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在今天之所以陡升,表面上看是外汇陡增,以及国际贸易顺差陡增,形势逼人的结果;究其实质,是“六个低”表现出的经济现实,以及滞后的经济政策,而造成今天被动局面。“六个低”是:低就业、低工资、低物价、低流通、低市场、低效率。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劳动力就业型增长,而非主要由生产率增长实现。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一个解决上亿农民、工人隐性失业难题的过程,实际的低就业率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低就业导致低工资;低工资导致低物价。而历来政策的长期限制,形成劳务的低流动,产生人口迁移就业的人为障碍。近八亿农民生存,仍是传统自然经济,基本上被排除在市场之外,只能靠天靠政策吃饭;总体市场发育水平低下,成为中国经济的实情。政府管制过多,限制了劳务、资金、物质自由流动和市场自发调节的作用,导致出现经济高增长伴随低效率的局面。
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正常高速发展的需要。根据影响汇率的多方面因素,以及联系 “六个低”的经济现实,中国政府能够也理当及时采取多方面有效政策措施,以便亡羊补牢,化被动为主动。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选择:
1. 既然汇率在世人预期中上升成必然趋势,那么汇率采取循序渐进原则逐步提升,是必然选择。这有利于引导境外资金实行长期的投资策略,而非表现为短期炒作行为。从而一方面,坚决打击扰乱国内市场秩序与经济正常增长的短期炒作资本,另一方面,尽可能充分利用境外游资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相信未来20年战略机遇期内,人民币汇率每年按1%-2%逐步上升,对中国经济正常发展绝对利大于弊。
2. 国内资产的升值,有利于压缩货币升值的空间,从而利于汇率的稳定。因此,在当前振兴股市的国策主导下,适时扩大合格境外资金投资规模,有利于国内资产价格的合理稳步回升,并最终给国民带来实惠收入。
3. 在继续引进外资的同时,努力扩大开放国民投资领域,实行国资与外资同等待遇政策,及早改变重外轻内的莫名其妙的做法,并力所能及的采取争对国内企业的扶植优惠政策,因为民族经济的振兴,是国民经济振兴的前提。鼓励有实力有需要的国内企业到国外直接投资发展,这既有利于利用充足的外汇收入获取更多利润,并保持外汇在一个合理限度水平,又能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并缩减名义上的对外顺差。最终减缓外部对汇率升值的预期和压力。
4. 只要经济正常增长,不要害怕正常合理的投资规模。一般地通胀率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只要通胀率控制在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的范围内,实现10%-20%经济高增长,是完全可行和有利的。经济高增长伴随适当通胀率,有利于汇率的稳定。
5. 解除对劳务流动的种种限制,实施积极的劳务就业政策。充分利用国外劳务短缺机会,积极引导和促进劳务输出,实行国外就业。总之务必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及早解决隐性失业的社会隐患问题。鼓励劳资双方对等谈判,保证工人工资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彻底改变工资增长十年停滞不前的的非正常现象。稳定的就业率与工资增长有利于汇率的稳定。
6. 高储蓄、高投资与外向型经济策略,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年来高增长的三个基本保证。切忌盲目调动国民的消费欲望,切忌过快开放国内的消费市场,一旦消费型社会来临,就是经济停滞不前的开始。首要的是着重开发美国以外的世界市场,以防吊死在美国这棵大树上。日益丰富的高素质的人口资源,仍将是中国未来二十年实施外向经济战略的有力保障。不反对靠信用消费的国内市场逐步建立和发展;因为随着国民收入稳步增长,诱导国民逐步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最终目标。未来二十年内,以国外国内两个市场并重,实现国民经济的腾飞,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当然选择。坚持发展世界大市场的理念,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