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中产对待奶粉的态度，已经可以用歇斯底里来形容。这背后，是怎样的社会心理？ 事实上，除了奶粉，中产阶层的焦虑还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严格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比如，在实践意义上拥有公民身份和相关的政治权利，就是中产阶级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群体性焦虑，自然与中国社会现实有关。 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 现实生活的巨大压力引发的无助，由此而产生的社会认同缺乏，因此而形成的内心冲突及其外在表现，是中产阶级群体焦虑的显著特征。简而言之，中产阶级的群体焦虑，主要体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范畴的种种缺失和匮乏上，以及个人和社会这内外两个层面的矛盾冲突中，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通常认为，发育正常而健康的社会，是中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但在社会转型和处于变局之中的中国，中产阶级仅仅是占有最大人口数量的低收入阶层，以及占有最大财富的少数权贵精英之间人口数量微小、势力单薄而体质脆弱的一层。着眼于这一阶层的生态，有人称之为夹心层；着眼于社会结构，有人称之为哑铃型社会—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是这个哑铃型社会贫富两极之间细弱而易于断裂的手柄。 个人境遇的好坏，是中产阶级群体焦虑的底色。中产者通常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技能，靠工资生活，报酬不错，但是，他们收入来源单一，在就业和收入上有着较强的依附性。在此前提之下，就业的途径和难度，收入多寡和稳定，工作压力的大小，职场上升空间宽窄，均是他们最为敏感和关心的问题，也是他们群体性焦虑的重要来源。当就业难度加大，收入增长赶不上物价上涨，畏惧失业而不得不承受过重工作压力，经济和政治资源被权贵精英垄断而社会板结、个人发展前途暗淡之际，不得不为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确保生活质量而心力交瘁，个体焦虑由此即不可避免地产生，继而在群体中迅速扩散，以至于不乏收入百万而依然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的例子。
变与不变的纠结 个人和家庭生活必要的支出相较于收入居高不下之际，中产阶级对现实的安全感和未来的确定性即不可避免地处于崩溃状态。住房、医疗、教育这三项大宗消费，在个人和家庭收支之间形成的巨大落差，落实到中产阶级群体中，尤其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是导致他们精神压抑，以至于具有强烈的个人身份撕裂感，从而陷入悲观之中而缺乏社会和时代认同的根本原因。畸形市场环境中固有的不公，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加剧，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缺失，不仅是中产阶级群体性焦虑的物化基础，也是对现状不满、渴望变革成为普遍现象，以及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冲突频发的病灶所在。 有别于贫富两极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凸显并强化了中产阶级的敏感度和脆弱性。特别是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他们几乎将所有的精力与时间都投入到避免个人和家庭堕入贫困的抗争之中，从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原子化生存状态。他们的群体性焦虑体现在他们的精神世界荒芜，价值观混乱，权利意识淡漠，无暇顾及公共生活，也难以履行社会责任等等方面，让他们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伪中产”，也是群体焦虑诸多病源中不可忽视的一端。 在现实之中，中等收入阶层无疑是危机感和被剥夺感最强的一个群体，常常处于上升无门而下坠极易的状态。在房贷、医疗、教育、交通、养老等生存要素束缚之下，他们不甘于现状，但是不得不忍受和屈从，于是依附和顺应就成为了他们的自选动作。在喧嚣的主流话语之下，中等收入与阶层常常是失语者，是沉默的大多数中最软弱的一群，在伸张和维护自身的法定权利方面，甚至远逊于贫困阶层。他们犹如苦海中挣扎求生的溺水者，奋力维持现有的社会经济地位，而面对社会的不公不义，他们中的大多数往往基于自身的困境，认定自己缺乏改变现状的力量。中等收入阶层的群体焦虑，就是这种顺从却不认同现实所引起的内心冲突和价值观的混乱的结果。他们渴望变化，又恐惧变化，在变与不变中纠结着。 中产是最敏感一群 中产阶级的群体焦虑之所以特别强烈，在于它是社会整体焦虑中最为敏感和重要的一环，针对社会，它是衡量稳定的水平仪；针对经济，它是市场气候的晴雨表。2011年底，牛津词典将“中产遭殃（Squeezed middle）”评选为年度热词，强调经济危机之下，中产阶级受损对社会的巨大冲击，同时凸显了住房、医疗、教育、养老、交通等公共福利保障，让多数人拥有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反观自身，因担忧现状和恐惧未来而选择冷漠和麻木、或者跟随富人的脚步移民以逃避，固然是缓解和医治中等收入阶层个体焦虑症的一策，但这种个体的自救行为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只能加剧群体焦虑的程度，进一步伤害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