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管理学》与《人学》——兼论“应该把人当‘人’来研究” 中国传统的对人的教育方式从来都是首先教如何“做人”的，如人人皆知的教育名言：“传道、授业、解惑”所衍生出来一句简语：“教书育人”。而几乎不言每个人都“是人”，没有把自己放在人这个主体的显赫的位置，也不注意对自我的珍视，于是在危难之时自然也就不善于或没有能力进行自我保护了。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上重视教人如何做人的语彙很多，如：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出头的椽子先烂、羊群里不要出骆驼、逆来要顺受、夹着尾巴做人、见风使舵、看人脸色行事、憨厚还厚、得饶人处且饶人，等等。人活着首先不是以自我为主体，甚至不知道自己首先是个人，几乎是在为别人活着，很看重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评价我。即使强调实现自我价值，那往往也是披肝沥胆、肝脑涂地、视死如归、粉身碎骨、杀身成仁，将自己置于另一个极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漠视自己的生命，很少有人喊出“人是世界之轴”(高尔基)，“人是一个小宇宙”(圣西门)，“人间最高贵的事就是成为人”(黑格尔)，“保住自己个性”，“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人确立下来”（马克思）这样肯定自我、尊重自我、敢于大呼“我是人”这样振聋发聩的声音。 不错，马克思还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善于“做人”的人一定不能与社会相融。可同时马克思也说：“人是能思想的存在物。”假若一个人连自己是不是“有思想的存在物”都不知道，他又如何做得好人呢? 人有没有“我是人”的理念，表现出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比如我国古代东周列国之中的赵国，有个叫毛遂的，敢于“自荐”随平原君赴楚，去说服楚王出兵合纵抗秦。就说明了毛遂以自己是“人”自居，才体现出他的“自信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终于成了“做人”成功的范案。 由此可见：“是人”才是“做人”的前提，一个懂得自己“是人”的人往往也会懂得别人也“是人”，他就会尊重别人的权利和选择，也是对别人最大的尊重，也是最重要的“做人”。更是管理者“做好人的工作”的诀窍（knowhow）。 值得各行各业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思之再思之！ 有一种现象也许我们已经感受到了，那就是尽管我们一再对人进行“做人”的教育，而效果却十分有限，如果我们每个人能有一种“是人”的意识，那么他自然就会有做人的自尊、做人的良知，就会推己及人。从这个角度说，所以说：“不知‘是人’便无法‘做人’、也做‘不’好人”。 既然“是人”是“做人”的前提，那么如何才能言简意赅地概括出“什么是‘人’的科学概念呢？” 一言以蔽之：精神的人(信息)与肉体的人(载体)的完美结合所构成的矛盾对立统一体，就是人。
人的本质特征是他的信息性，所以，对人的研究就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构造的（解剖的）人，生理的人和心理的人。人的行为表现，则是这三个方面发展的综合结果。由于解剖的和生理的特征更依赖于人的先天性，所以管理学必须以人的本质特征为根据，着重从人的心理、动机、行为表现、也就是从人的“意识”方面去研究人的特征。而人的本质特征又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兹以图示如下： 那么又应该如何理解“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概念呢？ 人的本质是他的信息性和社会性，这就是说，人的“自我意识”的本质通过环境——即社会，得到充分的表现。所谓社会性就是人不能脱离环境、脱离社会，作为一个现实的人，他必然在与自然环境发生关系的同时，也与他人发生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就称为社会关系。 那么人为什么是社会关系的总合呢?首先要分析人与他人发生什么关系?这种基本的关系有多少种类型?而后才能理解为什么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合。 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在我国古代就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如《礼记》中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这里所说的天地者生之本，是生命(包括人类)起源的朴素概说。先祖者类之本是说人类中具体的人的来源是先祖所生。君师者治之本是说人们把握道而达于治的智慧，是由国君、领导和老师教育而授予的。先祖者，类之本反应了人不可脱离的几种基本社会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而君师者治之本，反映了君臣的关系、朋友之交的关系。在这里君、师并列，君是导师的意思，导是领导。正确的领导实质上就是择善以教。这里的择善就是有正确决策的能力，并能做出让大家信服的正确的决策。这当然是人的集合，是脱离不开的关系。而师，则是教育者。因此，就发生了师生关系，朋友之交的关系，这里“朋”指的是同师学教，“友”则指志向兴趣相同的人。人之生就脱离不开这五种(夫妇、父子、兄弟、领导被领导、朋友)基本关系，而人既可是子，同时也可是父。授教者同时也可以是受教者，被领导同时也可是领导。“朋”、“友”是相互的。所以在一个人身上就集中反映了这五种基本关系，这就是人类社会关系总合的含义。人正是在处理这五种关系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人性”，人的本质特征——“自我意识”。运用这一智慧把握正确处理这五种关系的规律，在我国古代就称之为“天下之达道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