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吹牛理性分析 关于信用危机的理性分析



近来,大众对信用问题的讨论已不大热烈,多数人甚或已经失去兴趣。遗憾的是,在现时的中国,信用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如附着在市场经济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几欲溃破,已到了非割除不可的程度了。仁人志士献计、施计无数,无奈效果了了,心便凉了。本人无才,但大胆把它剖析一番,才发现原来的方子,是药下得轻了。现下再用猛药,恐也无用了,非得动刀不可了。谓之根除。

一、信用危机的现状

信用是指参与各种交易的有关当事人履行合约的可能性。在工业化、知识化和全球化异常复杂背景下,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我国社会、特别是经济领域出现了极其严重的信用缺失、秩序混乱及效率低下问题。

    1、公众生活的信用缺失令人心寒。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题为《信用危机》的奇文,便忍不住把它抄下一些来。文字是长了点,可它确实形象地反映了时下国人面对世风日下、道德资源稀缺的无奈心态,对目前公众生活的信用缺失作了真切地注解。“天亮了,我起来。早餐想下楼吃油条,不敢,怕潲水油和洗衣粉。去了单位,先看报纸,什么地区什么企业增长多少多少,不敢相信,因为数字出干部。然后去开会,台上的人讲得很好听,不敢相信,因为在会下人们从来不是这么做的。下午去医院看病,有高级职称的叫专家门诊,不敢相信他们是专家,更不敢相信职称高的一定比职称低的强,因为职称的水分很大,里面的问题够写一本书。下班去饭局,朋友不相信海鲜的分量和鲜活度,跟服务小姐去核准。我不敢相信核准后端上来的真正结果。于是边吃边看电视。一大堆丰乳、减肥、健身器、口服液广告,不敢相信。因为如果真的那么有效,世界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吃完结账,朋友一个菜一个菜地核对,我不相信这种办法能把多算的钱核出来。回家路上,一对夫妇搀着个女孩向我问路,还说从外地来找亲戚没找着,让我给点钱为孩子买个面包。虽经历多次,但我不敢相信他们是假的,那模样,那孩子,特别是那真诚的眼神。但只能是假的。那样的眼神都不可以去相信,很让人痛苦。快到家了,过马路,绿灯亮了,不敢相信,左看右看确认所有汽车都停住了,才兔子一般地穿过马路,回了家。”[1]

2、中国经济领域已跌入信用危机的泥淖,难以自拔。信用缺失,使每一家企业都成了受害者,交易成本狂涨,市场秩序混乱,形成一种全输的局面。自80年代初开始,我国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资金渐成风气,进入90年代后,企业间相互拖欠货款的现象日趋严重,三角债已不新鲜,据称已发展成为多角债甚至连环债,债务拖欠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目前我国有80%以上的企业深受“三角债”困扰,相互拖欠货款已高达上万亿元。[2]债务拖欠的连锁反映,几乎牵扯到所有企业,整个经济领域信用严重贬值。社会经济生活中已然形成了“赖账文化”,“黄世仁害怕杨白劳,讨债的怕得罪借债的”之类怪事甚至成为街谈巷议的谈资。

不良的信用必然导致不正常的经济和金融运作。①银行作为结算中介,对企业相互间的信用监督逐渐失效,因信用缺失而衍生的现金交易、款到发货等交易方式导致商品流通速度减慢,大大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成本,降低交易效率,直接影响市场体系的健康成长,成为制约市场机制发展基础性配置资源作用的障碍,甚至可能成为风险孕育和爆发的罪魁祸首;②商业银行因信用缺失大大提高信贷门槛,不仅导致社会资金供给总量萎缩,严重制约社会再生产的规模,为企业间的长期交易设置了障碍,还导致规范有序的商业信用在我国发展缓慢,商业票据从签发、承兑、背书、转让、贴现和转贴现等各个环节都遭遇很多困难,作为货币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票据市场发育不全,一方面使促进社会简单再生产的基本功能必然难以发挥出来,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中央银行运用再贴现政策实施有效的宏观金融调控的具体操作;③国有银行体系中居高不下的不良资产,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④缺乏信用的企业进入金融市场,通过间接融资渠道从商业银行获取贷款,由于存在事先“逆向选择”和事后“道德风险”,银行体系的资产成为不良资产的概率加大;⑤通过直接融资途径从证券市场筹措资金,尤其是那些通过“走关系、搞包装、做业绩”的企业,发行股票的主要目的在于“圈钱”,并不是真正通过改制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提高企业价值,最终必然会将银行体系潜在的风险转移到证券市场,整个经济体系中的金融风险并没有被真正化解掉。缺乏信用基础的混乱秩序严重制约了市场发展的规模、结构、深度与广度,最终影响市场体系的生成和作用,只会放大市场机制的缺陷,加剧市场失灵的程度,使市场机制合理、有效配置稀缺资源的作用失去作为的基础,对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面对这些严重的拖欠问题,企业无法进行正常生产。政府牵头组织的清理三角债运动,各企业庞大的清欠队伍,也难以遏止这一趋势的蔓延。

中国股市也不甘寂寞。在信息市场上,各类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为了蝇头小利,不惜损害“公众委托人”的声誉,公然违背客观公正的职业道德要求和相应的法律规范,出示虚假审计报告,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造成普通投资者财产的损失。在引起轩然大波的“郑百文”事件爆出不久后,接着又爆出震惊中外的“银广厦”丑闻。据财政部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在会计信息质量抽查中,被抽查的157家企业中有155家虚报利润。[3]可见,作为市场经济基石的信用,早已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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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用危机产生的原因分析

面对严重的信用缺失现象,国人大多表现为极度的困惑。其实,当前出现的信用危机现象,并不是莫明其妙就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面对严重的信用缺失现象,国人大多表现为极度的困惑。其实,当前出现的信用危机现象,并不是莫明其妙就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1、信用危机产生的文化根源

信用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具有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也产生于那种围绕土地形成的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由小家最终构成国家的社会结构之中。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家庭的放大就是宗族,宗族的放大就是国家。这种文化背景下,家庭成员片面地依赖并服从家长,家族成员还是片面地依赖并服从族长,而广大臣民也是片面地依赖并服从国君。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就其实质而言,呈现出一种整体扼杀组成整体的个体的现象。并且,它强调的个体服从整体,并不是服从自我,而是服从他人,服从是以奉献或者说自我牺牲为前提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当人们强调整体时,这个整体并不是真正代表组成整体的个体的。个体必然被淹没在整体的海洋里,个体较少受到重视。这与西方文化强调和重视个体、宣称人是目的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西方,人们之间存在着契约关系,由契约关系才组成社会,政府和社会这些整体必须体现个体的思想与意志。而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必然是身份社会而不是契约社会,我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所讲求的诚实信用并没有受到成文典章律法的约束,因而人们的行为更多的是受道德的教化和宗法力量的约束。这也是我们民族缺乏法治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传统,就是十分重视个体的修身养性,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何也”,统治我国二千多年的儒家学说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修身养性之本。这本无错。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人人都在修身养性,讲究的是内修,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脆弱的道德防线,极易被利益撕破。再加上民众的趋同心理,极易培养出一种冷漠的社会情绪,这一点,已经为事实所证实。鲁迅先生当年抨击的国民的劣根性,并没有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后就自行消失。曾几何时被国人视如生命的“面子”,如今在许多人那里,已经变得一钱不值。

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将逐步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过渡,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随之纷纷涌现,如果我们再用弱性的道德来约束,这样的机制就显得非常脆弱。

2、信用危机产生的政治根源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的。此前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发展成熟,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作为市场经济重要特征的信用体系本身就发育不全。加上社会战乱不断,盗匪当道,何谈信用体系的建立。

在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后,由于实行严厉的计划经济体制,信用体系的建立变得不再重要起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的配置完全由政府包揽,个人和企业都是政府大棋盘上的一粒粒棋子,只有服从,没有什么主体意志,而民间只存在简单的交易行为,它在经济生活中的份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情况下,信用已变得微不足道。

十年动乱对人们信仰的摧残,也是导致改革开放后脆弱的信用体系濒临崩溃的决定性因素。动乱造成的信仰缺失,使公众无所适从;从长期的禁锢下走出的人们,面对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也感到一种盲然无措。在这思想的荒漠上,劣质的种子正好得以生长。

3、信用危机产生的制度根源

①与我国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制度背景有关。文革结束后,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的路子。改革初期,政府采取了渐进的方式,逐步解决涉及所有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实行“双轨制”,就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双轨制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与机制,这对改革的成功是有益的。但是,这也导致了一些负面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在所谓“体制内”躺在国家提供的暖床上,高枕无忧。企业领导人的主要精力是在大大小小的上级部门中进行所谓“运作”,以取得上级无偿划拨的资金和生产资料。大量珍贵的资源被用于重复建设,长官意志和无知也造成大量浪费,同时产生了寻租行为。另一方面,在体制外运行的民营企业、个体公司及大量财务不健全的皮包公司为了在“公有制”这块肥肉上能分得一点利益,也无孔不入,从而滋生了大量的腐败现象,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相当数量的国家公务人员借机寻租,这个时期也产生了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批暴富阶层。这一时期改革的后果一方面是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使我国本来就十分薄弱的社会道德体系遭受致命打击。同时,改革到了此时,也遭遇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国有企业领导人面对从银行和财政取得的资金以及国有企业之间互相拖欠的货款,他们并不在意,因为这些都是“公家”的,因而,就不存在归还的问题。而这正是企业产生信用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

②缺乏催生信用机制的制度与机制。市场的形成是以信用为前提的。自我履约是依靠私人机制履行合约的履约形式,是建立信用的关键与基础。自我履约和自我约束的前提是重复博弈以及由此派生的声誉机制。在一次性博弈中,交易的任何一方都没有信守承诺的激励,只有当交易的双方目前进行的交易是未来交易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双方才有可能采取相互合作的态度。在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缺乏信用的主体很难做成交易,失信的交易主体在长期中不可能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随着我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企业数量的增加,企业间合作的选择集扩大,企业间再次相遇的可能性下降,对重复博弈的需求也下降了。由于目前我国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信息渠道不畅通,企业建立和维持信誉的动力普遍不足。如果企业欺骗了一个消费者,而这一信息要很长时间才为所有消费者获知,企业短期内的理性选择就是继续欺骗其他消费者,谋求因为信息优势带来的收益。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企业经营行为存在着极其明显的短期化特点,只做“一锤子买卖”,不愿维持声誉和积累商誉这样的无形资产,根本就没有长远发展的战略思路。

③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是产生信用危机的源头之一。在改革开放进行过程中,市场机制逐渐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机制,中央政府主要从事宏观调控,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越来越少,但地方政府出于对政绩的追求,依旧热衷于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事实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这种现象还存在,那么,寻租行为就不会停止。所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加快政府职能转换已经变得十分急迫。

当社会风气一天天变得不如人意时,有些人一味地对西方的影响大加指责,却忽视了自身制度因素的不足,这未免有失偏颇。

4、信用危机产生的法律根源

当前我国有关经济立法工作开展地有条不紊,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普遍存在极其严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只有对违反合约的行为进行惩罚,让玩弄欺骗伎俩受到严厉的处罚,使得有关人员付出必要的代价,使实施坑、蒙、拐、骗的行为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才能杜绝信用不足的普遍现象。由于我国司法体制和法院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如司法地方化和行政化,法院的人、才、物仍然把握在地方政府手中,一些地方的领导人存在任意干涉法院的审判和执行工作的现象,造成有法难依的现实困难,因此,法院打“白条”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执法不力,实际上是地方政府为谋取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人为干扰公共规则的结果,直接助长了信用缺失态势,最终不仅形成地方经济长远发展的限制因素,而且严重影响了全国统一、规范、开放和有序大市场的形成,阻碍了我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

众所周知,法律是社会道德的最后的底线,也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社会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它应该是规范、完整和无可挑剔的。但恰恰在这里,法律出现了严重的信用缺失。主要表现在:其一,立法质量令人担忧。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几乎涉及各个领域的300多部法律,800多部行政法规,30000多个规章,大致上形成了有法可依的法治格局。[4]但是,由于缺乏经验,立法水平偏低,立法程序也存在急需改进的地方,这些因素导致这些法律、法规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如相当数量的法律条文存在明显的漏洞,缺乏可操作性,重复、矛盾,对国家生活干预的滞后性,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地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淡化了法律的尊严。其二,司法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加重了人们对法律的漠视。其三,“执行难”挑战法律的强制力。只有对违反合约的行为进行惩罚,让玩弄欺骗伎俩受到严厉的处罚,使得有关人员付出必要的代价,使实施坑、蒙、拐、骗的行为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才能杜绝信用不足的普遍现象。但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重审判、轻执行的问题,已经到了使法律颜面无存的地步。国家审判机关使法律的尊严仅仅停留在一张白纸上,成为法律白条,这种严重的失信行为,为社会树立了一种反面的榜样。积重难返的“执行难”问题,一方面把众多企业推进破产的深渊,另一方面逐渐形成一种恶劣的社会风气,因失信而引发的绑架人质等暴力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信用危机。其四,司法体制和法院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如司法地方化和行政化,法院的人、才、物仍然把握在地方政府手中,一些地方的领导人存在任意干涉法院的审判和执行工作的现象,造成有法难依的现实困难。执法不力,实际上是地方政府为谋取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人为干扰公共规则的结果,直接助长了信用缺失态势,最终不仅形成地方经济长远发展的限制因素,而且严重影响了全国统一、规范、开放和有序大市场的形成,阻碍了我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

5、信用危机产生的政府因素

市场交易各方履约的另一种形式是强制履约。强制履约需要借助第三方对违反合约的一方实施惩罚来保证。重复博弈和声誉机制的有效性需要一系列的制约条件,基于自我约束的履约机制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局限性。因此,政府公共制度设计与安排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有必要引入政府变量加强信用建设和信用管理。政府对交易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应该立法,进行有效的规制,以防患于未然。客观地讲,政府在恢复市场信用体系方面是做了一定的工作的,像清理三角债运动和现在正在进行的维护经济秩序活动,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笔者认为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工作,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上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业绩,但凭心而论,在构筑我国的完整的信用体系上,成果并不显著。而在西方,通过150多年的努力,各国已经构筑了一个完整而规范的信用体系。企业和个人大量的经济行为的准确而权威的记录构成西方信用体系的基础。个人“隐私权”仅限于政治、信仰和私生活方面,一旦涉及经济活动,则不允许隐瞒秘密。国家有专门机构,把每个人的还债、付账、工资、失业等情况都记录在案。为防止洗钱,美国联邦调查局还要求银行把任何人的每一笔一万美元以上的收支报告备查。在这样严格的监督下的各种记录构成了个人及企业业绩和信用记录。

  西方信用体系的建立还是有赖于依法建设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结果。如果上市公司出现虚假信息,有关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不仅要受处罚,而且要对股民赔偿损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我国,一系列的针对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造假案,涉案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并没有受到应有的严厉处罚。这无疑助长了践踏法律、践踏信用的恶行。

三、反信用危机的基本思路

当一个社会的信用体系频临崩溃时,单靠某一部门或单纯依靠道德教化是难以奏效的。必须倾全社会之力,高举法律之剑,实施反信用危机的综合行动。从另一个角度讲,合约履行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的有效作用,最终都依赖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由无序市场向有序市场的转变路径,离不开制度演变与变迁的基本参数。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消除各个交易主体失信的制度基础,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步伐,信用缺失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1、为反信用危机做好法律准备。其一,完善民法、刑法及有关法律中涉及债权保护的相关规定,对债务人的违约行为制定更加严厉的惩罚条款,对刑法中涉及欺诈和非法侵占等恶意背信行为的条款要进一步完善,增加其可操作性;其二,采取立法手段,制定专门的信用法规,严格规范涉及信用信息登记、使用、评估的机构、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并设立相应的惩罚条款;其三,针对司法腐败制定更严厉的惩罚规则;其四,强制推行信用票据化,对企业与个人消费使用现金的领域进行严格的限定;其五,通过专门的法规惩罚地方保护主义,规范政府行为,逐步消除政府对微观经济领域的干预,使政府真正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当好“守夜人”。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它的存在对建立统一的市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最大的绊脚石,必须予以清除。

2、大胆借鉴西方成熟做法,加速构筑我国的信用体系。西方社会经过150多年的努力,社会信用体系臻于完善。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就不必再去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非要苛求去建立所谓自己的信用体系。拿来主义,未必不好。关键是研究如何使之适应我们的国情。当前最迫切的问题,笔者以为有三,一是要确定如何在最短的时期内成立起具有权威性的信用登记机构,考虑到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的紧密关联性,该机构应是央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四部门参与组建和领导的、具有法律特别授权的社会中介机构。二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信用机制,为我国境内的所有法人、自然人建立起具有权威性的信用记录。三是要拨出专项经费确保上述活动能够正常进行,并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专题研究,组织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建立一个有利于信用体系正常运转的舆论环境。

3、国家出台专门的政策法规,大规模地调整国有企业的信用。目前多数国有企业被沉重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资金匮乏,因之而造成的偿付能力不足引发相互间拖欠货款的连锁反应,使发展能力严重受损。这些问题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解铃还须系铃人,政府应当尽快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要认识到,长痛不如短痛,企业的信用问题不早日解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健康的运行机制的努力恐怕会付之东流。据悉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这实为明智之举。

 

 

注释:


[1]王四四:《我们现在还相信什么?》,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

[2]参见:http://cnmanpower.51.net/lzh/ps_index.php?manage=cs。

[3] 参见宋新华:《信用重建势在必行》,全景网络,http://www.p5w.net/docs/news/finance/domestic/200112290314.html。

[4]刘勇:《浅谈信用的重建》,汕头经济特区报大华网,http://www.dahuawang.com/ztxw/llysj1/526/30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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