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关部门2012年4月对境内外同时上市的67家公司做了一份内控调查，报告显示，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有49家，占比高达73.1%。 像导入其他的管控工具一样，内控的导入也需要引进专业的人才和投入必要的成本。一项政策能否真正落实到位，关键是看其背后的利益驱动机制设置。但在很多上市公司看来，编制内控报告仅仅是一项应尽的义务。某上市公司老总直言，“内控规范对公司来说无非是根据上市要求，写写内控规范手册而已。不知道公司做这样的内控建设到底价值何在？” 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内控报告应该服务于不参与经营的外部投资者，为其提供甄选投资机会的依据，但上市公司的信息发布似乎并没有坚持这样的立场，而是精心钻研“消息市”的运作机制。2011年，凯迪电力董事长陈义龙喊出了“1万亿”的响亮口号，将凯迪电力的股价拉升至25.25元。遗憾的是,紧接着这则消息的不是高瞻远瞩的市场布局，而是凯迪控股“6个月内不低于5%”的大幅减持公告。
若严格按照财政部、证监会等五部委下发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上市公司要建立起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五环相扣的内控体系的确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但从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公司本质来看，上市公司缺乏尽心进行内控的源动力。试想一下，上市公司是内控报告的编制主体，但内控报告的受益主体却是外部投资者，上市公司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花钱向“外人”揭露自己的短处？ 从科学管理的角度来讲，管理模式必须适用于企业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对比西方400年的企业史，除了举全国之力构建起的央企巨头，中国的大部分企业都尚处在成长期，其管理主题表现为“成长、发展”，而非“统一、管控”。所以，内控缺失恰恰是中国企业特定发展阶段的真实写照。 很多人认为，在审核制的背景下，过了IPO这道门，昔日的“游击队”就脱胎换骨般地加入了“正规公司”的行列。从书面制度建设来看，在中介机构的协助下，这种蜕变完全可以速成，但企业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从成长期跨入成熟期。当然，追逐私利的小老板也不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拯救股民的救世主。 真正提升上市公司的内控质量，强制执行监管部门下发的某项规定显示不是标本兼治之策。从本源来看，必须使内控主体与内控受益群体的利益保持高度一致。有关调查显示，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内控水平明显高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在众多直接参与经营管理的激励对象监督下，内控主体与内控受益群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大大降低，这纵然不能改进内控的系统性，但却可能提升内控信息的真实性。 站在上市公司掌门人的立场上，是否推进内控，关键取决于内控能否给上市公司带来价值。这就需要回答一个本源的问题——内控的本质是什么？内控不是简单地照章披露信息或者避免造假，而是推动企业高管层从注重业务管理向强化公司治理的思维跨越，注重塑造长期企业价值，而非仅仅关注短期业务利润。 上市公司区别于非上市公司，关键在于企业价值的体现方式不同，前者靠可预期的盈利能力，后者靠已累积的财务利润。如果我们要坚持IPO的审核制，那么作为管理当局，不能仅仅审核拟上市公司过去的业务，更应该审核拟上市企业老板的价值取向。 不要怀疑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只要意识转变、激励到位，任何难题都可攻破。内控，真正缺的不是人才和标准，而是提升企业长期价值的内控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