悔过认错。后来，没安好心的刘玄又派刘秀前往河北一带招降人马，居然没给刘秀任何护卫军队。然而正是这次没安好心的任命却使刘秀闯出了另一番天地，最终推翻了更始政权，中兴了汉室。
刘秀不仅学识高，“忍术”好，而且军事才能也在战争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柏杨先生给刘秀以高度的评价，他说：“政治是一种艺术，政治行为是一种艺术创作，刘秀在这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更始帝刘玄的旧部朱鲔，是杀害刘秀大哥的主谋之一，当刘秀的大军来攻打朱鲔驻守的洛阳城时，朱鲔坚守不屈，拒不投降，朱鲔说：“我了解我的罪恶深重，所以不敢投降。”刘秀让岑彭传话（岑彭曾在朱鲔手下当过指挥官，关系不错），说：“一个追求伟大目标的人，不会牢记小小怨仇。朱鲔如果投降，连官职爵位都可以保持，怎么会有报复？黄河作证，我绝不食言。”刘秀果然说到做到，用怀柔政策化乱为友。
宽容和气度，不是天生的，而是高度的智慧和高度的自我克制。只有胸襟开阔、眼光锐利的人，才能有运用智慧的能力。所以，柏杨先生评论说：“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英雄很多，政治家很少，在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刘秀在处理功臣的问题上可谓是无师自通，技高一筹，因为刘秀既是亲自带兵打天下，本身又学识渊博，深知文武官员的特长和作用。领兵在外只要忠心就行了，而朝堂之上，仅有忠心还是不够的。刘秀虽然不用功臣当官，却给他们高爵厚禄，又能包容原谅他们的一些小过失，而且远方进贡的金银财宝或山珍海味，一定先行赏赐他们。同时，一方面，刘秀又不忘在各种公开场合回忆这些功臣和自己打天下的艰难历程，以示不忘他们的功劳。另一方面，刘秀也不忘时时告诫功臣们不要居功自傲。他说：“人心要知足，不要只顾一时的放纵快活而忘记法纪刑罚，诸位的功劳都很大，要想世代相传，就应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可一日大意。”
在整顿吏治方面，刘秀对地方官严加督察，赏罚分明。和李世民一样，刘秀对那些恪守职责、敢于直言进谏的臣下，必定给予奖励。他还非常注重文化事业的发展。刘秀即位不久，皇家宫室还没来得及修饰，就在京师建立太学，在地方修建书馆，培养人才。在刘秀的重视和提倡下，东汉初年就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的喜人局面，被王莽时期的战乱破坏了的文化很快又恢复发展起来了。
所以，对比看来，如果说李世民是那种光芒四射、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的话，那么刘秀就是那种温润柔和、寓刚于柔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这里之所以分析这些开国皇帝的所作所为，是想探讨封建帝王的昌盛与否，不仅取决于皇帝本人的胸襟和豁达，也取决于皇帝自身的能力和业绩，因为这些正是一个人能不能自信的根源。当一个人品德不足以服人，能力又不能服众的时候，他的不自信就不自觉地促使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排斥异己，打压那些对自己不服不敬之人。种种历历在目的历史演绎和最后的结局告诉我们，这样做，无论是对于他所负责的组织，还是对于本人的事业，都是一种悲剧。历史是如此，现实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