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于中国的宏观调控，笔者想从定性的角度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很多的观点纯粹是个人思考的结果，仅供参考。 一、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困境
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似乎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就像宏观调控伊始，人们对于宏观经济的判断到底是“过热”还是“偏冷”一样，专家学者们现在又在讨论宏观调控要不要继续的问题，是要防止“经济过热”，还是要防止“经济下滑”。有部分学者担心继续调控下去，则可能在下半年出现经济紧缩，很多统计数据似乎表明了这一点，特别是CPI没有预期的高，长三角地区甚至出现下降，现在又加上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会使情况更糟。也有部分学者担心如果不继续调控，则会使前面宏观调控的成果流失，固定资产投资会出现更大反弹。调控还是不调控似乎又成了一个两难的问题，学界观点不同，经营者在观望，决策者好象也显信心不足。
中国的宏观调控之路为什么会这么难？！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为什么总会出现如此截然不同的观点？这是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依笔者的看法，中国的宏观调控一开始就没有找准目标，关键问题是缺乏对微观层面的准确把握，也就是决策者对一些影响中国经济的基础性问题认识不够，出台的政策没有针对性而且过于粗糙，完全忽视了中国转型经济的复杂性。在调控过程中，对于偶然出现的成绩过于乐观。有些中央级的媒体就曾在去年底，很乐观地认为宏观调控已取得成效，这样的说法有不自知，也有奉迎。笔者曾撰文明确表示不同意宏观调控已取得明显成效的说法，并认为宏观调控要解决的实质性问题一个也未解决。
目前的宏观调控困境似乎验证了笔者的观点。宏观调控到底应从哪里做起才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效？才能使中国的经济真正走上健康之路？
二、中国宏观经济的问题所在中国的宏观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关系到如何实施宏观调控。笔者想谈一点个人的认识。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是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在本质上是政府逐步退出，市场逐步发育的过程。资源的市场配置，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以及市场机制不发达，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难题。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偏好，既有长期计划经济的惯性，也有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市场发展不充分的国家。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逐步开始得到改善，特别是在1992年国家提出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更为这种“减少政府干预、增加市场活力”的趋势注入了新的动力。按照这个趋势下去，中国的市场经济将有比较充分的发育，政府职能也能顺利实现相应转变。
然而不幸的是，在1997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对外经济的影响是明显的，这已不需笔者多说。然而更深刻的影响却被人们忽视了，这个影响就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得到强化，而不是相反；在另一方面则是对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对不重视。面对金融危机，上届政府开出的药方主要是依据凯恩斯的理论，诸如扩大政府公共开支、加强公共基础建设、高校扩招，等等，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避免了中国经济陷入紧缩的泥潭。
政府干预的成功，避免了经济危机，但也让中国的经济患上了政府依赖症。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断鼓励着各级政府大量透支，也让本来业已进行的“政企分开”努力化为泡影，更为严重的是强化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偏好。
这就象我们通过改革，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政府不要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并将他们从比赛场上劝回来，结果通过一场危机，又让所有的裁判员重新成为运动员了。尽管金融危机前后，政府干预经济的形式有所不同，但却在根本上影响了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能力，也影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为什么同样的凯恩斯理论在西方国家取得过很大成功，在中国却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笔者的观点是，同样的危机形式，但两者发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却是完全不同。西方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市场万能模式的结果，是由过分经济自由化导致的。也就是说以私营经济为主的过分自由化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宏观经济失调，政府开出的药方必然是国家干预主义，通俗地说就是增加了国家对经济的计划性。因此，凯恩斯主义1930年代的成功，是由于国家干预恰好是对自由市场的补充，即用有形的手来弥补无形的手之不足。
我们再看看1997年中国所面临的紧缩危机。这个危机从外部看，是由于其他受冲击国家的货币贬值以及产业结构与中国雷同，造成了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下降引起的；从内部看，是由于1992年以后企业盲目投资造成产能过剩以致总需求不足所引起。引起中国这场危机的整个社会经济背景，是中国的经济处在逐步摆脱计划的控制，市场机制逐步建立的过程中。换句话说，发生这个背景的社会经济环境不是经济自由过度，而是政府干预还很多。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发生的紧缩危机，仅采取扩大公共开支的方式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但在另一方面又很容易破坏来之不易的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并使得这种对政府投资过度依赖的经济增长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凯恩斯理论在中国实践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不在于这个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在于这场危机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与理论本身形成的社会经济环境不一致。1930年代西方国家过度自由的经济模式，通过政府干预后，找到了政府与市场间的平衡，防止了过度市场化的危害，从而在干预结束后经济发展更加理性。而中国是个市场发育不充分的国家，政府干预的结果恰恰是进一步制约了市场的发展，更加地破坏了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以致带来了今天宏观经济的困境。
笔者对处理那场危机的看法是，政府应当进行必要干预，但一定要注意对政府行为约束；在增加政府干预的同时，一定要同时鼓励经济的市场化，特别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确保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也就是说在中国或类似这样的市场机制不健全，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在面临紧缩危机时，政府应实施扩大公共开支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两者并举的方针，而且似乎更应侧重于后者。
依据上面的认识，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问题，实际上是1997年金融危机的延续，在内部需求层面，很大的程度上我们还没有真正走出紧缩的阴影，至多是正在走出这个阴影，因为我们到现在如不依靠投资，经济发展还会出现紧缩的可能性。2004年人们对于中国经济是“热”还是“冷”的争论，也可以用上述观点来加以解释。中国经济“热”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各种形式的投资，中国经济“冷”在国内的消费需求不旺，民间企业发展不充分。不加区分就笼统地争论“冷、热”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干预太多，在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作用太小，所以我们所有的文章都应从此做起，而且要常抓不懈，否则中国的发展永远不会健康。
三、宏观调控应着重解决两个重大问题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笔者认为必须解决好两个重大问题，一是政府职能问题，二是关于民营经济的地位问题。这是两个基础性的问题，前者也可以认为是政治目标的问题，后者可以理解为经济目标问题。两个问题尽管重大，且难以一蹴而就，但在现实中还是可以有很大作为。
1、关于政府职能问题
政府投资以及与政府有关的投资，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一个重中之重。当前政府投资冲动仍然相当大，而且有加大的趋势。放眼望去，地方政府无不打着基础设施建设的旗号，大兴土木，一座桥修完又去修另一座桥，一条路修完又修另一条路，而且修出来的“品位”也越来越高，用材料也越来越昂贵，而且完全不顾这样的“公共产品”是否有用就强加于人，诸如此类的情况不一而足。
为什么在全国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只有一个，政府在花公众的钱，却并不需要对投资负责，也没有人要求他们负责。我们在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让政府有权大力提供公共产品，却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制约，以至后患无穷！为此，笔者建议：
一是要尽快实现实质性政府职能转变。这个问题我们讲了多少年，在进入WTO前的一段时间更是被爆炒了一番，事实上这个问题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并不需要通过炒作来提高其重要性。我们由于搞了多少年的计划经济，加上传统上我们习惯于政府管理一切，特别是经济为中心的目标提出以后，政府更是将自己的主要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特别是花了大量的精力直接干预微观经济。这个问题一方面造成政府直接对经济行为的干预，在市场上与民争利，扰乱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影响市场公正，另一方面造成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忽视，特别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以至于造成目前的社会公正、信用、道德的缺损。两个方面的叠加造成了更加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甚至会造成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
转变政府的职能，让政府尽快回归本来的功能定位，是宏观调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内容，中央政府应该切实规范各级政府包括自己的行为，对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不该做的事坚决不做，对社会公共事务领域的事尽快负责责任。所谓“拉美现象”，不是人均GDP1000美元的特有问题，都是因为政府在这个关节点没有转换自己的角色，没有将自己从推动经济发展的职能，转移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忽视了政治制度的建设，忽视了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中国的宏观经济不解决这一点，所谓“拉美现象”在所难免！！
二是尽快建立起对政府公共投资的监督机制。现在各级政府都在打着发展经济的名义，大兴土木，今天修桥，明天修路，似乎永无止境。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约束机制，政府首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投入多少就投入多少。这种情况是造成目前公共投资过热的一个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应尽快建立制衡机制。首先建立起人大的约束机制，即政府一定数额投资项目，都应通过人大程序，不经过人大任何形式的公共投资都是不可以的。这方面我国的深圳已经有比较好的做法，值得各地借鉴。其次是重大的项目，要建立公众参与的机制，不是简单地让公众知情，而是让公众参与决策，甚至让公众决策。在这个问题上，学界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笔者的观点是不要低估公众的认知能力，要相信群众，要依靠群众。特别是事关公众直接利益的重大项目，如修建城市地铁，城市重大改造项目，要有公众的参与决策，不能由某一个人说了算。
三是尽快提高政府管理者的经济素质。笔者在工作中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我们的很多政府领导人并不懂经济学知识，有的是非常肤浅，有的是根本不懂。这种情况在以前也许是可行的，但现在中国的经济不同以前，规模巨大，情况复杂，不具备相当的经济知识，可能根本就弄不懂有些问题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用说自主地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了。
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及实践性都非常强的科学，特别是管理现代的经济，没有扎实的经济知识是很难应付复杂的经济问题的，这个情况不用笔者多说。很不幸，我们大多数政府领导人只是一知半解，笔者的感觉是中央层的领导是懂经济的，至少在决策方面是有一个相当强的经济专家团队在做参谋，但地方政府就不一样了。
因为对经济学知识的肤浅认识，以至于中央再好的政策都很难得到有效的理解和执行，甚至将一些明显不正确的认识一窝蜂地去效仿。比如，前几年的对经营城市的不正确理解，认为经营城市就是将城市中能卖则卖，或者单纯地认为经营城市就是卖土地；对市场化运作的理解就是不花钱办事情，有的领导公然讲不花一分钱就修好了几十亿元投资的道路，以发文件的形式来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用宣传号召替代就业市场的机制；用行政命令来降低药品价格，等等，不胜枚举的一些似是而非的做法，都是不懂经济规律的结果。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在用明眼人看来明显不合常规的做法？当然有现行扭曲的考核机制使然，但更重要的还是政府领导管理经济的水平不够，这在实践过程中非常有害。这样的知识水平，怎么能去理解宏观经济问题，又怎么能理解微观经济问题？这样的政府领导怎么能正确地引导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只能是别人上汽车，我也上汽车；别人做旅游，我也做旅游；别人修桥筑路，我也修桥筑路……。
在规范政府行为方面，有很多的意见可以说，以上的几点意见也只是针对当前的宏观调控而提。所讲的观点只有一个，宏观调控首先应调控政府行为，尽快找出制约、制衡政府经济行为，特别是公共投资行为的方式来。这个问题不解决，宏观调控只能是缘木求鱼。通过分析经济问题，务必找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对之加以调整改造，才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而且这个问题可以在短期内有效果。
2、关于民营经济地位问题
过多年的认识和理解，在现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外，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经已经不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权宜之计。这不仅体现在政府各项政策之中，即使在宪法层面都有比较好的体现。在所有制方面认识的进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大成果，但笔者认为我们做得还不够，很多认识仍有待深化。
对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和私人所有的不同心态，存在于整个社会意识之中。由于我们长期的公有制经济体制以及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仇富心态，使得人们在内心深处对公共所有制充满好感，而对私人所有制充满恶感。从经济学上来说，这又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意识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当然也关系到目前所进行的宏观经济调控。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应有怎样的关系呢？笔者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是要彻底理顺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令笔者想起了持续几十年的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本来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范畴内的事情，结果由于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以至成了一个禁区，最后还是由邓小平一锤定音。他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实现经济目标的手段，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对于这样的认识，不仅体现了邓小平战略家的魄力，更体现了对事物本来面貌的把握，当然这其中，也凝聚了广大社会精英的智慧，既是认识的提高，更是思想的解放。这样的魄力和智慧有必要用到对于公有制及私有制的认识上。
生产资料是以公共所有的方式投入生产，还是以个人或是由部分人所有的方式投入生产，这不是问题真正关键，两者本无优劣之比较，完全在于其实现目标是什么。众所周知，任何经济组织都有两个必须实现的目标，一是实现其社会目标，二是实现其经济目标。前者是其社会责任，后者是其经济责任，前者讲求的是公共利益，后者讲求的是其经济利益。这两个目标的不同顺序，造成了企业不同的所有形式。需要以公共利益为第一目标的企业，往往采用公共所有或是国家参（控）股的形式；而需要以经济利益为第一目标的企业，或是公共利益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得到解决的企业，往往采用的是私有形式。
公共所有的形式比较容易实现公共目标，但需要牺牲其部分经济目标；私人所有的形式比较重视经济目标，其社会责任一般通过市场机制及政府监管来解决。两种所有的形式，经过长期的发展，对于社会经济的作用已比较清晰，这种情形在世界各国无不如此。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有企业或是公有企业，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当有民营企业，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固有的生产资料组织形式，私有制也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必然的生产资料组织形式。公有的形式或是私有的形式，都是实现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目标的手段。
我们应当用上面的理解来看待中国民营企业发展问题，政府要真心实意地支持和帮助民营企业的发展，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歧视。他们都是中国人，难道他们还不如外国人办的企业可靠吗？！政府通过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充分发挥全社会的经济潜力，不仅可以让政府专注于公共管理，也可以有效提高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
二是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更稳定的环境。向民营企业开放一切可以开放的经营领域，向对待国有企业一样对待民营企业，同时建立起统一的政府对企业的监管机制。尽管国家这几年出台过鼓励民间投资的意见，但还是在很大方面“留一手”，存在着所谓“政治上的不信任和道德上的不信任”，在很多实质性方面对民营经济还是有很多限制，民营经济发展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经济贡献。客观一点，对于民营经济发展问题，我们是理论落于实践，是只做不说，但这个情况是不利的。韩国政府及日本政府，都曾采用了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他们花大力气来扶持私人资本，培育了一大批国际级的私人企业，为什么我们要对那么多的私人企业设置障碍呢？他们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笔者的认识是，只有中国的经济有一天主要依赖于私人资本的发展，而不是主要依赖于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国经济才会真正地走上自主增长的道路，创新问题、管理问题才有直接的动力。
三是逐步放弃对国有企业各种形式的保护。这个问题与前两个问题是相互依存的，也可以认为是一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对于效益、管理都很差的国有企业，该退出市场的要尽快退出市场，减少对资源及政府精力的浪费。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浪费了太多的资源、时间和精力，我们不能再作那样的蠢事了！国有企业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已经提了十多年，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也打了好几年，国有企业如今的境况如何，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有人曾经仔细地算过帐，国有企业所谓好转，是以几千亿的股民资金和储蓄人利率少得为代价的，这还不包括银行系统的大量坏帐损失。国有企业确实给我们的社会带来过很多财富，但以现在的情形他们到底为我们带来了什么？说得过头一点，中国经济今天很多的问题，如银行坏帐问题，管理能力低下问题，股市畸形发展问题，政府职能转变难问题，市场机制不充分问题，甚至是民营经济发展不足的问题……等等，都直接或间接与现行国有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有关。要是一开始我们采取的是减少国有企业，同时大力扶持民营企业的改革道路，今天的中国经济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模样。
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始终走不出意识形态的圈子，始终把国有当成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我们应当放下这样的思想包袱，用更加理性的眼光，实事求是地看待国有企业，不能人为地裹足不前。只有这样，国有企业才能走上健康之路，民营企业也会有大发展，中国的经济才能越来越强大。
四、宏观调控的正确方法关于具体的调控方法问题，有了前面的分析和说明，笔者已不必多讲。笔者的逻辑是，宏观调控一定要认真分析问题的根源，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尽快做出回答。否则我们不可能找到正确的方法，也不可能有理想的结果。政府职能问题及民营经济问题，是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两块挡路石，搬不走这两块挡路石，中国的经济很难健康发展，更不用说起飞。
宏观经济调控是个永续的过程，不是权宜之计，也不在一朝一夕，相应的调控政策也应立足长远，探求根本，决不是简单地应付几个问题。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是要将中国经济引上一条健康发展之路，而不是为中国经济打上几个补丁。按照这个思路，我们不难找到正确而具体的方法，再通过构建精巧的制度，辅以中国人的持之以恒，我们一定可以将自己的事办好，从而让中国成为政治经济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