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北京大学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董正华教授认为，以家庭农业为基础能够实现农业现代化
本报记者 王 淼
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无法回避的难题。其中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被人们反复提起和探讨的话题是：在一家一户的家庭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到底能不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一些学者提出，市场机制摧毁小农的自然经济，因此必须改变家庭农户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代之以资本主义的大农场，才能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就此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北京大学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董正华教授。
记者： 传统理论认为，市场机制摧毁小农的自然经济，而家庭联产承包制下的家庭农业生产方式要将在我国长期存在，如何看待这个矛盾，家庭农业的现代化能够实现吗？
董正华：我们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家庭农业到现在为止仍是全世界农业经营的主导方式。要看到，农民的生产方式古已有之，在各种社会制度、社会形态下都显示了它的顽强生命力，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代西欧和东亚中小规模的家庭农场长期延续，是由以下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在土地资源稀缺、工业化水平有限因而可以吸收的非农就业有限的情况下，农业人口多而耕地少，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狭小，不可能普遍提高经营规模。其次，资本主义向农业部门的发展，受农业生产的生物性特点（自然因素影响、生产周期长而且缺乏连续性等等）的障碍。第三， 家庭农民精耕细作的传统，使土地生产率高出相对粗放性经营的大地产。第四，适用的小型灌溉、化肥、农药、新品种等农业技术具有不受规模大小限制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决定着，家庭农业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仍将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体。要认识到，当代以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农村改革为基础的新型家庭农业制度，为相对“公平的增长”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以农业和农民利益的付出为代价，为高速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后，农业的现代化仍然离不开家庭经营这个基础。
记者：近年来，人们在研究三农问题时发现，在家庭联产承包制下，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在解决吃饭问题后，却无法解决农民致富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借鉴美国资本农业的发展思路，建立工厂式的农场；也有学者以南街村为例说明，家庭联产承包制应该恢复到集体经济模式。还有人提出，家庭联产承包制实施后一段时期，农业生产之所以得到了那么快的发展，与人民公社时期对大江大河的整治和水利的建设有很大关系，并认为在家庭农业的条件下，农村的公共设施难以得到有效维修，从长远看是不利于农业发展的。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董正华：现在靠集体经济富起来的这些农村，靠的不是农业而是工业。而农业部门不可能完全工业化。南街村实际上是农民在自动地搞工业部门，搞工业化，甚至是农民在造城。我认为，“三农”实际是“两农加一乡”。乡村不一定都是农村，未来的趋势是乡村里面也可以有工业部门，但不能没有农业和农民，一百年以后也不可能农村都变成城市，农民都变成工人。而且现在让农民把土地重新归堆，恢复人民公社，农民也不会答应。
从国外农业发展的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家庭农业目前在全世界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有关资料表明，时至今日，尽管农业劳动者所占比例已经很小，农业经营规模也已经扩大，但无论西欧还是北美，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家庭农场。雇佣农工不仅在绝对数字上下降了，而且在农村劳动力比重中也下降了。1976年加拿大农场总数中91.5％是家庭农场；1980年澳大利亚17万多个农牧场中有90.4％是家庭农牧场；美国1982年家庭农场占农场总数的95％。我在美国考察时看到，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经营的家庭农场，小的可以是30英亩左右的果园，农场主一般要靠非农兼业；中型的有几十头上百头奶牛的牧场；大的有数千英亩的种植型农场。大小农场农忙季节很多需要雇工，大农场和较大的养牛场一般拥有价值不菲的机械设备。在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很大，投入和产出都高度商业化，农牧业生产都已经高度资本集约化，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一个农民可以养活上百个人。因此，可以说美国农业部门已经高度现代化，然而却仍然以农户拥有、自主经营的家庭农场，而不是以人们所想象的资本家雇佣大量农业产业工人的企业化大农场为主体。在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也都是以家庭经营为主。上世纪60年代对韩国家庭农场的发展前景也有过一场讨论，有的学者认为韩国家庭农场在资本家的剥削下趋于贫困化，有的学者认为韩国家庭农场会因青年人大量流出而很快瓦解。但事实上，尽管农户的总量减少了很多，农户总人数从1967年高峰时的1443万下降到80年代末的666万，但并没有发展出大农户或者企业化大农场。但从整体上看，韩国农业资本和技术集约化程度、劳动生产率、农户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记者：那您认为在家庭农业的基础也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董正华：是这样。我认为，以家庭为单位更符合农业生产的特点。对我国家庭农业发展的道路，应该进行客观的分析，要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业生产能力在一定时期内迅速提高，与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一些工作确有很大的关系，对此，我们不能割裂历史。现在水利设备年久失修，一家一户的农民没有力量去抓这个事情，这些都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但现在理论必须澄清的是，是将农民土地强行集中搞大农业，还是按现在的道路发展，逐步扩大农民的经营规模更符合农业现代化的长远要求。要认识到，人民公社之所以不成功有着深刻的制度方面的原因，对此学者们已经有过深刻的分析。如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认为，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集体耕作制度不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劳动监督非常困难，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相应地很低。相反，家庭农场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此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林毅夫的另一篇文章以博弈论解释1959~1961年中国的农业危机，认为人民公社的制度结构、组织性质是“一次性博弈”，农民无退社自由，相互间缺少一种自律合约———承诺提供跟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的“自我实施”协议。也有人从农业耕作本身的特点即“农户经营的生物学基础”来看最近这一场中国农村改革的。他们认为20年前的那场转变，其实是劳作方式向家庭的回归。家庭劳作方式本身对土地所有权有着极其复杂的影响，而不是倒过来，像很多人解说的那样。
此外，我们要看到，现代科技的发展为家庭农业的现代化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很多适合家庭使用的农田机械已经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同时，完全由农民个人拥有现代化的生产设备不太现实，也没有必要，现在各地正在用市场的手段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机械化与个体经营已经不再是不能突破的矛盾了。比如每年小麦收割中的“麦客”就已经实现了使用大规模的收割机进行跨区域作业了。
记者：但据我们了解，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环境下，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的确成本很高，效益则比较低，农民如果希望通过种粮致富是很困难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农民有保留自己土地的强烈愿望，在这种矛盾面前，我们应该怎么做？现在需要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吗？
董正华：农民希望保留自己的土地，但这不能保证农民能够从土地上致富。如果全球农产品市场完全放开，有一个“世界政府”，不光是中国，整个东亚、西欧的粮食生产都是不经济的。这不是由经营方式决定的，而是由人均土地占有量决定的。借鉴东亚的经验，我认为应该充分发挥国家的作用，对农业生产经营进行适度的引导和保护。如果没有保护，那整个东亚的农业都会破产。但是，考虑到国际秩序方面的原因，没有一个大国可以忽视自己的粮食安全，而依赖进口解决自己的粮食问题。至于土地所有权问题， “耕者有其田”、“农地农用”是战后以东亚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土地改革确立的基本原则，其中，禁止农地非农流转等等，可以视为国家对农民地权的限制或分割，是跟“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不同的另外一种“土地国有化”。我认为，如果说“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 “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更适合于美国的话，从战后东亚经验看，国家对农地非农使用（包括撂荒）的限制，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适度分离更适合当前我国的国情。当前主要的是钱权勾结以各种借口随便向农民征地的问题，应该从立法上解决，保护农民对耕地的权益，此外当然还有金融信贷、义务教育和技术培训、保健保险、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退耕还牧、退耕还林、生态环境等问题，也需要政府作为，而不仅仅是市场出面。
记者：那您认为当前农业现代化应该重点解决哪些问题？
董正华：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最终依赖工业化，但即使到了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农业部分仍然以它的产品、劳动力和潜力无限的市场为工业化做贡献。就目前而言，我们亟须在以下方面取得进展：一是解决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谈判地位很弱的问题，应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国外既有的农有农享的非政治性的农会、水利会、“四健会”或其他真正属于农民的信用合作、供销合作组织，都是可供借鉴的组织形式；二是要处理好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工农产品的剪刀差问题，要真正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三是要推进农村的政府机构改革，农村供养的人员太多，七站八所，十羊九牧，这种状况必须彻底解决。
最后，我想说， “农民的生产方式”自古已有，现代化决非完全抛弃传统，对于农业的家庭经营模式不宜轻易进行否定。
（原出处:中国改革报 2005-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