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 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将政府投资投向基础设施甚至是竞争性生产领域，却忽视了对基本的公共产品提供，刺激国内消费增长效果不明显。公共产品供给缺失及大部分人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同步增长导致的国内消费不振，也就使原材料价格上涨难以传导到消费品价格上，严重影响企业的利润，使企业投资欲望降低，更造成生产能力闲置。消费与投资的萎缩，存在经济增长放缓甚至通缩的隐患。从此轮宏观控制手段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分析，均来源于政府问题，必须在众多问题中寻找突破口，如财政支出方向、汇率的调整、增值税转为消费税的改革等等，实质是政府在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如何转型的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9.4%，略低于去年的9.5%。至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涨1.8%，1-4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长25.7%（国家统计局网站）。有学者认为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比较大，通货紧缩也不会出现，中国依然面临通胀压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称中国经济增速仍将保持9%以上，认为“近期的低通胀意味着更稳定的经济发展”。但是，单从一些数据是难以得出结论，应该从实质性问题来加以分析。
一、
改革开放后我国已经历了四个较为完整的经济周期：1977—1981年为第一周期；1981—1986年为第二周期；1986—1990年为第三周期；1990—1999年为第四周期；目前正处于第五个周期。短短的不到三十年时间，我们已经经历五个经济周期，1997、1998年经济萧条，通货紧缩；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到现在并实施了四次的宏观调控。
在这一轮的经济周期中，如去年物价的上涨，首先是因为粮食食品的涨价，其根本的原因除了是近几年来耕地面积由于开发建设占用和还林还草造成减少外，还有前几年粮价过低，种植成本过高，粮食增产不增收，农民丢荒农田外出打工使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造成国内粮食和部分农产品供应出现问题，以及人口增加对粮食需求造成压力等，粮食价格的上涨是必然趋势。其次是国际石油及矿产品价格不断上涨，也将涨价因素传导蔓延到下游而造成。另外是94年财税体制改革后形成的各级政府行政主导的、对GDP 的过度追求而造成的过度投资，面对的是深层次的问题，如财政税收政策、土地政策、金融投资政策以及利率汇率政策等。
当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后，出现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瓶颈”约束。在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中，钢材、有色金属等原材料的价格高涨，“煤电油运”全面紧张，产业结构出现严重失衡。各种原因，导致消费价格指数和生产价格指数上涨，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矛盾复杂，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这种局面的出现，有技术方面的原因，如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量大、周期长等，但更多的还是体制问题。一方面，这些行业内的国有企业不能对需求作出积极而正确的反应，这一点与其他行业内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反应行为相比较时会看得很清楚；另一方面，这些行业仍在较大程度上处在行政性垄断之下，行业外的能够作出积极反应的投资者难以进入[刘世锦.《垄断性行业改革如何深入》.《宏观经济研究》[J],2005年第3期.]。这也是导致经济起伏的原因之一。
在这一轮经济周期的宏观控制中，政府的调控措施矛盾重重，财税体制中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问题仍然是根本，地方投资冲动所带来的问题是其主要原因，必然使调控是以行政手段为主。其它方面，由于坚持固定汇率，人民币具有升值预期，热钱大量流入加大了外汇占款，使控制货币供应量失去效果；提高利率使人民币相对升值，热钱流入加快，房地产投资更热，使通胀难以控制；以控制土地供应来抑制投资，反而又使房地产价格上涨，又需要抑制房价。真实应接不暇。
二、
当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5万亿元时，曾经被视为“笼中虎”严加防范，后来在1996年6月起在37个月内连续7次降息以刺激储蓄分流、出台鼓励耐用消费品购买的政策、出台征收利息税措施，“笼中虎”还是不断养大，这个反常的经济现象其实是十分发人深省的。从1998年起，就连续实施了6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今天看来连同财税体制和政府政绩考核制度的恶果已经突现，投资率过高而消费率过低及公共产品供给缺失另矛盾激化。因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政府投资只是投向于基础设施甚至是竞争性生产领域，政府的投资因体制原因是低效投资，甚至是变为少数人的“收入”，却忽视了对基本的公共产品提供，城乡居民对医疗、养老、住宅、子女教育等支出增长远远大于收入增长，更有明显的支出增长预期，居民不得不将手中的剩余从私人的需求划出一部分以补偿公共产品的不足，甚至以存款的形式来预防今后的开支，这就必然会影响到居民的消费需求。因此，连续实施了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没有完全达到了“政府投资拉动→消费增长→民间投资增长→经济自主增长”的目的，消费增长的这一环节效果不明显。
国内需求不足但企业要追求利润，则必然转向外需，外向型的经济越来越发展，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而中国外向型的产业是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反过来更依靠廉价劳动力来提高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人员工资不高何来提高消费，国内需求更被抑制，造成恶性循环。这些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由建国初小到忽略不计到10%、20%、30%到目前的60%的原因，也更说明了中国二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接近两位数，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同步提高的原因，特别是近几年更加严重。
这些问题，更有政府依赖经济增长的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原因，最终使问题积重难返！
三、
随着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加大，又导致对汇率调整形成矛盾，汇率不调整（升值）又导致高科技产品、铁矿石，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不能降低；汇率不调整又有升值预期，热钱流入又加大外汇占款即货币发行量被迫加大；货币发行量被迫加大又导致CPI控制困难；而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其增长一直远远超出了GDP的增长幅度，FDI也变成世界第一，中国的货币流通量不断加大，经济是快速发展了，名义上中国的经济规模扩大了，但国内消费相对经济增长来说并没有同步改变，实质上一直是相对的通货膨胀，是用“内销补贴出口”。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石油、矿产资源等对外的依赖，也是由于汇率问题造成相对的通货膨胀的原因。高价进口，低价出口造成中国的人力资源和环境资源的损失，相对也就是补贴给出口了。因此，宏观调控更加错综复杂，种种问题形成了宏观控制的困境。
对于国内公共产品供给缺失及大部分人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同步增长导致的国内消费不振，也就使原材料价格上涨难以传导到消费品价格上。目前已经出现生产者价格指数(简称PPI)上涨传导到消费品价格（CPI）的周期延长的现象，必将严重影响企业的利润。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国有企业和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只是15.8%，低于第一季度的17.2%和去年近40%的涨幅。而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增长56.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亏损额465亿元，增长77.5%。企业利润的减少甚至亏损与国内消费不足，不但使企业投资欲望降低，更造成生产能力闲置。消费与投资的萎缩，结果就不明而愈——目前中国已经存在经济增长放缓甚至通缩的隐患。
所以，对于新一轮宏观调控不久就能达到“在高增长的状态下保持低通胀”，这并非是好消息，也并非没有通货紧缩的可能。
四、
如果国内消费与民间投资的萎缩，政府又需要经济增长的来解决社会问题，无疑有两个途径——政府投资和出口。但依赖出口则牵涉到汇率稳定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发展模式及上述种种问题，并非最优，因而需采取“政府投资”的办法。
“政府投资”并非是以往的积极的财政（投资）政策，而应将财政支出投向社会保障，提供公共产品为主，以此来拉动国内的消费，稳固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政府本身的重要职能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也就是用公众提供的公共财政去满足大部分人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需要；按社会公众的集体意愿提供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或分配活动。
但这最后还是要动到政府头上，因为政府“人头”财政一直支出过高，1978-1995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5.1倍，而财政支出中的行政费用增加了17.8倍，几乎是每四年翻一番。大约三万亿的政府财政收入，其中2/3用于政府自身的开支[张木生：《中国公共财政的困境》，《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历史上多次压缩政府编制但又多次反弹，“吃饭财政”成为一直困扰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一大问题。而且行政管理费增加幅度大，国家财政收入从1991年的559.62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3429.30亿元，增加到六倍，但行政管理费支出却由414.01亿元增加到4691.26亿元，增加到十一倍多。就算1993年到2003年十年算，行政管理费支出也增加到七倍。但文教、科学、卫生支出1994-2003年只增加到四倍，低于财政收入增加到六倍的水平[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2004》]。如果政府不能将“人头费”和行政管理费压缩，不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则必然影响对公共产品的支出比例。
最后就是民间的投资，这牵涉到民营资本准入、政府行政审批、国有垄断企业等等问题，都同样与政府本身有关。
五、结语
众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进入这一轮经济增长期是有内在动力支撑的，比如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发展更稳定，通货紧缩也不会出现，中国依然面临通胀压力。然而笔者认为问题反而是在国内消费结构存与产业结构在的问题，如消费结构中城乡差别不断在扩大，多年来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缺失，使刺激国内消费未能取得实质效果；产业结构问题是由于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依赖性，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方式，也存在风险。最终认为通缩迹象开始突现，必须引起重视。
再从此轮宏观控制手段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分析，均来源于政府问题，必须在众多问题中寻找突破口，如财政支出方向、汇率的调整、增值税转为消费税的改革等等，实质是政府在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如何转型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